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都山里人 奥马哈价值投资股票班第十二期优秀学员
我的工作本身是处在资本市场的卖方，但我常会思考关于企业基本面的一些问题，如企业所处的行业是好是坏、企业在行业中处在什么位置、竞争力到底怎么样、这家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等。为了掌握和搞明白这些问题的方法，我慢慢从买方的视角去思考这些问题，陆续接触更多投资端的信息。
一个偶然机会在网上看到李录先生于2019年在北大光华的演讲，就像李录先生所讲述的他第一次听巴菲特的讲座时一样，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
在那之前我仅仅听说过李录先生，完全不了解其地位和成就，觉得这个人既然能在北大光华的舞台上做演讲，教室里还挤满了人，水平应该不低吧。另外演讲里这个人讲话总是面带微笑，说话自信且很有礼貌，一点架子都没有，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便抱着好奇的心态看完了整个演讲视频。
在这之前我对于投资完全不懂，对于股票投资中眼花缭乱的K线那套东西既不懂也完全没兴趣，不知道电视上天天讲的那些K线方法到底有没有理论依据、到底灵不灵。我天然觉得正经的投资方法就是要通过分析行业和企业前景，找出一家好公司，对其投资进而获得收益。这种观念以及对企业和商业的兴趣也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促使我毕业后就进入了卖方机构，有机会不断接触各类企业、与企业一起成长，在企业微观层面观察更多细节。
李录先生在演讲中所讲述的道理不难，讲的也十分清楚，且与我一直追求的基本面投资的理念高度一致，因此我十分认可李录先生讲的这套理论。投资不只是买股票这张纸票票，更需要关注背后的企业；市场也不如想象中运行的那么精密，这台市场机器的情绪阴晴不定且毫无道理；价格不再是唯一要关注的数字，也要关注价值，价格和价值的分离为投资提供了空间；能力圈的提出为基本面分析正名，基本面分析有其价值所在，我们要力争不断提高认知，增加对行业和企业判断的准确度。
自此，开车时、走路时、高铁上、飞机上，那场演讲的网上视频我反反复复听了几十遍。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很多内容并不能准确的在细节层面去理解和运用，仍需要不断结合实践反复思考、提高认识；另一方面也拿李录先生的故事来鼓励自己，追求真知和智慧是有可能在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这次戏剧般的故事开启了我走入价值投资这条康庄大道的大门，自此开始了对这个领域持续的关注和学习。若不是偶然间看到李录先生的演讲视频并深受其影响，也许还要过很久我才会知道什么是价值投资。
与常劲先生的交集则源于北大光华的价值投资课。课程期间的每周五早上，我都会如众多同学一样端坐在电脑前等候常劲老师上线授课。常劲老师说话缓慢而总是面带微笑，非常富有亲和力；我观察常劲老师授课的背景有在办公室、在出差的酒店、在家里，且都是美国时间的晚上；本学期有一次线上授课姜老师随口问了一句常劲老师在哪里，常劲老师说因为痛风所以在家里没去公司，这些都是常劲老师多年坚持付出的一些缩影。
更羡慕于常劲老师与李录先生的“三老”关系，从茫然的学生时期相识、到如今的业界成功典范。人生可得此良师益友及搭档，在热爱的领域做出一番惊天地之举，真乃人生一大幸事，何其快哉！
近期参加活动见识了来自不同机构的嘉宾，有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个人投资者，他们采用的投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做资产配置的、有做股票投资的、有专门定投基金的，即使在股票投资上也有多种方法，有基本面投资、特殊事件投资、也有纯粹地价值投资，一副百家争鸣之景象。
各类投资方法都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很难讲在方法上谁对谁错，每种方法都有业绩出色的人，但这里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格外注意。
在方法适用性上，各类方法都有局限，没有方法是万能的，都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管用，反面也可以讲任何一种方法都存在失灵的可能。但人们往往存在路径依赖，只要一种方法成功一次就容易被继续重复使用下去，所谓的“吃到一次甜头就忘不掉”“得手一次就难以收手”就是这个道理。时间拉的越长，一种方法暴露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年大名鼎鼎、红极一时，被认为找到投资的世间真谛的LTCM的陨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投资方法中是否包含主观因素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这两年国内比较流行量化策略，主观多头策略过得很难。量化策略包含的人为决策很少，一套模型下来就可以开始执行了。一种容易复制的方法一但被市场中更多的投资者所采用，这种方法的整体平均收益率就会拉低，也就是说大家都这么干、就会更难赚钱，在债券市场上类似的情况更为常见。主观策略包含更多人为决策，人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因此难以复制和完全模仿，反而使主观策略更不容易完全趋同。
