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 政治公共领域结构再转型的思考与假设

文摘 2024-07-16 21:43 德国

哈贝马斯高龄而笔耕不辍，于2021年在期刊《利维坦》（Leviathan）上发表此文，后编入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结构再转型和商谈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并由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于2022年出版。本篇为ChatGPT首译、人工校对，为方便阅读已略去注释。

政治公共领域结构再转型的思考与假设

Überlegungen und Hypothesen zu einem erneuten Strukturwandel der politischen Öffentlichkeit

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作为在近六十年前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被本论文集的编辑作为当前讨论的起点），我想发表两点评论。尽管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就销售量而言它是我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本。另一点评论是我对这本书取得非凡历史影响力原因的猜测：这本书包含了关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史和概念史的描述，尽管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也给更广泛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历史的方面不是我们的主题。但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政治“公共领域”的概念被嵌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背景中。在此之前，“公共领域 ”一词一直被放在“公众舆论”这一概念领域中，而自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以来，“公众舆论 ”一词被被较为笼统地运用于民意测量，而现在，社会学概念上的 “公共领域 ”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框架中被置于市民社会和政治体系之间。我们可以考虑其对社会整合的功能贡献，特别是对公民政治整合的贡献。尽管我意识到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功能远远超出了它对法治国民主意志形成的贡献，但我后来还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处理了这一主题。在本文中，我将从公共领域对民主共同体存续的保障功能出发。马丁·西利格（Martin Seeliger）和塞巴斯蒂安·塞维尼（Sebastian Sevignani）通过他们有趣的思考，使我对公共领域结构再转型进行了反思，尽管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其他主题，只能非常选择性地了解相关的出版物。不过，我还是有机会阅读了本卷中大部分有趣的文章，并感谢我的同好们为我提供了这次具有启发性的阅读机会。
我首先将讨论规范理论和经验理论之间的关系（1），然后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个体化和多元化社会制度化的条件下将民主进程理解为商谈政治（2），最后提醒大家注意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下难以实现的稳定条件（3）。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提供了社会史的前期工作，我将概述数字化变革的传媒结构（Medienstruktur）及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数字化的交往技术进步首先激起了去边界化的趋势，但也导致了公共领域的碎片化。新媒体的平台特性在编辑的公共领域之外创造了一个交往空间，读者、听众和观众可以自发地扮演作者的角色（4）。新媒体的影响范围可以从一项关于媒体产品使用情况扩展的纵向调查结果中看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互联网的使用被迅速普及，电视和广播的份额或多或少保持稳定，而印刷报纸和杂志的消费则急剧下降（5）。新媒体的崛起笼罩在对网络通信进行商业开发的阴影下，而这种开发目前几乎没有受到监管。一方面，这威胁到传统报业和记者作为主要的职业群体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对于社交媒体的独家用户来说，一种半公开的、碎片化的、自我循环的交往方式似乎正在扩散，扭曲了他们对政治公共领域的感知。如果这一假设属实，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公民来说，一个重要的主体性前提，即在民主宪政中促使某种程度的商谈性意见和意志形成的方式，正遭受损害（6）。

在讨论政治公共领域在民主法治国中的角色时，我们通常区分经验研究和规范理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称之为“理想理论（idealer Theorie）”。我认为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选择。从我的角度来看，民主理论应该合理地重建自18世纪末宪政革命以来获得积极效力的规范和实践的理性内容，这些内容已经成为历史现实的一部分。对民主舆论形成过程的实证研究，如果不同时根据民主法治国所应满足的规范性要求加以解释，就会失去其意义，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引起人们对一个有趣情势的关注。这需要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因为只有通过那些使基本权利获得了积极的内容的革命性行动，一个新的规范性落差（normatives Gefälle）才进入了公民的意识，并因此进入了社会现实。

这种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宪法秩序下的、特殊的、陡然的规范性是“不饱和的”并且超越了现状，这一历史事实的新内容可以在通常的社会规范性背景下得到更好的理解。社会现象，无论是行为、通信流还是人工制品，无论是价值还是规范，无论是习惯还是制度，无论是契约或组织，都具有规则性特征。这体现在行为偏差的可能性上；规则可以遵守也可以违反。现在，有不同类型的规则——逻辑、数学、语法规则，博弈规则和行为规则，后者又可分为工具性和社会性行为规则，再可分为战略性和规范性调节的互动。正是这些最后提到的规范，以“应该”的特殊规范模式为特征。这样的规范性行为期望可能会提出或多或少严厉程度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偏差的制裁方式——最严格的要求来自道德。随着轴心时代世界形成而出现的普遍主义道德的特点是，它们从根本上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人。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这种道德认知潜力从宗教或意识形态背景中解脱出来，并分化为——根据今天仍然有效的康德式观念——每个人在其不可剥夺的个体性中都应得到同等尊重和待遇。从这种理解来看，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根据对所有可能受影响者的商谈性审视下得出的普遍规范进行评判，以确保对所有人同样有益。

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一发展的某种社会学后果值得关注：必须记住理性道德的极端激进性，才能衡量这种平等-个人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应然要求的高度，然后通过从理性道德到受其启发的理性权利的视角转变，理解这种历史的意义：自宪政革命以来，这种陡然的道德认知潜力构成了国家制裁的基本权利核心，进而构成了实证法的核心。通过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宣言”，理性道德的实质已经进入了由主观权利构建的强制性宪法权利的载体！通过那些史无前例的民主宪法秩序奠基的行为，在18世纪末，规范性落差的前所未有的张力植入了法权上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政治意识中。这种对新的规范性自我理解的激励与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探究的新历史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积极面向未来——整体上，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转变，它嵌入了社会变革的资本主义动态中，技术进步同时加速了社会生活情状的变化。如今，这种动态在西方社会中唤起了一种更具防御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对由技术和经济推动的社会复杂性增长感到不知所措。然而，持续至今的社会运动不断唤醒人们的意识，即被压迫、被边缘化和被贬低的群体、受苦受难、被剥削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对社会阶级、亚文化、性别、种族、民族和大洲的不完备的接纳，这提醒我们注意位于规范实证性和内容尚未满足的人权之间的鸿沟，这种人权不再仅仅只是国家“宣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通过这个历史回顾强调，民主政治实体的存续前提之一是公民从参与者的角度，将自己视为持续实现这些尚未完全利用但已积极有效的基本权利的进程中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实现基本权利的长期过程之外，我感兴趣的还有在一个民主法治政治体中，伴随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身份状态而通过自我理解决定的理想化的普遍情况；因为公民在参与其公民实践时，必须直觉地（并反事实地）假设他们所行使的公民权利总体上兑现了其承诺。民主宪法的规范核心，特别是关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必须植根于公民的意识中，即公民自身的隐性确信中。不是哲学家，而是公民们必须大多数直觉上相信宪法的原则。另一方面，公民也必须能够信任他们的选票在民主选举中被平等计数，立法和司法、政府和行政行为大致公正，如果做出可疑决策，通常有公平的复审机会。即使这些期望是理想化的，时而超出实际实践，但它们通过反映在公民的判断和行为中而形成了社会事实。此类实践的问题不在于它们要求参与者进行理想化的假设，而在于不允许公开和长期否认这些理想化的制度的可信度。如果数十年来政治精英们没有辜负宪法所保障的相当一部分公民的合理期望，那么特朗普的致命呼吁就很难在2021年1月6日冲入国会大厦公民的愤怒中得到理想的回应。因此，针对这种法治国的政治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既要考虑到道德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基本权利体系所特有的理想化盈余，让公民意识到自己参与了民主合法统治权的行使；又要考虑到社会和制度条件下，公民与其实践相关联的必要理想化才能保持其自身的可信性。

