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边吃饭边听一听新疆音乐，顺便看一看他们的生活片段，多为抖音平台的视频。他们上传作品多为一群男性茶余饭后，聚在一起，听人弹琴，听人歌唱，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的聚餐必然伴随着音乐（据在喀什开民宿的一位大姐说好像的确也是这样的，但我观察到的毕竟是一小部分，不太好以偏概全，因此称之为错觉）。
从这件事上，我真切地感受到维吾尔族确实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与之相对，我所从属的汉族，特别是北方务农的汉族，在音乐歌舞，特别是器乐演奏一道上，并没有展现出特别的偏好，远不如维吾尔族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音乐。维吾尔语的歌曲的众多歌词中，都塔尔，萨塔尔等乐器更是频繁登场。
反观北方汉族的日常生活，不禁疑窦丛生，如果说汉族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话，那么儒家的根基就是礼乐，这礼不必多说，这乐就是指音乐。怎么千年来，如今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已经和乐脱离了紧密的联系呢？反而是中华民族中的各少数民族同胞很好地继承了“乐”这一根基呢？难道真的是“礼失求诸野”吗？
为此，我对儒家的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上特地在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有一篇讲中国礼乐的学术会议论文集，里面有一篇给出了一个方向，论文题为《荀子礼乐思想分析》，比较具有启发性，指出了《荀子》中有《礼论》和《乐论》两篇，如果说人性论是荀子学说的理论基础，那么礼乐论就是荀子学说的中心理论。
礼的起源是为了从外在节制人欲，满足人欲，调和人欲。与之相对的，乐则是从内在提高修养，同样具有调和的功能。荀子的一段话也在《汉书》中被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荀子指出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意思就是上下级听了好的音乐，上下和敬，亲属听了，乡邻听了，也都是一团和气，主打一个家和万事兴。所以音乐对于荀子而言，是具有社会功能与教化功能的。确实，我看维吾尔族大家聚餐弹琴，和和美美，确实也是证明了荀子所言不虚。
但是荀子所言的乐和现在的音乐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教化功能，为礼服务，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合乎先王之道，规范礼仪。于是乎，我就有一点儿明白了，这个意思只要再稍加曲解，就能形成现代的汉族音乐观了。如果我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使之符合规范，那么我这个音乐就是出格的，那么干脆不要做这个事，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就压抑了汉族音乐的自由发展，赋予其沉重的道德教化的枷锁（这一部分缺乏严谨的论证，仅为目前的管见，不足取信）。
而另一方面，荀子所反对的，也就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这一句，不禁让我又大起兴趣。这句话是针对墨子的《非乐》一章进行反驳的，那么墨子到底说了啥，让荀子大加批驳呢？结果我一查，好家伙，我倒觉得墨子说的是至理名言，并且汉族的不善歌舞很可能也受到了墨家的影响。
由于墨子一书的逻辑性极强，很难删减，并且由于墨子的受众主要是下层劳动者，因此就算原文是两千年前写的，也很好理解，先把原文放在这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用我拙劣的现代汉语总结一下就是说，
第一，真正的仁政，应该兴利除害，仁者为的是天下，而非为自己的一己私欲去享乐。所以墨子的非乐，不是说不把享乐当作享乐（也就是说不是白马非马的非）而是这些享乐上不合乎圣王之道，下不符合万民之利，所以要非乐。
第二，要为国家造乐器（恐怕还有礼器），就一定会从民众处敛财征税。比如说古代的圣王敛财于民，修建水陆公共交通，那是造福万民的事情，所以民众反而欢喜。但是乐器也能造福于民吗？不然能的话，为什么要用乐器呢？
第三，也是我感慨最深的，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过于经典，以至于不能翻译，不可翻译的内容（也正是这句话，在今早微信群的讨论中，大放异彩，是现代人困境的如实描述）。民众有如此困境，难道还要玩音乐吗？喝西北风吗？现如今，是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难道还要玩音乐吗？敛财设置乐器，花大价钱打造的宫廷歌舞音乐对于天下不能除害，不能兴利，简直是于事无补，因此要非乐。
其实，墨子这一篇章还有很多精彩内容，篇幅所限，仅提及三条非乐的理由。其实看完墨子这三条，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荀子可能反驳的和墨子想说的东西有亿点点差异。
荀子的乐，可能更多地不是在谈器物层面，也不是说统治者劳民伤财的问题，强调的是音乐的教化作用，除去社会功能之外，在精神世界，还能陶冶情操。
墨子的非乐，则谈的是音乐不具有吃饭穿衣的器物层面的功能，统治者劳民伤财造国之重宝（比如曾侯乙编钟一类的大型青铜乐器），不能解决吃不饱穿不暖，劳者不得息的问题，也不如修路搭桥来的实际。
所以两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不太像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特别是墨子的民有三患之概括，与非乐之意见，其实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心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人数众多但非主流的意见。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代社会不是民主社会，不是谁人多谁说了算，而是谁是统治阶层谁说了算。文化的话语权，从来都在士大夫阶层，这些精英阶层的意见，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传统，也就是荀子的礼乐很可能被理解为贵族的音乐，而非民众的音乐。广大劳苦民众，只是被代表罢了。因此，我说墨子为下层民众发言，是人数众多但非主流意见。
只是民主也有民主的问题，比如说众暴寡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少数就是弱势，多数就是强势，并且多数族群并不觉得少数族群受到了歧视，还以为理所应当，这就是典型的众暴寡了。好了，说回墨子，我认为墨子的意见，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现今娱乐圈的乱象，如果墨子再世，一定会写一篇《非娱乐圈》的文章的。前有被退圈演员虽应付着演戏，却日入百万，后有一天伙食费650元不够吃的逆天言论。我们且不必去细致考证言论的缘起，这些言论能够广泛被传播，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如今劳者不得息，而娱乐圈却大肆敛财，这是资本在作怪，如何破局虽然不在今天的讨论之中，但仍然要抒发一番感叹。
而墨子的思想，其实是隐性传播的，是下层民众代代相传的。音乐，特别是没用的享乐，非仁者所为。再扭曲一下，就是不具有兑现价值的东西都不值得去学习掌握。墨家在战国末年是真正的天下显学，儒家面对墨家都得退避三舍，让其锋芒。而墨家思想的扩大化与误解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华夏族的民族性，促成了汉族极端务实而不务虚的民族性格。在我看来，（仅限个人观点），汉族不在聚餐的时候集体性地歌舞，就有了历史上的思想源泉。
于是，针对与维吾尔族相比，北方汉族的一般民众为何没有了“乐”的传统这一问题，我大体上从荀子和墨子的思想中，找到了自己疑问的可能之答案。为什么当今时代，我们仍旧要重读经典，不言自明。
后记
今天的随笔中有很多隐藏的问题，或者未来得及拓展的问题。
比如说众暴寡的问题，劳者不得息的问题，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问题之讨论，乃至于北京民歌这一命题是否存在，古代中国是士大夫的中国，现代中国是民众的中国，等等。甚至关于维吾尔族是否真的每聚餐必弹琴，也值得商榷，好在，这是一篇随笔，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就以随笔待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