此外，投资方法和性格是相关的，李录先生最早在《穷查理宝典》中将这种特质翻译为“品性”，非常传神。性格和策略需要相适，不然做起来会很别扭，不一定能长久。有人天性追求刺激，恨不得一天翻十倍，只能去搞短线交易；有的人缺乏耐性，就不太容易搞价值投资。抛开性格因素，品德也很重要，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通常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底线，不会轻易因社会风气和个人好恶而改变行为习惯，这种特质有助于坚持投资纪律。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法习得的，人最终还是要做自己、选取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价值投资者就是一群追求客观理性、追求知识和智慧、力争克服人性弱点而进行投资的群体。
从结果上看，尽管各种投资方法下都有业绩出色的代表性人物，但不同方法间的稳定性或可靠性是不同的。我们都希望追求更大的确定性，尽量避免随机的结果，稳稳当当的过日子总归比刀口舔血般地过日子要强，价值投资的安全边际理念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好的理念。
价值投资所处的位置
市场上太多机构宣称自己是价值投资者，但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是少数。
技术分析或量化方法主要关注股票价格、交易量等市场数据。基本面投资也有不同的分类，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格林沃尔德教授一书《价值投资》中的描述，基本面投资者又分为宏观基本面投资者（如研究概念、主题、行业轮动等）、微观基本面投资者（主要关注公司）。即使在微观基本面投资者中，还分为一般的基本面投资者（研究与证券价格有关的经济因素及其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追求领先市场的预测来进行交易）和纯粹的价值投资者（以公司价值为锚，基于价格和价值相分离、长期价格会回归价值的理论基础，进行交易）。
价值投资者算是基本面投资者中更挑剔的那一类，因为挑剔，所以少数。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价值投资要求要有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独立判断、控制情绪的能力，大部分人都易受群体的影响而出现从众行为，因此随大流就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投资。
另外，激励机制的扭曲也导致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投资。以公募基金为例，公募基金主要追求相对收益及排名，造成基金之间、基金经理之间容易出现持仓趋同的情况，因为虽然随大流很难分出高低，但也可以保证大家都差不多。另外公募基金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管理费，因此做大规模是头等大事，基金在净值高时就会加大营销力度以扩大募资规模，但净值高时往往是卖出的最好时点，所以基金赚钱但基民不赚钱的情况屡见不鲜。另外基金一年一考核的考核制度也导致工作人员很难做出长期决策，不得不为了满足每年的考核而倾向于短期决策。
因此，追求长期主义、坚持深度基本面研究、独立于市场决策的投资者本来就很少，价值投资恰恰是符合以上特征的投资方法。
价值投资的社会意义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即使是价值投资，其买卖股票也都是在二级市场完成的，交易的一瞬间是零和游戏，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正面意义呢？就此问题我还专门给喜马拉雅资本发过一封邮件请教，未得到回复，但仍不失为一件趣事。
好在李录先生在这次的演讲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价值投资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定价。价值投资以企业价值为锚，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变化，价值投资者的报价都会比较客观，起到定价的作用。李录先生讲到比亚迪的例子，喜马拉雅资本持有比亚迪22年，中间遇到8次股价下跌，每一次比亚迪都有资金链断裂的可能，若非像喜马拉雅资本这样的富有良好信誉的价值投资者坚定持有起到定价的作用，那么比亚迪在其发展历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
