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意义028||志士李白2·李白对儒家思想的“选择性”接受1-⑤

文摘   文化   2023-05-25 08:28   四川  

李白的意义028||志士李白2·李白对儒家思想的“选择性”接受1-⑤

五、李白与“孔子删诗”

从孔子那里,李白不止吸取了儒家用世思想精髓。诗歌创作方面,孔子同样是李白的标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指导其诗歌创作。

有个说法叫“孔子删诗”。相传,最初把民间收集来的诗歌放在一起,林林总总三千多首。这些“诗”早至东周的商朝末年,晚到西周灭亡,时间至少跨越了六百年。这些“诗”有的重复,有的称不上“诗”,还有的思想有问题,格调不高。于是,孔子“十取其一”,可谓大刀阔斧,这样一下来,就只保存了305首,孔子称其为“诗三百”,正式的叫法就是《诗》,《诗经》的叫法已是汉代的事。之所以在“诗”的后面要加个“经”字,普遍的观点是“一个社会需要有纲领性的东西”,这就是“经”,是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也就是说,现实不可无诗,因为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既有利于家庭,又有利于社会,是现实社会所必备。孔子依据其“思无邪”的标准,完成了这一项浩繁而伟大的工程。另据今人论证,就连这个“诗”字,都还是孔子临时造的。也就是说,在民间,已经有了诗歌创作、诗歌表达、诗歌演唱和诗歌收集整理这些“诗歌活动”之后,才有了孔子给出“诗”的命名。这是历史性的,也是开拓性的。

由此可见,孔子于《诗经》有两大贡献:一是去芜存菁,完成了“诗三百”的“删述”之功;二是提出了“思无邪”的诗歌评判标准,要求思想纯正;提出了最早的源于现实的诗歌批评理论,这就是诗歌的“兴观群怨”。孔子还强调学诗的重要性:“不学诗无以言。”因为“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不仅要学技巧,还要学习如何有效的表达。这样,诗才会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职能。用今天的话讲,一切文艺作品都必须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都必须传递“正能量”。

这对李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古风》五十九首的开篇之作,他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观”与“诗愿”:

大雅久不作,吾哀谁竞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古诗》其一)

李白在这里回顾了自《诗经》之后的诗歌发展史,且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和诗歌创作所要达到的目的。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统摄全篇。“大雅”即诗歌的“雅正之声”,《诗经》即属于此,其创作精神是“垂衣清真”“文质炳焕”,并且可以奉为“宪章”。但是,现实残酷。自“诗经”以来至盛唐,其间,虽经历了屈平的“昭悬日月”,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的激扬“颓波”,以及建安的提振,至唐是“正声何微茫”“宪章亦已沦”“绮丽不足珍”,是“正声微茫”,颓靡泛滥,“宪章”沦丧。

现实如此,李白极为不满。“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言自己要像孔子“删诗”那样,革除“绮丽”,提振“正声”,弘扬“清真”,让诗歌的正义光芒辉映千秋,普照万世。他借用孔子“绝笔获麟”这个典故,文辞铿锵地向世人宣示:愿尽其所能,开创一代诗风。《唐宋诗醇》卷一评曰:“《古风》诗多比兴,此篇全用赋体,括风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观六代,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意昭然明矣。”这首诗既是李白欲振兴诗歌创作的宣言,也是其诗歌评判标准的明示。而根基则源自孔子的开创性诗歌贡献。

在这样的旗帜下,李白雷厉风行,亲自实践,佳篇不断。他在《古风》其三十五里,再次写到相关内容: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李白首先用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两个典故讽刺诗歌创作中的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接着类比,“斐然”一曲虽然一时能哗众取宠,却因雕饰过甚而失去了“天真”;用三年时间在一个棘刺尖上雕一只田猴,虽维妙维肖,却徒劳费神,功成无用。他认为,这些都是当下诗歌创作的弊病。像《诗经》“雅”“颂”中那样典雅的诗篇已近乎“崩沦”。李白最后呼吁:诗歌创作应回归正道,相信这种志同道合的诗人一定能够出现。这首诗观世风而伸“正声”:批评眼前诗歌创作华丽浮靡,只重形式,忽视社会责任,有损社会风气,背离了雅颂之风。鉴于此,他大声疾呼:诗歌创作须回归正道。李白为何在格律诗创作成为主流的盛唐,仍然创作了大量的古体诗,且成就极高,影响极大,或许正源于此。

孔子“删诗”是一种文化担当,李白复振诗歌创作的“雅正之声”,以“垂辉映千春”,同样是一种文化担当,是“济世情怀”的另一种表现。李白即便写了不少的隐逸诗,一样少不了“济世情怀”,时刻在诗中凸显其积极用世、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他在诗中多次提到姜尚隐逸多年,最终建功立业的故事。比如《行路难》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中,李白对姜尚羡慕不已,即便现实险恶,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他也一样信心百倍。李白还自比诸葛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说自己虽是民间草根布衣,但“颇怀拯物情”,热切希望有一天能像诸葛孔明一样干一番千秋大事,能够“千载独知名”。李白诗歌是其儒家用世思想的切实承载。缺少了这个载体,李白精神就如无根之木,即难以表达,又无从呈现。

可见,李白文化的核心深深植根于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厚沃土,其人文精神的精髓就是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生动实践。其诗歌创作的准绳在于:是否能重振“雅正之声”,是否服务于现实。这中间尽管掺入了“家族振兴计划”、个人的“千秋功业梦”与“功成身退”的理想化人生设计,但是,李白一贯以“济天下”“安社稷”为己任,为前提,只有这个目标达成,才是最首要的,最高级的。其它一切都从属并服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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