因此，民主理论无需承担独自拟定公正政治秩序原则的任务，即构建和证成这些原则，以便通过教育将其展现给公民；换句话说，它不需要被理解为一种规范性设计理论。它的任务更多在于从适用的法律以及公民相应的直觉期望和合法性观念中合理地重建这些原则。它必须明确地阐述历史上既存且被认可的足够稳定的宪法秩序的原则性意义，并解释那些使实际行使的统治在公民意识中确实具有合法性力量的、提供正当性的理由，从而也能确保公民的参与。[3]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既解释了参与政治生活的大多数公民的隐性意识，也能够塑造他们的规范性自我理解，这与当代学术史的角色并无不同，后者反过来也会对其所代表的历史事件的延续产生施为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它天生就是政治教育学。因此，对我来说，商谈政治也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我们必须用它来衡量“堕落的”现实，而是在多元化社会中，每一个仍然值得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前提。因为一个社会的社会生活状态、文化生活形式和个人生活方式越异质化，缺乏既有背景共识的情况就越多，需要通过公共领域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共同性来弥补这一缺陷。

古典理论可以将自己理解为制定民主宪法的规范性蓝图，因为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宪政革命之前。但今天的政治理论必须认识到，随着民主宪法理念的过度扩展，强制性宪法规范（Verfassungsnormen）的实证规范（Geltung）和宪政现实之间的张力已经深入现代社会本身的现实中，并在出现明显急剧增加的不和谐情况下，至今仍能引发大规模的抗议动员活动，这就要求理论意识到其重建任务。当然，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本身也歪曲了这一思想，它们片面地将人民主权或法治置于优先地位，并未能抓住个体行使的主观自由和主体间行使的人民主权的同等起源的要点。因为这两次宪政革命的理念是一个自由法律同伴的自我决定联合体的基础，而他们作为民主的共同立法者，最终通过普遍法律的平等分配主观权利来实现自身的自由。根据这一集体自我决定的思想，将人人权利平等的平等普遍主义与每个体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民主和法治（Rechtstaatlichkeit）是地位平等的。这一思想只能通过围绕商谈政治理念的交往理论来实现。

商谈政治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三月革命前的（vormärzlich）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但后来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得到了发展，尤其能解释在多元社会中，如何在没有共同宗教或世界观的情况下，在直觉上的宪法共识背景下达成政治妥协。随着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产生了一种合法性缺口。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统治王朝的神圣使命的信仰已不足以提供合法性，民主制度必须通过权利制度化的民主意志形成程序的合法性生成力量，实际上从自身中获取合法性。取代宗教合法性理念的不是另一种理念，而是民主自我授权的程序，为了使其能由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公民行使，这种程序以平等分配的主观权利形式被制度化。乍看之下，一个相当神秘的观点是，从民主意志形成程序的法律确立中，即所谓的“合法律性”，产生普遍令人信服结果的“合法性”。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分析这一程序在参与者眼中的意义；其说服力源于两种条件的非凡结合：首先，这一程序要求一种包容，即所有可能受决策影响者作为权利平等的参与者被纳入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其次，它使民主，即由所有个体共同作出的决定，依赖于或多或少的前期协商的商谈性特征。这使得包容的意志形成依赖于在先的意见形成过程中动员的理由的力量。包容对应于所有受影响者平等参与政治意志形成的民主要求，而商谈的筛选则满足了对认知上正确和可行问题解决方案的期望，并为对合理的、可接受的结果推测提供了理由。这一推测可以通过可证伪的假设来证明，即尽可能使所有相关主题、必要信息和适当的解决方案都会在准备做出多数决定的协商中以正反论据形式被讨论。这一自由商谈的要求解释了政治公共领域的核心作用。顺便提及，这一抽象思考在历史上也得到了证实，首先在英国，然后在美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随着自由民主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公民公共领域”。

然而，这两项民主程序的要求（商谈和包括所有的公民），即使在接近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国家机构层面上实现，尤其是在议会立法的代表性法人团体中。这解释了政治交往在公共领域对整个民主过程的重要但有限的贡献。之所以能做出重大贡献，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包容的地方，将所有成年和有选举权的公民纳入了整体的政治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而且，它可以进一步激励公民在投票站的隔离环境中共同但以个人名义，即“自愿的”做出决定。这些选举决定之所以对所有公民具有约束力，是因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它们决定了议会的党派政治和政府的组成。另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对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的贡献是有限的，因为这里通常不会做出集体有约束力的单一决策（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原则决策的清晰结构才允许这样的公投）。大众传媒引导的意见形成在分散的公民受众中产生了多元的公共意见。这些通过主题、观点和信息聚合和形成的意见，各自竞争相关主题的选择和权重、正确的政治目标和最佳问题解决策略。在我们的语境中，有一种情况尤为重要：公民（即主权者）的意愿在整个政治体系的决策中所占的权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媒体对这种意见形成过程所做贡献的启发性质量。因为这种过程依赖于对主题和观点、替代方案、信息、正反意见等的事先新闻处理，简而言之，依赖于通过政治党派、利益团体、社会职能系统的公关机构（PR-Agentur）以及市民社会的行动者和知识分子等信息渠道传入公共领域的内容。通过这种被媒体系统过滤的、或多或少知情的意见多元化，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形成自己的意见，并做出在他们看来尽可能理性的投票决定。然而，在公共领域中，意见和决策的竞争仍然是开放的；在这里，商谈与各自单独做出的决策仍然是分开的，因为在公共领域中，选举只是为议会做准备。只有当选的议员们才能按照民主程序相互协商和决策。只有在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特别是正式的法院中，议事规则才是为意见和意见形成及做出决策的商谈模型量身定制的，这就为假定或多或少在理性上可接受的多数决提供了理由。

