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书法艺术的古典形态与现代文明产生碰撞、交融之后，书法艺术向何处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1882年，日本著名画家小山正太郎在《东洋学艺》杂志上发表了《书非美术》一文，提出书法不是艺术的观点，针对小山正太郎的观点，日本美术家、美术评论家、思想家冈仓天心发表了《读〈书非美术〉之论》的文章，对“书法不是艺术”的观点进行强烈反驳。日本那场争论50年后，即二十世纪上半叶，书法是不是艺术在中国也发生一场激烈争论（著名学者郑振铎坚持“书法不是艺术”的观点）。又时隔50年，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书法界发生了一场书法是什么艺术的讨论（有的认为书法是造型艺术，有的认为书法是线条艺术，有的认为书法是抽象艺术，有的认为书法是视觉艺术等）。又时隔40年，也就是今天，正进行着什么是好书法的争论（例如“展览体”与“丑书”的讨论）。近现代书法发展史，表现出对书法艺术的身份、地位、功能等本体性问题的探索与关怀，尤其当代，涌现出一大批书法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不懈地进行着书法艺术独立为一个艺术门类与日常实用书写两种不同形态的研究分析，逐步建立了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书法审美、书法欣赏、书法批评的话语体系。
日常实用书写服务于日常实用，其中一定有书写美的意识，但这种书写强调的是文字识读的便利性；书法艺术是运用汉字造型表情达意的艺术，造型必然强调观看的艺术规律。众所周知，书法的造型包括“形”与“势”两个概念，“形”是看得见的笔墨形象，例如点画、结体等。“势”贯穿在“形”的运动过程中，暗含在用笔的轻重缓急、提按顿挫、断续离合当中，是深藏于作品背后的内力。“势”似有形却不见其形，似无形却无处不在“形”的表现当中，“形”与“势”的统一构成了书法的特色美，也构成了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蔡邕表达的是书法所追求的形神兼备的生命意象，这是以“自然”的“象”作为判断标准的，体现在书法形象的动态展现中，所列举的都是自然界当中常见且具有“形势”美的例子，将这一规律运用到书法的生成中，通过“势”表现书法形象的生命感。卫夫人在教王羲之学书法的时候所采用的比喻也是有具体形象的，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等，都是用可见的自然现象进行比喻的，但内在的书法本质却是“形”与“势”的统一。
王小静是一位对书法艺术执着追求、锲而不舍的人。她生活在历史文化悠久的陇南，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汇聚融合造就了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特性，从王小静的书法中可以看出地域性文化所滋养的特有的美学形式，其情调追求磅礴而烂漫，其线条追求古拙而灵动，体现出当代女书家新的个性变化。2012年王小静负笈进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书法高研班学习，2015年又被录取为中国传媒大学书法博士课题班成员，脱产学习两年，2017年学习结业，她的论文《沈曾植书法艺术研究》得到了答辩老师的一致认可。
书法的欣赏是纯粹对于线条与构造等视觉内容的欣赏，审美的愉悦感来自于书法家用笔、点画、线条、结体、区域、空白、墨色等造型元素对比而产生的形式美，当欣赏进入文字识读或文学性体悟时，欣赏活动就离开了书法艺术的属性。中国的书法线条具有无限的表现性和创造性，是书法艺术造型或欣赏书法艺术的基础，它既是各种构成的基础，又是艺术性表现的主要角色。中国人对线条有着天然的敏感，书法艺术正是在对这种线的追索中表现情感的，这种线的厚度、韵律、节奏、动感、方向、长短粗细都是通向神采的条件。张怀瓘曾总结说，“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是线的质感和线的组合关系共同构成书法的神采。
王小静学习书法重视打好书法线的基础，书法创作以线为单位进行组合，在观念上她通过对线的阐释而坚持对书法艺术本体的坚守。书法的线是笔法与情感的组合，因此它与书法本体是一致的。书法的线从本质上说是篆隶的线，古人从笔法和不同书体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蔡襄在《论书》中说：“予尝谓篆隶正书与草行通是一法。”他指出，楷书、行书、草书的笔法与篆隶同是一法。黄庭坚以张旭草书为例说：“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正因为张旭坚持了篆隶古法的线，所以草书可以与二王齐名。黄庭坚批评：“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还说：“今时学《兰亭》者，不师其笔意，便作行势，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丑也。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颇得楷法，后生若以余说学《兰亭》，当得之。”再看他在《山谷题跋》中的两段话：“《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之法。”这是其一。其二，“然学书之法乃不然，但观古人行笔意耳。王右军初学卫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后见李斯、曹喜篆，蔡邕隶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即使是书圣王羲之的成功也是以篆隶为本的。
姜白石从书体演变的角度，明确指出篆隶、章草等是真行草笔法的本源，他说：“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澹，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他还说：“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认为学草书，应先学张芝、皇象、索靖等汉魏章草。创作的作品像古人是对人的复制，不是书法的传统，强调篆隶古法的线条才是真正的坚持书法传统。
陇南有着得天独厚的碑学资源，以《西狭颂》为代表的碑刻见证了陇南金石碑学的延续，王小静书法中的篆隶素养即来自于此。她大量临习金文、汉碑取其古拙之趣，将碑学强调的线条“中实”运用在草书中，涵养了草书的内韵，在澎湃开张的草书体态中显示出了厚重的体积感和块面感，一张一弛之间将一种真正源于内心的对草书的热爱凝结于纸面，从内心情感对草书的萌动到草书创作进入自由抒情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之旅。王小静一直在这条路上奋进，至今仍然坚持临摹古代经典，尤其注重把对篆隶的临摹推向深入。她认为，不断深入古代经典，从传统中寻找个人的创新空间，才是有价值的创新，才是有担当、有责任的书法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书法家的责任与担当最终要体现在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上，这应该是王小静书法展览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