价值投资的第二个社会意义是帮助出资人取得投资回报。这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毕竟市场上99%的投资机构都只有这唯一的目的。但喜马拉雅资本进一步升华了价值投资的社会意义，他们不为帮忙富人变得更富而管理资金，他们帮助基金会、公益组织等变得更加富有，这对社会而言实在是莫大的贡献。
价值投资的第三个社会意义已经超脱了投资的范畴，即价值投资可以帮助人们变得优秀、智慧。价值投资的爱好者中有许多人并不是投资人，但并不妨碍他们学习价值投资的理念，因为价值投资体系中的许多内容是具有普世价值智慧的结晶。被奉为价值投资圣经的《穷查理宝典》中直接与投资相关的内容并不多，更多的是关于理性、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等的内容，就是最好的例证。
价值投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
最早完整建立价值投资理念的是格雷厄姆，他在1949年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首次完整阐述了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所有者视角、市场先生、安全边际。格雷厄姆著名的投资方法是“捡烟蒂”。
巴菲特和芒格先生在格雷厄姆的基础上拓展了价值投资的理念——优秀的公司可能长期创造高回报，要持有这些优质的公司，要不断构建和扩大个人的能力圈，以更好的识别和判断这些公司。该理念不再是只赚股票波动的价差，如果一家公司的业绩持续增长，股价也会持续增长，这时的回报则来自于公司的业绩。
芒格先生在此之上进一步拓展了价值投资的理念——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寻找优秀公司，不要出能力圈，不懂的东西不要买。李录先生在演讲上用鲜活的例子解释了这个理念，“到有鱼的地方去钓鱼，到自己熟悉的湖去钓鱼，到人少的湖去钓鱼，且不需要把明尼苏达洲的10万个湖都摸清楚”。
喜马拉雅资本创造性地定义了价值投资的第六条理念——财富与价值投资：财富是在经济体中的购买力，价值投资的目标是在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拥有最具有活力的公司的股份，来保持和增长财富。
以上六条是价值投资最基本的理念和信条，很多人成功的实践也证明价值投资的理念是可以实践的，且可以成功地长期实践。
价值投资中的核心问题
许多投资方法过于关注股票价格，试图在价格的跳动中寻找规律。价值投资则更看重价值，价值是价值投资的出发点，那么何为价值？其实就是现金流思维。
价值投资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常识问题，我认为就是现金流思维，现在花钱买的都应该是未来的某些现金流的折现值。举个例子：很多人在房价持续上涨时期投资房产看重的是未来可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是在赌价格。但没有只涨不跌的买卖，一但房价下跌，这笔投资就可能失败。另一个角度，抛开房价的波动，如果长期持有房产，那么投资房产的收益就来自于出租，算一下本金、租金、回收年限等，这笔投资的回报率就显而易见了。
有时候投资并不需要很复杂，往往就是常识的体现，但恰恰人们往往会被更诱惑/华丽的东西所迷惑而忘记常识。李录先生的演讲结束后，在和张保良的交流中，他激情洋溢的讲述到《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是多么的经典。“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几十年前巴老爷子早都想明白了，并且写在了股东信中，很多投资方法就是常识，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如今很多人认为巴老爷子那一套理论早已过时，也从未读过《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实在是对伟人最大的误解。
价值投资在中国是否真的没用
平时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谈及价值投资，普遍听到他们表达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差导致没有好企业、做基本面投资没用、股票投资就是赌博、股票投资都是靠消息或坐庄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武断的、错误的观点。
宏观层面，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的百分之四十多，是除欧盟之外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方面要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美博弈会对两国以及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增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历史长期经验来看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都曾遇到过，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我国的现代股票市场建立至今大约三十多年，时间比较短，遇到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也是难免的，不需要因为问题的出现而否定资本市场的作用和成绩。监管机构的目标也是规范资本市场、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的质量和效率，同时监管和治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识市场、制定和调整政策、积累经验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也并非每只股票都存在坐庄、内幕交易等的情况，个别的乱象也不代表资本市场整体情况。