为了正确评估政治公共领域的有限贡献，我们必须将宪法的组织部分和分工政治系统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像阅读流程图一样进行分析。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公民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的民主流程在跨越选举决策的门槛后如何分支，并通过政党政治、立法、司法、行政和政府这些被功能性系统的游说活动所包围的渠道进行传递。它最终汇聚成根据法律框架，由功能需求、社会利益和选民偏好之间的妥协所产生的决策。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结果会再次在政治公共领域被评估和批评，并在一个选举周期结束后转化为新的选民偏好。政治话语以达成共识为目标的假设往往被误解。这并不指向一种将民主过程当做一个和平的研讨活动的理想主义观念。相反，可以认为，理性参与者对其深思熟虑的确信之真理或正确性的定位，反而会激化政治争论，并赋予这些争论一种根本上的对抗性特征。进行辩论意味着存在对立。只有通过对互相说“不”之权利的鼓励，商谈中对立意见的认知潜力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因为这是基于参与者自我纠正的设计，没有相互批评，则无法互相学习。这就是商谈政治的妙处：在政治争论中，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信念，并更接近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在公共领域激发的相互对立意见的喧嚣中，唯一的前提是就共同宪法的原则达成共识，从而使所有其他争议合法化。在这一共识背景下，整个民主进程由一系列的分歧组成，而公民以真理为导向，寻求理性上可接受的决定，又不断激起新的分歧。

选民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商谈特性在政治公共领域中，是通过意见讨论质量的结果来衡量的，而不是通过追求一个本就无法达到的共识来衡量；更确切地说，参与者的真理导向旨在推动公开持久的辩论，从而产生竞争性公共意见。这种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分歧的动态，不仅塑造了政党之间以及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竞争，还塑造了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以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论证资源可以为在政治系统合适位置按程序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决策提供信息。在公共辩论和竞选活动中、在政党斗争中、在议会及其委员会的讨论中、在政府和法院的协商中，说“不”这种无政府状态下释放出来的力量的制度化，仅仅要求所有参与者在宪法基本意图上共识的事先政治整合。这一意图非常简单：它仅仅表达了公民的朴素意愿，即只服从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没有对通过商谈进行的民主自我立法意义的共识，各少数派将没有理由暂时服从多数派的决定。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决定民主命运的最关键因素：从这一规范性角度来看，制度化的意志形成过程必须实际运作良好，以便选民能够通过经历不时确认他们的宪法共识。政府行动的结果必须与选民决策的输入之间存在可识别的联系，使公民能够在其中看到其自身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合理化力量的验证。公民必须能够将他们的意见争论同时视为后果和为了找到更好根据的争论。

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背景，那些对于统治的民主合法化至关重要的商谈性政治的前提条件将无法在一个本应“所有权力都来自于此”的人民中得到支撑。政府行动、最高法院的基本判决、议会立法、政党竞争和自由政治选举必须面向一个积极的市民社会，因为政治公共领域植根于一个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作为重要功能系统的、需要修复干扰的共鸣基础，建立了政治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交往联系。然而，市民社会只有在它能培养出那些在公共领域聚焦于公民的相关议题的参与者时，才能承担起政治早期预警系统的角色。在领土面积广阔的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这一张力从一开始就存在：在功能上所需的公民参与度与公民作为社会成员（Gesellschaftsbürger）同时需要履行的私人和个人义务及利益之间。这种公民的公共角色与私人角色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也反映在公共领域本身中。在欧洲，市民公共领域在其文学和政治形式上，逐渐从旧有形式的阴影中脱离出来——特别是教会统治的宗教公共领域以及以皇帝、国王和诸侯个人体现统治的代表性公共领域——这种脱离是在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公共和私人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分离的社会结构条件后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从参与者的生活世界视角来看，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组成的]市民社会本身就处于这种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张力中。我们将看到，尽管这种对法律体系产生影响的区分的社会结构性先决条件并没有改变，但公共交往的数字化使得人们对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之间界限的认知变得模糊。从今天社交媒体用户所处的半私人半公共的交往空间来看，以往明显区别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这正是我想要展示的，在媒体用户的主观层面上，这种现象令人不安，同时也突显出对新媒体不充分的政治监管。

在深入探讨媒体结构的具体变化及其对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影响假设之前，我想插入一段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边界条件的说明，这些条件必须充分满足，才能实现商谈性政治。因为只有在理解资本主义民主制易受危机影响的复杂原因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到，在可能损害商谈性意见和意志形成的诸多原因中，公共交往的数字化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需要一种大体上（im Großen und Ganzen）自由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由一种脆弱的立场和文化上的自我理解组成。这是因为，公众对民主宪政原则的基本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隐的，嵌入在广泛的历史记忆和传统信念、实践和价值取向的网络中；这些只有通过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和正式制度化的政治教育模式才能代代相传。例如，在纳粹时代结束后，尽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旧联邦共和国）在法治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 150 年，但公众的政治再社会化却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一时间跨度反映了任何适应自由政治文化的过程普遍都必须克服的困难。这样的文化的道德核心在于公民彼此作为平等的民主共同立法者相互承认的意愿。这种文化始于愿意妥协地将政治对手不再视为敌人（Feind）而是对手（Gegner）的认知，然后是跨越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生活方式的界限，通过将愿意彼此保持陌生关系的陌生人相互纳入共同的政治文化而延续。这种政治文化必须与现有的多数文化区分开来，以便每个公民在多元化社会中都能找到认同。只有在政治整合普遍保证公民团结的情况下，一个即便是高度异质的共同体的社会纽带才不会断裂，这种团结并不需要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有限的相互帮助的意愿。这种相互帮助超出了对利益相关的妥协行为的愿意，但在同一政治实体的成员中，这种相互支持只与对长期可能需要的互惠利益调和的长期期望有关——即期待他人在类似情况下也会感到有义务提供类似的帮助。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并不是自由意志论观点的根基；它需要一种公共利益取向，即便是非常微小的。为了使少数派接受多数派的决定，所有公民都不应仅仅出于短期的自身利益做出投票决定。必须有足够比例——且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愿意以兼顾共同利益的方式履行民主共同立法者的职责。

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所必需的第二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以便选民能够自发且充分地参与到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中，而这种参与不是义务性的。法治国基本权利秩序的结构，一方面通过主观私人权利（和福利国家的要求）保障了社会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通过主观公共的交往和参与权利保障了公民的政治自主，只有从公民私人的和公共的自主除了各自的内在价值外还相互发挥补充作用的功能意义上，才能充分理解这一体系的架构。政治权利一方面授权公民参与民主立法，而立法决定了私人权利和请求的分配，从而决定了公民作为社会成员获得地位的范围；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地位反过来又为公民实际利用其公民权利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动机。社会地位与选民参与之间的紧密联系已被多次证实。但是，这种对民主参与和地位保障的相互授权的期望只有在民主选举能够纠正显著且结构性固化的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实证研究证明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存在：当下层社会群体因看不到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而丧失信心放弃投票[的情况]变得根深蒂固时，这种恶性循环就会出现。其间，原本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负责”的政党倾向于忽视这个他们当前无法从中获得选票的群体；这种倾向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群体放弃投票的动机。如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恶性循环的逆转，而是它的讽刺性的转变（Verkehrung）：民粹主义运动成功地动员了这些不投票者的潜力。当然，这些激进化的不投票者群体参与选举时，其目的不再基于民主选举的前提（Voraussetzung），而是以故意阻碍的意图作为“系统反对派”。尽管这种被“抛弃者”的民粹主义不能仅用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来解释，因为其他由于需要适应加速的技术和社会变革而不堪重负的社会阶层也感到被“抛弃”，但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严重的社会解体和有效应对政策缺乏的现象。

