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海岸带具有区位特殊性和管理复杂性，周边村镇社区产业的转型情况、渔民和利益主体的参与配合程度，常常是影响政策落地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内外有研究指出，在海岸带保护与恢复过程中应当崇尚以人为本，政策落地于民、授利于民。在注重生态系统目标的同时，应加强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施策。
在这个方面，印尼爪哇岛淡目（Demak）地区开展的“与自然共建”（Building with Nature) 项目，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个红树林生态修复案例颇为有名，2022年底还获得了联合国首届“世界生态系统恢复旗舰奖”。
自1970年代开始，淡目大规模开发水产养殖，导致当地红树林被砍伐，高达80%以上的红树林已经消失。而生态的破坏和养殖技术的落后，导致当地鱼塘的生产力也一直很低，农村社区依然处于普遍贫困之中。
更糟糕的是，失去了红树林的保护，淡目当地海岸带侵蚀问题严重。加上周围的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加，导致地下水被过度开采，已经开始出现地面沉降的问题。地面沉降又进一步加剧了对红树林的破坏，形成了恶性循环。
红树林在保护海岸线上至关重要
（图片来源：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网站）
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被认为也对当地海岸侵蚀有一定贡献，而且长期看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了加速自然沉积，项目利用廉价的本地树枝和竹子建起了半渗透性的海堤。“竹制”海堤平息了海浪，降低了海浪对海岸带的侵蚀，加速了沉积物堆积，“海进陆退”的生态问题逐渐得以遏制。
监测显示，几年后海堤后面已有高达50厘米的沉积物。让人惊喜的是，沉淀区域里红树幼苗可以自然生长，且存活率高达70%（通常人工栽种红树苗的成活率仅有15%-20%）。
专家预计，在近岸沉积物增加及红树林生长以后，村民还可以在更远的海面上竖立这样的海堤，从而让海岸线外延，并最终恢复退化的海岸。不过这个过程可不短，需要几十年或更久的时间。毕竟红树林“破坏容易、恢复难”。
竹制海堤
沉淀区自然生长的红树幼苗
（图源：Ecoshape网站）
总结而言，这个项目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一是鼓励村民参与工程建设，获得劳动报酬。建造和维护上述堤坝，以及把退化废弃的鱼塘改造成沉淀区域等工程活动，技术上都不复杂，当地人可以参与劳动并获得收入。
通过培训，当地村民理解了竹制海堤如何帮助恢复红树林以及红树林对保护村庄的重要性，并且学会了如何搭建竹制海堤。项目三年后，竹制海堤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就慢慢从企业转交给当地社区的村民小组管理。村庄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与政府和承包商一起开展工作，所以对工程有拥有感。
村民接受建设透水围栏的培训
（图源：Ecoshape网站）
自然学校培训的养殖技术，让村民的虾塘产量提高了两倍，收入翻了一番，受到村民的欢迎。自然学校还传授红树林蜂蜜、手工艺品制作等替代生计方式。笔者在印尼考察时，就看到过以红树为天然染料制作的蜡染布料，是颇具民族特色的手工产品。
而由于周边红树林的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改善，80%的渔民表示渔获量也有所增加。
海岸自然学校
（图源：EcoShape网站）
Biorights Agreement 合约的贷款资金来自项目经费，带有发展和生态扶贫性质。只要村民们按照合约开展了生态保护工作并达到标准，则贷款无需付息，本金也无需归还给出资方（合约甲方），而是转入“社区循环基金”，供社区后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活动使用。
文中提到的生物权利合约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多家国际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开发[2]。其核心逻辑是将愿意为可持续发展买单的国际“买家”与欠发达社区对生态资源拥有的“权利”连接起来（这有些类似国内生态补偿的逻辑）。
全球生态价值的买家，（通过项目公益款）向本地生态资源拥有者付费，以换取后者采取的环境保护行动。而后者获得小额信贷，用于开发可持续的生计。最终小额信贷转换为社区的循环基金，从而形成激励措施。简单而言分为3步：
►步骤1：当地社区获得小额信贷，用于可持续的生计活动。
►步骤2：社区以环保服务的形式支付利息，如再造林，栖息地保护等。
►步骤3：一旦环保服务活动符合要求，则信贷本金转换为赠款进入社区可持续发展循环基金。
该项目“生物权力合约”机制的详细信息参见2021年的评估报告[3]
生物权力合约机制示意图，图源自该机制介绍文件[2]
项目师法自然和积极解决社区生计问题的理念，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评价，也让项目获得了2022年联合国首届“世界生态系统恢复旗舰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Inger Andersen表示，项目“利用自然抵御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同时为人们创造新的经济机会”；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则认为，项目既恢复了生态，又提供了更好的生产、营养和生活，“没有让任何人掉队”。
尽管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相关研究者也指出，由于周边工业开采地下水问题严重，地面沉降趋势尚未遏制。项目通过竹制海堤捕获沉积物的速度是否能跟上沉降速度，仍有待观察。
首先是海岸带修复的高成本。一方面由于现在人工贵，红树林和滩涂修复和维护的工程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由于海南沿海养殖业发达，养殖户收入较高，清退养殖塘也需要支付较高的补偿成本（一些地方的退塘补偿额达到每亩2-3万元 [4]）。
其次，社区转产转业难。尽管目前养殖业有不少环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但原本水产养殖较高的经济收益让替代模式的开发并不容易。案例中提到的生态养殖往往属于低密度养殖，单产较低，在缺少市场溢价和规模偏小的情况下难以激发我国养殖户的兴趣。而生态旅游、红树林蜂蜜等多元生计的模式，目前还都在尝试和逐步发展当中，尚难形成规模性“替代”。
尽管如此，海南在养殖户退塘后的生计转型方面也有不错的进展。例如澄迈县桥头镇在退塘还林的实施过程中，大力引导已经清退鱼塘的养殖户开展桥头地瓜种植，以实现就地转产转业。[5]
结语
虽然印尼淡目地区与海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挑战不一，但我们认为，此案例仍然呈现了值得学习的价值点：即把海岸带修复工程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融合，例如通过参与修建和管理工程项目增强社区拥有感，通过技术和意识培训增强村民增收能力，利用互惠合同的方式鼓励村民的保护行为及可持续生计模式转变等，都可以为海南的相关实践探索提供灵感。
正如2020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中提出的，要“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社区共建共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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