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意义029||志士李白2·李白对儒家思想的“选择性”接受1-⑥
文摘
文化
2023-05-26 08:20
四川
李白的意义029||志士李白2·李白对儒家思想的“选择性”接受1-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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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白的“从政”与“作秀”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终生坚守理想、矢志不渝、百折不回、活跃于盛唐的文人志士、精神奇士和无畏斗士，却不被理解不说，还被污其“作秀”。被污对象何止李白，而是所有古代文人，把他们对济世理想不懈追求的历史指责为“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这篇名为《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的奇文发表于《文学自由谈》好在他已经作古，不然这个“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的作家不知还要“误导”多少人。作者理论说：“文人若是过分作秀，尤其是想用‘秀’来谋取或换取社会效益以及个人功利，往往悲剧者多”“李白若是只想玩诗，别无他趣，也不失为风流士，但他的官瘾却偏偏很大，落到最终饿死于安徽当涂县的命运。作秀居然以此作为结局，我看这样的专业诗人还是以不当为好”。首先，作者申明，在他的文章中“作秀”一词不是贬义词，但在他的论述中，“作秀”的贬义彰显无遗。其二，古人作诗也绝不是“玩诗”。千古文章、万世诗篇的“风雅”可不是随便玩玩就可以达到的。看看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苦吟》）……他们作诗如此认真，如此执着，如此用情，如此痴迷，都是在“玩诗”吗？他们作诗的情态看上去不够“风雅”，甚至苦得要命，但他们因“玩”出了文学与精神的双重“风雅”而名垂诗史。其三，李白写诗也绝不是态度轻慢地随便玩玩而已。尽管李白没有将做一个“专业诗人”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和唯一目标，但是，他的诗绝不是“玩”出来的。何况，他在追求济世理想的同时还曾旗帜鲜明地说过：“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表示自己要像孔子那样，穷一己之力，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文学上要有所建树，进而“辉映千春”，光照史册。李白这样说了，最终也如愿登上了诗歌的泰山极顶。这是“玩”出来的吗？这样还不够“风雅”、称不得“风流士”吗？其四，自春秋战国孔子的儒家思想诞生始，尤其是汉朝对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千年文人”都在儒家用世思想光芒的照耀下，薪火相传，前赴后继，千方百计实现自我价值——这就是自古以来形成的自觉担当天下的士子情怀。如果仅仅是为了“作秀”，他们在历朝历代的政治舞台上就不可能有众多功勋卓著的建树，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华文明。那些光耀史册的贤臣名相，他们流芳百世的功绩绝不是“作秀”的副产品。李白对济世理想的追求也绝不是为了“作秀”，只要稍加用心地考察一下李白波澜壮阔的一生，“作秀”一语绝不可能无端又武断地强加到李白身上。该文中的“玩诗”“作秀”“当然指的是攀荣附贵，不择手段，卖身求荣之类”，很显然与李白追求用世理想无关。李白想当官，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终极目的就是想当官，想当大官，大到可以做“帝王师”、可以“安社稷”“济苍生”、可以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那样的官。再说了，唐朝的哪一个大诗人没有萌发过入世为官的想法？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文人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只是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失败了。李白因种种原因成了最大的落魄者。宋朝的范仲淹总结得好，说他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上为君王操天下太平之心，下为草民百姓担平安康乐之忧。晚于李白的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里写道：“（李白）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难道这“耗壮心、遣余年”的无奈悲情是“玩”出来的吗？导致李白如此“飞扬跋扈”、穷困潦倒的根本原因也并非于此。古代文人想做官，既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更是文人士子对其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是“家国情怀”“民本情怀”的具体体现与不舍追求，体现的是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主动自觉的“智能”奉献，是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具体实践。在古代，除去一些不懂“文墨”的武将以及身怀“绝技”的奇能异士，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文人士子。隋以前，大多是贵族世袭，所以，孔子想入仕，历尽艰险，费尽周折，犹未能如愿。就别说一般的草根文人了。在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动荡时代，只有像李白无限羡慕的姜尚、张良、诸葛孔明这般身怀奇志的人才有机会起于草泽而建不朽功业。大多数草根文人则籍籍无名、殁于蓬蒿山野。到了隋，科举制度诞生，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应是一个伟大的贡献，让草民布衣有了加官进爵、改变自身命运、奉献才智、改良现世社会以利众生的机会，制度尽管不够完善，有时甚至还很“黑暗”，但是，让一般平民百姓家的读书人有了期盼，有了参与社会活动、影响历史演进和文明进程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的推行让文人士子的智慧有了“用武之地”，让他们的家国情怀有了转化为现实的相对可靠顺畅的“路径”。单是唐宋，恢弘壮阔的时代为文人士子们“奋其智能”构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大舞台，涌现出的高适、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等，更是文武兼备，百世流芳。那种主观武断地持“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之论者，更是荒谬至极，只有那些没有一点起码文史知识的文盲草寇才会发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谬论。以该文的“作秀论”反观中国古代史，若所有的文人士子都集体“放弃作秀”，都集体效法庄子倡导的自在逍遥，都集体地弃世出世遁世，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如何化解安顿，民间的种种疾苦谁来过问？责任谁来承担？文化如何创新？文明如何不断有效地延续和发展？再则，如此这般，中国的历史不就是一个由真正的贩夫走卒、草寇野汉“写成”的历史了吗？没有文化指引、文明教化的社会又会是一幅怎样的“现世图景”呢？所以，“千年文人作秀论”是荒唐的，基于此论调得出的“李白作秀论”就更是谬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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