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民主国家与倾向于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岌岌可危关系的关注。在这个抽象层面上，福利国家中对立平衡的功能性要求称得上是民主政权的第三个成功条件。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才能把握住政治系统与社会的系统性联系；我当时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6]不过，对于国家而言，自由的政治文化更多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的外部条件，而非能通过行政手段影响其发展的对象。社会的分层（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r Gesellschaft）和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则有所不同。资本主义自我推进的现代化无疑会产生对国家的调控需求，以遏制社会解体的离心力。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在民族国家的民主宪政框架下形成的福利国家，它们必须在日益苛刻的合法性条件下实施这种政治对策。为了避免社会整合的危机，正如克劳斯·奥费（Claus Offe）所指出的，他们试图满足两种相对立的要求：一方面，他们必须确保资本有足够的增值条件以产生税收收入；另一方面，从政治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他们必须满足众多阶层在实现私人和公共自治的权利和物质条件方面的利益——否则，他们将失去民主的合法性。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只有在其治理能力（Steuerungskapazität）足够时，才能在这两种要求之间找到避免危机的路径。换句话说，干预政策的影响范围必须与确保国家富裕的相关经济循环的扩展相一致。显然，这一条件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仅在全球市场的放松管制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之前得到了暂时满足，自那以来，金融市场反过来控制了国家的财政政策。

如果将这些粗略描绘的系统性观点应用于对国家公共领域的历史描述中，人们会发现，要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公共领域效能的纲领性条件做出有效的概括是多么困难。国家的特殊性叠加了民族国家组织化资本主义（nationalstaatlich organisierten Kapitalismus）的一般趋势，这种趋势决定了西方民主的战后发展，直至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在这段时期内，福利国家的发展加强了人民对民主的支持，但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去政治化的私人化倾向也开始显现（我当时可能对“结构转型”的开端过于怀疑——在被认为是威权主义的阿登纳时期的氛围中）。然而，自从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以来，西方民主国家进入了内部不稳定加剧的阶段。其间，气候危机和日益增加的移民压力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Schwellenländer）”的兴起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加剧了这种不稳定。在国内，社会不平等加剧，民族国家的回旋余地被全球放松管制的市场要求所限制。受影响的亚文化群体中，对社会衰落的恐惧和对未解决的加速社会变革的复杂性的担忧与日俱增。

除了疫情造成的新的全球政治局势之外，这些情况确实为欧盟内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加强一体化的前景，即尝试通过在跨国层面上开启新的政治行动能力来重新获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层面上失去的权能。然而，关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尝试的清醒描述表明，这些尝试更倾向于巩固而不是减少国际权力的不对称性，因此几乎没有带来希望。尤其是欧洲联盟在面对其当下问题时的摇摆不定，使人们不禁要问，民族国家如何能在跨国层面上联合成一个民主政治体（Regime），这个政治体在不具备国家性质的同时，仍能拥有全球性行动能力。这还需要各国的公共领域相互更加开放。然而，欧盟内部的分裂以及迟缓但最终实现的英国脱欧，表明现有的民主政体正在被削弱——甚至可能意味着世界大国的全球政治可能会回归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各国有能力的政治精英如何看待和处理受到疫情冲击的全世界社会中国家和全球经济后续问题。因此，目前看来，尚无太多令人乐观的迹象表明将要实现向旨在加强核心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的社会生态议程的政策转变。

传媒系统（Mediensystem）在政治公共领域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产生符合商议政治标准的竞争性公共意见，媒体系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意见的商议质量取决于它们在形成过程中是否在输入、生产和输出各环节满足特定功能需求。只有当意见的生产者（包括政治界人士、社会功能系统的利益代表和公关机构以及各种市民社会的行动者）具有足够的回应性（responsiv），能够发现缺乏管控的问题并关心正确的输入时，公众意见才是相关的（relevant）。只有在相关的主题和意见能够进入公共视野并在输出端引起广大选民的关注时，公众意见才是有效的。我们主要关注负责生产过程的传媒系统。尽管对于市民社会的行动者来说，日常生活和公共活动中的面对面接触构成了两个近距离公共领域，他们的动议就是从中产生的，然而只有由大众传媒引导的公共交往领域才能将这些交往噪音凝聚成相关且有效的公众意见。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数字化如何改变了引导大众交往的传媒系统。这个技术和组织上高度复杂的传媒系统需要专业化的人员，他们在公民凝聚公共意见的交往流中扮演所谓的守门人角色。这些人员包括为新闻机构、媒体和出版商工作的记者，以及在媒体和文学行业中担任作者、编辑、校对和管理职能的专业人员。这个人员队伍引导生产过程，并与负责生产技术和组织分销的企业一起，构建了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最终决定了公共交往的两个关键参数——供给的覆盖范围和商谈质量。已公开意见的实际接受有多包容，读者和听众在输出端收到这些意见的烈度和耗时就是多少，在政治公共领域的上述两个密切领域中将其进一步处理为有效公众意见，最后通过选举结果反馈到政治系统中，这些最终取决于媒体用户的关注度和兴趣、时间预算、教育背景等。

数字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结构的再转型的影响可从千禧年来媒体使用的范围和方式中得出。至于这种变化是否也影响了公共辩论的商谈质量，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相关的传播学、政治学和选举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关于选民参与和公众无知的研究——显示，这两方面的公共交往指标在之前就已不尽如人意；在危及稳定的现象方面，它们也是民主状态的指标。如今，政治倒退的迹象显而易见。政治公共领域的情况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此有所贡献，必须从公共意见形成的包容性和在公共领域中塑造意见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来判断。显然，实证测量第二个变量遭遇到很大困难。虽然有使用传媒的数据，但像“商谈质量”这样的理论维度，即使在程序上受到规制的意见形成过程中，比如委员会、议会或法院这样的政治实体，也难以操作，更何况是在大范围的国家公共领域中那些不受规制的交往过程。然而，传媒使用数据的长期比较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通过独立评估所使用的媒体供给的质量得出公共意见的反思水平。在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确实地明确认识到新媒体的革命性特征。这不仅仅是对现有媒体供给的扩展，而是在人类媒体发展史上一次与印刷术发明相当的重大转折的开始。

