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
今天看到一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大驾卤簿图书》，卤簿就是指“仪仗队”，这副图讲的就是皇帝出行好大的威风。其中多人抬的“轿子”让我思考良多。人就这么不值钱吗？为什么不能使用技术代替宝贵的人力，非要去抬那个轿子？可是想了一下当代社会不禁哑然失笑，时至今日，任时代变迁，人力真的宝贵吗？
如果真的宝贵的话，怎么还有那么多不要命地加班的（当然，加班之人值得同情，迫使人加班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应当关注的地方）？不要命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按照重要性排序，有很多东西排在生命之前，比如功名和利禄，比如恋爱与自由，比如爱国和顾家。再换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人命不够值“钱”。为什么人不值钱呢？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货多不值钱”，如果把人物化，那是不是可以说“人以稀为贵，人多不值钱”呢？我突然想到王小波在《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描绘了他下乡插队的受难场景，特别是推独轮车上山送粪肥令人印象深刻。
王小波的笔触十分辛辣，他写道：
独轮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绕过各种坑和石头；坏处在于它极难操纵，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举例来说，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但不管技巧有多高，还是免不了栽跟头，而且总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现在我想，与其在车技上下苦功，还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欧洲游玩时，发现那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不要说田间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说不清是路还是坑。
王小波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独轮车这种辛苦的方式送粪上山，更想不明白人们还不遗余力地提高推车技术，但是谁也不想着去修路，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送粪肥上山。对此，参观过荷兰乡下公路的王小波也不免感慨：
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
王小波对于人的分类以及对于人性的考察虽然像是他这篇文章的重点，但是这段话里有几个字十分显眼，让我能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个案例，那几个字就是“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显然，在王小波时代的中国乡间，人体生物能或者说人命并不那么宝贵。并且这种不以人命为贵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美谈”。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鱼，卖身葬父，都是打着孝顺的名号，将轻视身体、健康的生命的行为大加褒奖。这样一种漠视生命的传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但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贵族很重视自己的性命，反倒教育贫民要轻视自己的性命。如果说代入到现代社会，那就是万恶的资本家想尽办法延年益寿，反过来挥动鞭子让无产阶级给他们当牛做马。在日本，“过劳死”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很久了，而其他地区即便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它所指的现象也是俯拾皆是。
甚至“过劳”本身都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的嘉奖，工作努力，善于内卷，在资本家看来是极好的，马云之辈直言不讳地说996加班文化是种福报。言外之意，这份工作很抢手，你不干有的是人来干，至于你加班致死、或者加班进ICU那是你体能不行，有福享不了罢了。这就是典型的资本家言论，想尽办法让穷苦大众为他当牛做马。关键在于很多人会迷信他的这种说法，殊不知这个世界上并非每一片土地上的人都需要996，也并非每个人都要当牛做马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资本家自然是漠视打工人生命的，他们把人异化，当成消耗品去看待，并且迫使大众也认为人的价值也就那样，不过是一种可再生的消耗品而已。于是互联网大厂的35岁优化成为坊间流传的“常识”，意思是说码农确实工资高，但是也是吃一碗青春饭，等消耗殆尽之后，就可以换下一批“螺丝钉”了。当然，流传归流传，这种事情能够成为广为人知的“话题”本身就暗示了严峻的问题。没人觉得这个行为不妥，我想可能是因为“人不值钱”的传统惯习还在。
古代达官贵人坐轿子，四抬也好八抬也罢，都是几个人为一个“老爷”服务，而今天打工人为资本家服务和八抬大轿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都是在漠视生命的前提之下，将人作为耗材使用，人就是不值钱的材料罢了。
那有人可能要问了，人如何才能变得值钱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前提错误。人与生俱来就是值得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才能变得值钱，也不需要成为某种身份（大官也好老板也罢，乃至于女人成为母亲才完整等等）才变得有价值。人不是作为耗材出生的，也没有耗材的使命。但漠视人性的问题却周流遍布在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之中，令人咋舌。所以，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的感想还十分肤浅，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重新审视历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史的正统，看“主流思想”是如何被塑造成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