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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治与算法捷径：社会算法治理中的民主损害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and the Algocratic Shortcut: the Democratic Harms i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of Society
by Nardine Alnemr
算法被用来计算和管理公共生活的不同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有关公民的海量数据。假设算法在基于数据的决策中是中立的和高效的，那么算法就可以被应用于刑事审判和福利等领域。鉴于算法决策是在没有民主协商、仔细审查或正当辩护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对民主自治的理想产生诸多影响。在《没有捷径的民主》（Democracy without Shortcuts）一书中，克里斯蒂娜·拉丰特（Cristina Lafont）反对“走捷径”的民主自治。拉丰特对捷径的批评把这一现象——将绕过民众参与和平等对公共生活治理决策的授权视为理所当然——问题化。在本文中，我将拉丰特的论点扩展到另一种捷径：算法捷径。算法捷径造成的民主损害包括削弱呼声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减少公民参与的机会。在本文中，我定义了算法捷径，并讨论了这条捷径造成的民主损害、它与其他民主捷径的关系以及借助其他捷径弥补算法损害的局限性。最后，我借助“有抱负的协商”（“aspirational deliberation”）反思了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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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额外步骤的奴隶制：概念化非人格化的市场支配
Slavery with Extra Steps: Conceptualising Impersonal Market Domination
by Louis Mosar
最近，一些作者声称，从共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市场关系是支配性的。然而，初步认定，这个想法并不符合（新）共和主义（（neo-）republican）的支配概念，后者以主奴关系间的支配为原型。本文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试图论证，市场关系可以被视为支配性的。其次，我试图表明，这可以通过对（新）共和主义支配概念的拓展来实现。我试图通过比较主奴关系与那些声称市场关系要求支配的作者们的论述来实现这一点。这种比较表明，主奴关系与被视作支配性的市场关系中的动态存在基本的相似之处。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支配的特定伤害，我称之为“支配的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然而，主奴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区别在于导致支配逻辑具体化的关系特征。我认为，佩蒂特的话语控制（discursive control）概念允许我们拓展他对支配的论述，从而使我们可以将市场关系视作支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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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一面镜子：后革命伊朗的政治领导的介导地带
A Mirror for the Crowds: the Mediated Terrai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by Naveed Mansoori
本文探讨了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群众、领导和媒体。文章聚焦于通过发挥“领导”作用（否则便是“无领导运动”）——特别是在传统的“领导”不再合法或不再存在的环境下——来与霸权权力争辩的媒体。文章认为，这种媒体揭示了被领导的神话所掩盖的政治秩序中的党派现实，即领导人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我把重点放在1979年国际妇女节，当时群众对阿亚图拉·霍梅尼强制使用面纱的决定的抗议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作为历史的主体和代表的客体。通过聚焦于无党派报纸《阳德根报》（Ayandegan），本文展示了群众、代表的客体是如何成为作为潜在领导的政治主体的。尽管《阳德根报》努力保持中立，但它在无意中挑战“魅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时成为了党派人士。1979年3月8日及之后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介导关系，对我们理解媒体在无领导运动中的作用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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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中的关怀伦理：琼·特隆托对话艾丽斯·帕拉·朱诺
Care Eth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an C. Tronto in Conversation with Iris Parra Jounou
by Iris Parra Jounou & Joan C. Tronto
琼·特隆托是关怀伦理和美国政治理论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创建更民主的制度、改善医疗保健，以及调整城市规划、建筑和艺术以获得更大的福祉等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她阐述的概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传播和和讨论。
特隆托教授1987年的文章《从性别差异到关怀理论》（Beyond gender difference to a theory of care）论述了两个有待在后续工作中发展的主要主题：改变道德观点的必要性，以及寻求最适合关怀伦理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特隆托教授在《道德的边界》（Moral Boundaries）（1993）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两个主题：如果目标是发展一个政治提议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道德理论？道德和政治是如何在关怀中、并通过关怀相关联的？
对特隆托教授来说，关怀既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也可以作为一个好社会的政治成就的基础。它提供了一种改变范式、超越道德边界、迈向更公正和更具关怀的社会的方法。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分析当今社会是如何看待关怀的，以及涉及哪些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
在《关怀民主》（Caring Democracy）（2013）和《谁来关怀？》（Who cares? ）(2015)的政治提议中，她进一步阐述了她的女性主义伦理。在这里，她的起点是：关怀赤字和民主赤字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在应对其中一面之前，就不可能尝试解决另外一面。尽管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聚焦于自由民主的危机、公民的政治不满和低迷的选举参与率，特隆托教授却坚持认为，真正的民主需要一种新的关怀模式。在她看来，关怀不属于私人领域，不是自然的，也不能成为一种商品。相反，关怀是我们共同负责的事情。因此，关怀制度和实践的革命将需要政治和社会制度与实践的平行革命。这就需要消除基于性别、种族、宗教和阶级的特权，并涉及到对民主政治的重新思考。如果关怀责任成为民主政治议程的中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民主的功能不仅理解为维持经济，而且理解为公平地分配关怀责任——我们就需要对关怀和民主都有一个新的理解。特隆托教授的著作是任何思考当代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之间关系的学者的核心支柱。
编译：Sailor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