继最初将口头语言文字化的演进飞跃之后，在近代早期，随着机械印刷机的引入，字母符号从手写的羊皮纸中解放出来；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电子数字化的兴起，二进制编码的符号以类似的方式从书写纸中解放出来。在这一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过程中，我们这个健谈的物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加速和相互连接，回顾世界历史的各个时代。随着这种在时空上全球性边界的消除，它们同时也在功能和内容上变得更加稠密、分化和多样化，并跨越文化和阶层的特殊界限普及开来。引发这第三次交往技术革命的创新理念是全球范围的计算机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人进行交往——最早利用这项新技术的是科学家。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决定将这一发明向私人开放，这也意味着向商业用途开放。这是两年后万维网（WWW）建立的关键一步。这为交往技术的合理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一发展逐步克服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语言交往局限于在场者之间和口头交流限于呼喊距离的最初限制。这一创新明确地促进了许多生活和功能领域的进步。但对于民主的公共领域而言，加速交往的离心的边界消解对任何距离的任何数量的参与者正在形成一种矛盾的破坏力；因为它目前依然局限于能够采取行动的国家组织的国家领土之内。交往方式的边界消解和加速以及公开的主题化事件的范围扩大，无疑也对政治公民有利。在家中的屏幕前，世界变得更小。通过智能手机接收报刊、广播和电视节目并不会改变其内容。而当电影为Netflix等流媒体服务制作时，这可能会带来有趣的作品美学变化；但由于电视的竞争，电影的接受方式改变和电影院令人遗憾的衰落早已显现。除开其明显的益处，新技术在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框架内的政治公共领域产生了高度矛盾甚至可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这在于新媒体用户如何利用无限的连接机会，也就是为可能交往提供的“平台”以及任何接收人进行交往的方式。

对于公共领域的传媒结构来说，新媒体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其平台特性。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平台摆脱了传统媒体所承担的新闻媒介和节目安排的角色；因此，新媒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介”。它们以根本性的方式改变了公共领域中原有的交往模式。因为它们原则上授权所有潜在用户成为独立和平等作者。这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之处在于，数字企业利用这项技术，为潜在用户提供无限的数字连接机会，就像提供空白的书写板，供其[填写]自己的交往内容。它们不像传统的新闻服务机构或出版社，像报纸、广播或电视那样，对自己的“节目”负责，即对专业制作和编辑过滤的交往内容负责。它们不生产、不编辑、不筛选；但是，通过作为全球网络中的“无责任”中介建立新的连接，并通过偶然的复制和加速来启发和深化内容上不可预测的商谈，它们深刻地改变了公共交往的特征。

节目广播建立了一个发送者与众多潜在接收者之间的线性和单向连接；两方在不同的角色中相遇，一方是公开可识别或知名的、对其发布内容负责的制作人、编辑和作者，另一方是匿名的读者、听众或观众。相反，平台则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建立开放网络的交往纽带，供潜在众多用户之间进行可能内容的自发交换。这些用户之间的角色并不因为媒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他们作为原则上平等和自我负责的参与者而相遇，在自发选择的话题上进行交流。与节目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同，这些媒体用户之间的去中心化纽带原则上是相互的，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筛选，内容上是无序的（ungeregelt）。这种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平等和不受监管的特性，以及用户被均等授权的自发意见，构成了新媒体最初的交往模式。如今，这一伟大的解放性承诺被正被支离破碎、自我循环的回音室（Echoräume）中的狂野噪音所淹没。

从新的交往模式中，产生了两个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极为重要的影响。首先，市民公共领域平等普遍包容所有公民的主张似乎终于在新媒体的形式中得以实现。这些媒体将赋予所有公民一个公开可见的声音，甚至赋予这个声音动员的力量。它们将用户从只能选择有限节目选项的接受者角色中解放出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无政府的自发意见的交流中发声。然而，这种同时具有反权威和平等主义潜质的热情（Lava），在早年的加利福尼亚创业精神中还能感受到，但很快在硅谷迅速凝固成了世界统治性数字公司的自由主义怪相。新媒体提供的全球性组织潜力，既服务于极右翼网络又服务于勇敢白俄罗斯妇女对抗卢卡申科（Lukaschenko）的持久抗议。媒体用户的自我赋权是一个影响；另一个影响则是用户为脱离旧媒体的编辑监护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他们还未充分学会如何使用新媒体的时候。正如印刷术使所有人成为潜在的读者，数字化在今天也使所有人成为潜在的作者。但要花多长时间，所有人才能学会呢？

平台不能为其解放的用户提供专业的内容选择的替代品和基于普遍认可的认知标准的审查。因此，今天人们谈论的是大众媒体被侵蚀的看门人模型。这个模型绝不是剥夺媒体用户的自主权；它只是描述了一种交往形态，使公民能够获得知识和信息，让每个人都能形成对政治管理缺乏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作者角色（与消费者角色不同）恰当的政治认知更能深化对自身知识水平缺陷的意识。作者角色也需要学习；只要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交流尚缺乏这一点，暂时就会影响到失控的、不和谐的意见和屏蔽批评的商谈质量。在和去边界化的公共领域中的联接中，这为政治实体中的政治意见和意志形成带来了碎片化的危险。围绕特定话题或人物自发形成的无边界交往网络会离心地扩散，同时形成教条式彼此封闭的交往循环。这种情况下，去边界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相互加强，形成一种动态，与由报纸、广播和电视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心的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的整合力背道而驰。在详细讨论这种动态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社交媒体在整个媒体供应中的份额是如何发展的。

从经验上讲，互联网的引入，尤其是社交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中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影响并不容易界定。然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德国电视二台（ARD/ZDF）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4年至2020年间的媒体使用长期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些关于媒体供给和使用变化的粗略结论。媒体供给最初由于私人电视的引入，然后主要由于多样的线上选择而显著扩大。这不仅适用于国家层面；网络还使大量“外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变得可访问。全世界的观众可以通过CNN实时观看攻占国会大厦。相应地，每日媒体消费的时间预算也大幅增加。自2000年以来，各类媒体的使用时间急剧增加，但在2005年达到峰值；此后，这一时间稳定在惊人的每天八小时的饱和值上。各类媒体的比例在几十年间发生了变化。自1970年以来，电视这一当时的新媒体的使用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如日报和广播的使用。然而，即使从2000年起，明显的线上竞争开始，电视和广播仍然保持了最大的覆盖范围。图书消费在1980年至2015年间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自电视引入以来，报纸的覆盖率持续下降，从1964年的69%降至2015年的33%。自新媒体出现以来，印刷报纸和杂志的覆盖率急剧下降，从 2005 年的 60% 降至 2020 年的 22%，这反映了新媒体出现后的低迷。这一趋势将加速，因为在14-29岁年龄段中，2005年仍有40%的人阅读印刷报纸或杂志，而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6%。同时，阅读强度也有所下降：在1980年，读者平均每天花费38分钟阅读日报（和11分钟阅读杂志），而到2015年，阅读时间减少到23分钟（杂志为11分钟），2020年进一步减少到15分钟（报纸和杂志合计）。当然，报纸消费也转移到了互联网上；但除了阅读印刷文本和数字文本所需的专注程度和分析处理可能不同外，日报相应的在线应用程序或播客无法完全替代其内容。总人口中阅读数字化文本的每日时间就是一种指示——总共18分钟，其中6分钟用于报纸和杂志。