那么价值投资为何在中国更有效呢？
成熟国家市场的投资者中以机构投资者居多，因此市场效率更高，出现错误定价的情况相对较少；国内投资者以散户居多，散户的定价能力弱，因此出现错误定价的情况相对更多，恰恰是这种错误的定价，给了价值投资更多买卖的时机。
在投资方法上，价值投资往往以深度研究为基础，力求获得对公司长期发展及未来的“洞见”，进而进行估值，深度研究需要结合公司质地、规范情况等综合来看，并非每一家公司都没有研究价值。价值投资对能力圈的追求就像是高深的武功，非一年半载就可修炼而成，需要旷日持久的坚持，这对基本面研究的深度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远非一般的基本面研究可比。
几年前在微信上流传过一篇题为《景林是怎么炼成的？》的文章，描述景林资产在投资拼多多前派出多人跑遍了国内不同省份的15个城市，对形形色色的用户、平台商家、产业人士做了深度调研，以此来加深对拼多多的认知。通过这种脚踏实地的深度调研，景林资产揭开了拼多多神秘的面纱，拨开迷雾找到生意的本质，最终决定重仓拼多多，这是令笔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
投资中的心理偏差问题
心理偏差可以理解为投资中的不利情绪，包括贪婪、恐惧、盲从等等，具体可以表现为投资中的很多心理活动。在《穷查理宝典》中有一章是专门讲心理偏差问题的（题为《人类误判心理学》），深刻总结了人类的25个心理认知上的偏差，这个总结也是芒格先生博大精深智慧的一个具体体现。
人的心理偏差很容易出现在投资中，比如你买一辆30万的汽车，会去4S店看一看、试驾，起码花上几天时间琢磨，但买股票却可以仅凭别人推荐而草率下单；比如你拿10万元本金投资赚到了2万元，你可能会感到这2万元像是白送的一样，觉得这2万元将来即使再赔掉也无所谓，你对同样属于你的10万元和2万元表现出不同的心理重视程度；再比如当股票大涨时你看着别人都赚钱而心里着急，急于入场以致做出追涨行为，当股票大跌时你又担心股票继续下跌而急于抛售，以至于形成实际损失。
心理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也都必然有自己的心理缺陷。基于正确的投资理念、科学的投资方法、良好的投资心态去做投资，是可以取得良好成绩的，至少结果不会差到哪里去。同时个体之间对心理缺陷的克服程度各不相同，若想成为高手，绝不是一件易事，技术都可以学习和掌握，投资心态恰恰最难以学习，甚至有的心态是从性格来的，永远无法习得。
也谈全球经济的未来
李录先生在演讲中着重讲述了这个时代的困惑和全球经济与格局，其中一个观点是当今全球竞争和矛盾加剧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在物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从1.0狩猎文明到2.0农业文明到3.0科技文明），政治和治理等社会制度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快，造成了两者之间的落差。
当今全球经济有脱钩和分割的趋势，这无利于市场和经济要素的交换和流动，只有当人类更充满智慧以摆脱人性桎梏后，才能达成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推动制度变革以实现更大范围的现代化，最终团结全人类、实现人类的共同幸福，这也应是追求智慧的价值投资者们最大的人生追求。
李录先生所演讲的这个话题，令我联想到了十多年前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全球通史》中的一段话，摘抄在此：
“人类今天作为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物种。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答案就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之中。
与基因进化相对应的是文化进化，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但爱因斯坦警告我们：人类现在正在面临着的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
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会遭到抵制。
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