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孤儿救祖记》上映100周年。《孤儿救祖记》虽在历史的洪流中散佚，但它不断被解读，在中国电影史上散发着无尽的生命力。无论是在重写电影史的视角下，还是在当下建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视阈下，《孤儿救祖记》都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电影历史、文化与美学的一个典型样本。它“提倡教育、劝解赌博，鼓励孝心等俱足为世人明镜裨益于社会”；它具有“于中国电影历史发生、生成与延变环链上不可替代的‘锚定’与‘普遍参照’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正如谷剑尘先生在《中国电影发达史》里写道：“电影界要是没有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也不会后来盛极一时，造成了空前的国产电影运动。”为推进相关探讨，《电影新作》编辑部邀请专家，围绕“《孤儿救祖记》上映100周年”进行研讨。
虞吉教授认为《孤儿救祖记》诞生的历史时间节点，是中国电影经历了近十年沪上短故事片试制的跌宕，跟随世界电影影院节目“弃短就长”的“转变之期”。他指出《孤儿救祖记》为起步阶段的国产长片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文本”，更“是一个凝聚了巨大昭示性，扭结了众多契机和功能的范本”。这种“范式效应”（尤其是影像传奇叙事的“范式效应”）既在明星影片公司内部延续与扩展，又在其他制片公司继续发生。
秦喜清研究员指出，《孤儿救祖记》是中国电影初兴时期的关键性作品，是中国电影情节剧倾向的一个早期范例，在类型选择和艺术手法上具有明显的文化融合特征，对百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创作仍不乏启示。她提出《孤儿救祖记》是在充分吸收和转化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它在布景和表演等方面，都追求“华式”风格，力避欧化。它不仅是人情剧，更是中国化的人情剧。
安燕教授从中国电影主流叙事模式建立的角度谈及《孤儿救祖记》，认为以从传统而来的普遍价值为思想底色，以“化大众”为宗旨，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绝非怀麟所说的“偶然”之作，而是必然地导向一种核心叙事模式的建立，且对后来中国电影创作影响深远。可以说，《孤儿救祖记》建立起了一套影响至今的叙事系统：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性论理论形态——良知论为思想框架，以德性伦理为主题诉求，以情节为结构重心，以突转、发现、苦难、穿插、疑阵等为情节要素和叙事技巧的通俗情节剧模式。此主流叙事模式纵贯中国电影的历史，在《滚蛋吧！肿瘤君》《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人生大事》《送你一朵小红花》《奇迹·笨小孩》等当下主流电影中延续。
陈林侠教授认为《孤儿救祖记》是二十世纪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现象级作品。它斩获票房，拯救明星影片公司，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成功的秘籍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好故事”：既不是好莱坞电影认知层面的情节消费，也不是欧洲艺术电影理性思辨的深度思想，而是用伦理情感打动人心、唤起观众怜悯之情的好故事。影片聚焦翁媳关系，以“敬老尊长”的伦理情感与男性长者的愧疚痛悔，重新整固了遭遇现实挑战的传统家庭。不仅如此，影片生动地展示了情感的动态过程。“是其所是”并“如其所是”地生成活泼泼的情感；大到完整匀称的情节结构，小到正/反、好/坏、悲/喜的事件设计，情感的分解与生成，在对峙、比照、碰撞的层层推进中，产生催人泪下的情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