欧洲晴雨表最近一次调查是在 2019 年年底，调查对象为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人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证实了各类媒体供给和使用的最新规模：81%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电视，67%使用互联网（广义上），47%使用社交媒体，46%听广播，26%阅读报纸——而2010年每天阅读报纸的比例还为38%。欧洲晴雨表将社交媒体的每日使用率与互联网的一般使用率分开调查，受访者的社交媒体的每日使用率从2010年的18%迅速上升至当前的48%。有趣的是，在“有关国家事务的政治信息”需求方面，电视和[使用]水平较低的广播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在受访者中，77%将电视、40%将广播、36%将印刷媒体作为其“主要信息来源”，而49%选择了互联网，20%选择了社交媒体。这一数字与去年的调查相比又上升了四个百分点，这在我们的语境中是很有意思的，证实了其他地方也有记录的增长趋势。无论如何，日报和杂志消费的显著下降也是自互联网引入以来，对政治新闻的平均关注度和对政治相关问题的分析处理减少的一种指示。然而，电视和广播在总体媒体消费中的相对稳定水平表明，这两种媒体暂时仍能为欧盟成员国中至少四分之三的选民提供可靠且足够多样化的政治信息。

另一个趋势同样值得注意。假新闻对政治公共领域的日益渗透显而易见，特别是 “后真相民主”的惊人发展——这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美国已成为一种可怕的常态——也在欧洲加剧了[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41%的受访者怀疑全国性媒体是否能不受政治和经济压力进行报道；3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了对公共媒体的不信任，而这些公共媒体如今是自由公共领域的脊梁；甚至有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遇到过失真或虚假的新闻。

这些数据揭示了媒体供给和及其使用方面的变化；但对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舆论质量以及公民参与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卷入程度，只能提供间接的指引。因此，我只能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推测。一方面，印刷媒体相对于主要的视听媒体戏剧性的地位下降，表明媒体供给的需求水平在下降，也表明公民对政治相关新闻和问题的接收能力和智识上的处理可能有所下降；这也通过[负责]政治引导的日报和周报向娱乐性周日报（Sonntagszeitung）“缤纷”形式的调整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日常证据将告诉观察者，更成熟的全国性报纸和杂志依然是主要的政治引导媒体，仍然为其他媒体（特别是电视）提供深思熟虑的、内容上范例性的关键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然而，尽管主要的视听媒体（只要它们是公共且合法的）仍能提供可靠的新闻和政治节目，但广大公众对这些节目真实性、严肃性和完整性的信任却在减少。对公共媒体质量日益增长的怀疑似乎与对政治阶层的不可靠、腐败或至少值得怀疑的特性的普遍观念吻合。这种普遍的看法表明，一方面，媒体供给侧的多样性以及意见、论点和生活视角的相关多元化为需求侧长期形成批判性和免于偏见的舆论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刺耳声音和挑衅性的主题和意见的内容复杂性导致的日益增长的不和谐反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媒体消费者中的少数群体在数字平台中退缩到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封闭回声室中去。因为数字平台不仅鼓励自发产生主体间确认的小世界，它们似乎还赋予这些沟通孤岛的执拗以竞争性公共领域的认知地位。然而，在我们能够评估媒体供给变化如何影响受众的主观态度之前，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逐渐扭曲了受众对编辑公共领域认知的经济变化。因为这些由社交媒体推动的接收方式的独特性不应掩盖我们所概述的、在很大程度上未受政治引导的媒体结构转型的经济锚点。

对于像Facebook、YouTube、Instagram或Twitter这样显然不具中立性功效的算法驱动平台而言，将平台描述为“任意范围内的交往内容网络的媒体产品”，如果不是过于天真，那么至少也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些现实存在的新媒体服从于要求资本增值的企业，并且在证券市场上是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对数据的利用，这些数据被作为商品出售，并用于广告或其他目的。这些数据是他们面向用户的服务的副产品，即用户在网络上（现在是正式需要同意的）留下的个人数据。尽管报纸通常也是私人企业，主要通过广告收入进行融资。但旧媒体本身就是广告的载体，依靠能够激发对“监视资本主义（Überwachungskapitalismus）”批评的创造价值而存在，依靠“抓住”其他服务中附带产生的、具有商业价值、可利用的信息而存在，反过来又促进了个性化的广告策略。在这种由算法驱动的方式下，社交媒体进一步推动了生活世界关联的商品化。

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方面，即新媒体的价值逻辑对旧媒体施加的压力和调节（Anpassungsdruck）。旧媒体只有在其节目成功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广告载体；但这些内容本身却从根本上服从于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即对其形式和内容必须满足认知、规范或美学标准的文本的需求。读者根据这些广义上的认识论标准意义来评价新闻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我们从哲学生活世界的分析角度来理解媒体在日益模糊不清的“媒体社会”中的导向功能的重要性时。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媒体是中介层，在社会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视角中，在竞争性世界阐释中提炼出一种主体间共享的解释的核心结晶（Interpretationskernherausschält），并将其作为普遍合理的认同加以保障。当然，报纸内容（通常三分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和文艺专栏）在涉及个别论点或对事实决定性解释的真相或正确性、普遍评估的可信性、甚至是评判标准或程序的说服力时，它从未成为最终权威。但通过每日更新的信息和解释流，媒体不断确认、纠正和补充我们对假定为客观世界的模糊的日常图景，而且，或多或少，这一图景在所有同时代人看来，对其他所有人来说是“正常的”或被有效接受的。

奥特弗里德·贾伦（Otfried Jarren）和雷纳特·费舍尔（Renate Fischer）（收录在本卷中）的启发性文章解释了：无论是在经济上、在减弱的新闻影响力还是在专业标准的调整方面，为何“公共领域平台化”的推力使得传统媒体陷入困境。由于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相关，印刷报纸和杂志需求的下降危及了新闻界的经济基础；而对于数字形式的商业销售，新闻界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因为它们在互联网上与那些向用户免费提供相应信息的新媒体竞争。其结果是降低成本和不稳定的就业关系，这影响了编辑工作的质量和规模。然而，不仅仅是广告和受众市场的损失削弱了新闻界的相关性和解释能力。为了适应互联网的竞争，新闻工作方式需要改变。尽管“受众转向”，即更强烈地吸引受众和更灵敏地回应读者反馈，并不一定是不利的，但去专业化的和将新闻工作理解为中立的、去政治化的服务的趋势——数据和关注度经营代替有针对性的调查和精确的解释——正在加强：“因此，编辑部门，从前是政治辩论的场所，现在更多地转变为内容提供、生产监控和分发的协调中心。”专业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新闻界的调整：本来它与公民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商谈特性最为契合，但却成为了乞求消费者关注度的商业性服务行业。注意力经济的命令式推行使得新媒体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增强了那些长期以来在小报和大众新闻中所见的趋势：娱乐化、情感化以及对议题的个性化处理。

随着政治节目同化为将公民作为消费者的娱乐和消费性的内容，我们触及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媒体研究中观察到的去政治化趋势，然而，现在这些趋势似乎由于社交媒体的内容而显著加强。只有当我们从膨胀的媒体结构及其变化的经济基础这一客观方面转向接受者及其变化的接受方式时，我们才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交媒体是否改变了其用户认知政治受众的方式方法。当然，商业平台的技术优势——即使是像Twitter这样要求简短信息的媒介——在用户的政治、职业和私人目的方面有着毫无疑问的优势。这些进步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问题在于，这些平台是否也鼓励隐性或显性的政治意见交流，并通过改变惯用模式从而影响用户对政治公共领域的认知。关于新媒体使用的主观方面，菲利普·斯塔布（Philipp Staab）和托斯滕·蒂尔（Thorsten Thiel）（收录在本卷中）提到了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的“独异性社会（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理论，尤其是活跃的平台为其用户提供了自恋式自我展示和“独特性展示”的动力。如果将“个体化（Individualisierung）”和 “独异性”清楚地区分开来，即个人通过其生活经历获得的独特性有别于通过在网络上的自发表现所获得的公共可见性和区别性收益（Distinktionsgewinn），那么对于那些为自己的节目赢得追随者认可和自身声誉的网红来说，“独异性承诺（Singularisierungsversprechen）”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就社交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意见和意愿形成的贡献而言，我认为接受的另一个方面更为重要。正如许多专家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些自发的、自我牵引的、支离破碎的公共领域中（它们与编辑或官方公共领域以及相互之间都是分离的），出现了一个在解释和立场中自我参照的、相互确认的漩涡。如果在这些环境中，参与者对所谓的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体验和认知发生变化，并触及以往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概念区分，那么这一情况就会对网民作为公民的自我理解将产生重大影响。要验证这一假设，目前还缺乏数据；但符合这一假设的迹象已经足够令人不安。

公共领域与经济、市民社会和家庭交往等私人领域在法权和政治上相互区分的社会基础，在我们研究的这段时期内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的。在民主法治国中，这种结构也反映在公民的意识中。而这与他们的认知有关。公民被期望在自我利益与公共福利导向之间的张力中做出政治决定。他们在一个原则上包含所有公民作为受众的政治的公共交往空间中表达这种张力。公共交往流因为通过编辑部门的关口而区别于所有私人或商业的连接。撰写面向匿名公共领域读者的印刷品与私人信件有不同的标准——私人信件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手写的。构成公共领域的并非积极与被动参与商谈之间的落差，而是那些值得共同（gemeinsames）关注的话题，以及经过专业审查的意见的形式和合理性，这使得对共同和不同利益的理解成为可能。私人和公共“空间”之区别的空间性隐喻不应误导我们；关键在于对私人和公共事务之间的（自身在政治上也有争议的）界限（Schwelle）的感知，这在公共领域内被讨论。这种感知也为那些反对公共领域的社会运动所共有，以对抗传媒公共领域的狭窄视野。除了对政治行动中心的内容相关性外，精选的、编辑的观点的形式和相关性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对公共观点的可靠性、质量和普遍相关性的预期也构成了对公共领域包容性特征的感知，使所有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同一话题上，从而激发并维持每个人都能够按照公认的标准对各自政治决策相关的问题形成自己的判断的状态。

自“传媒社会”形成以来，将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区分开来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然而，随着部分人口或多或少排外地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清晰界限、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意义都逐渐模糊。在传播学文献中，越来越多的观察显示出一种背离传统政治公共领域和政治本身的趋势。在某些亚文化中，公共领域不再被视为包容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也不再被视为一个包含所有公民利益普遍化的交往空间。因此，我尝试解释一个假设并使其具有说服力。正如前文提到的，网络打开了虚拟空间，使用户骤然可以作为作者以新的方式掌控这些空间。社交媒体产生了自由访问的公共空间，并邀请所有用户自发的、未经任何一方的审查的介入——这也吸引了政治家们骤然以个性化的方式在全民决议的（plebiszitär）公共领域中施加影响。被阉割为点赞和点踩的“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是技术和经济性质的。但原则上，所有用户都可以摆脱编辑性公共领域的准入条件，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他们在这些自由访问的媒介空间中，仿佛从“审查”中解脱出来，可以向匿名的公众发表意见并争取其认可。这些空间似乎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匿名亲密性（Intimität）：按照现有标准，它们既不能被视为公共的，也不能被视为私人的，而更像是以前为私人通信保留的交流空间，但现已膨胀到公共领域。

被赋权为作者的用户通过他们的消息引发关注，因为读者的评论和粉丝的点赞构筑了这种非结构化公共领域。就形成这种自我承载的回音室而言，这些空间（Blasen）与公共领域的传统形态共享了开放性的多孔特征而进一步建立网络；但与此同时，它们又不同于公共领域的根本包容性——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它们抵制不和谐的声音，并将协调的声音同化地纳入到自己的、维护认同的、有界限的视野中，这种视野中的“知识”是假定的、未经专业过滤的。从他们判断相互印证的强化角度来看，任何超越自身视野的普遍性主张从根本上就有虚伪之嫌。从这种半公共领域（Halböffentlichkeit）的有限视角来看，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不再被视为一个包容的空间，可以对真理有效性和普遍利益关切等相互竞争的主张进行话语澄清；这种冒充的包容性公共领域反而被降级为多个对等竞争的半公共领域中的一个。病状之一就是散布假新闻和同时进行反“谎言新闻（Lügenpresse）”斗争的双重策略，这反过来激起了公共领域和主要媒体自身的不确定性。当共同的“政治”空间退化为竞争性公共领域的战场时，民主合法的、由国家执行的政治项目（例如自由主义外壳但威权主义动机的反防疫示威）就会引发阴谋论的解释。这种趋势已出现在欧盟成员国；但如果这些国家长期被社会结构冲突所动摇甚至破坏，这种趋势甚至可能影响并歪曲政治体系。在美国，政治已经陷入公共领域持续两极分化的漩涡，因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大部分与在社交媒体上成功的总统自我认知相适应，他每天通过推特争取民粹主义追随者的投票支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政治公共领域的暂时崩溃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对几乎一半的人来说，交流内容不再能够以可批评的有效性主张为货币进行交换。可以说是暂时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崩溃表现在，几乎一半的公众无法再在可批评的有效性主张的交换框架内交流内容。不是假新闻的积累导致了对政治公共领域认知的广泛扭曲，而是参与者视角下无法再能够识别假新闻的状况。

在传播学和社会学中，人们现在常说受到扰乱的公共领域（disrupted public spheres）与新闻制度化的公共领域空间脱钩。然而，对于科学观察者来说，将这些病灶现象的描述与民主理论问题完全分开是错误的。因为在独立的半公共领域中的交往并没有完全去政治化；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这种交往对参与者的世界观的塑造力并不是非政治的。如果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不能再将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关且缺乏决策的主题上，并且无法保证形成竞争性的、经过质量过滤的公众意见，那么整个民主系统将受到损害。当然，当我们回想天生就容易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复杂存在条件时，很明显，政治公共领域功能的丧失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但这并不能使我们不去寻找显而易见的原因。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硅谷的兴起——即数字网络的商业化利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的全球扩张同时发生。那时，“网络”技术结构的发明使得全球扩展的自由交往流空间成为可能，这一交往流的空间从本身就作为理想市场的镜像呈现出来。这个市场并不需要先进行放松管制。然而，这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图景现在被交往流的算法控制所扰乱，而这种算法控制促进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市场力量集中。个人客户数据的提取和数字化处理——或多或少隐蔽地换取了搜索引擎、新闻门户网站和其他服务所提供的免费信息——解释了为什么欧盟竞争事务专员希望规范这个市场。然而，如果要纠正平台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不愿为传播真相敏感的、极易受欺骗的交往内容承担责任的这一基本错误，竞争法并不是正确的方法。新闻、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有义务更正错误报道，这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相关的事实。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商品的特殊性，这些商品并非纯粹的商品，平台也不能逃避其应尽的出版责任。

它们也应承担责任，应对那些自己既不生产也不编辑的新闻负责；因为这些信息也具有塑造意见和心智的力量。首先，这些信息不受商品质量标准的约束，而是受判断的认知标准的约束，如果没有这些标准，我们既无法拥有事实世界的客观性，也无法拥有我们主体间共享的世界认同和共同性（Gemeinsamkeit）。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假新闻“世界”中，这些假新闻无法被识别并与真实信息区分开来，孩子很难在不发展出临床病症的情况下成长。因此，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方向选择，而是宪法的要求，以维持一种能够保证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和公共意见及意志形成的商谈性特征的媒体结构。

参考文献

1. Barthelmes, Andreas 2020. Die große Zerstörung. Was der digitale Bruch mit unserem Leben macht. Berlin: Duden Verlag.

2. Bennett, W. Lance; Pfetsch, Barbara 2018. »Rethink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Time of Disrupted Public Spheres,«,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 2, S. 243–253.

3. Berg, Sebastian; Rakowski, Niklas; Thiel, Thorsten 2020. »Die digitale Konstellation. Eine Positionsbestimmung«, in Zeitschrift f. Politikwissenschaft, 30, S. 171–191. https://doi.org/10.1007/s41358020002076. (Zugriff vom 27.03.2021).

4. Forst, Rainer 2003. Toleranz im Konflik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5. Fuchs, Christian 2021. »Soziale Medien und Öffentlichkeit«, in Das digitale Kapital.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21. Jahrhunderts. Wien: Mandelbaum, S. 235–272.

6. Gaus, Daniel 2013. »Rationale Rekonstruktion als Methode politischer Theorie zwischen Gesellschaftskritik und empirischer Politikwissenschaft«, in PVS 54, 2, S. 231–255.

7. Habermas, Jürgen 1991 [1962].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8. Habermas, Jürgen 1992.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9. Habermas, Jürgen 2008. »Hat die Demokratie noch eine epistemische Funktion? Empirische Forschung und normative Theorie«, in Ach Europa.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S. 177–191, wieder abgedr. in: Habermas, Jürgen 2009a. Politische Theorie, Philosophische Texte Bd.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87 139.

10. Habermas, Jürgen 2009b. »Über den internen Zusammenhang von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in Politische Theorie, Philosophische Texte Bd. 4, hrsg. v. Habermas, Jürgen, S. 140–15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1. Habermas, Jürgen 2009c. »Der demokratische Rechtsstaat – eine paradoxe Verbindung widersprüchlicher Prinzipien«, in Politische Theorie, Philosophische Texte Bd. 4, hrsg. v. Habermas, Jürgen, S. 154–17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2. Habermas, Jürgen 2011. Zur Verfassung Europas. Berlin: Suhrkamp.

13. Habermas, Jürgen 2013. Im Sog der Technokratie. Berlin: Suhrkamp, S. 100–105.

14. Habermas, Jürgen 2018. »Interview«,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rsg. v. Bächtiger, André; Dryzek, John S.; Mansbridge, Jane; Warren, Mark E., S. 871– 8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Habermas, Jürgen 2020. »Warum nicht lesen?«, in Warum lesen?, hrsg. v. Wagner, Frank; Raabe, Katharina. Berlin: Suhrkamp.

16. Hohlfeld, Ralf 2020. »Die Post-Truth-Ära: Kommunikation im Zeitalter von gefühlten Wahrheiten und Alternativen Fakten,«, in Fake News und Desinformation, hrsg. v. Hohlfeld, Ralf; Harnischmacher, Michael; Heinke, Elfi; Lehner, Lea; Sengl, Michael, S. 43–60. Ba den-Baden: Nomos.

17. Jaster, Romy; Lanius, David 2020. »Fake News in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n Fake News und Desinformation, hrsg. v. Hohlfeld, Ralf; Harnischmacher, Michael; Heinke, Elfi; Lehner, Lea; Sengl, Michael, S. 245–269. Baden-Baden: Nomos.

18. Oswald, Michael 2020. »Der Begriff 'Fake News' als rhetorisches Mittel des Framings in der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in Fake News und Desinformation, hrsg. v. Hohlfeld, Ralf; Harnischmacher, Michael; Heinke, Elfi; Lehner, Lea; Sengl, Michael, S. 61–82. Baden-Baden: Nomos.

19. Peters, Bernhard 1993. Die Integration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 Peters, Bernhard 2008. »On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ublic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ublic culture. The writings of Bernard Peters, hrsg. v. Wessler, Hartmut, S. 134–15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1. Reckwitz, Andreas 2017.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Berlin: Suhrkamp.

22. Schäfer, Armin; Zürn, Michael 2021. Die demokratische Regress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3. Schäfer, Armin 2015. Der Verlust politischer Gleichheit.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4. Steiner, Jörg; Bächtiger, André; Spörndli, Markus; Steenbergen, Marco. R. 2004.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Wessler, Hartmut 2018. Habermas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K: Wiley.

26. Zuboff, Shoshana 2018. Das Zeitalter des Überwachungs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编译：ChatGPT、曹茜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c4MTExOQ==&mid=2247483805&idx=1&sn=20614c15c0a5fba3d3cb293095dfad97

忒休斯一号船

本公众号长期关注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经典文本和研究动态，欢迎关注、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