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的人生轨迹呈现出显著的起伏，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他诞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乃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高级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商人。
在他十岁之前的岁月里，他一直享受着优裕且体面的生活，从未为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忧虑。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遇罗克的父亲意外地受到了一场风波的波及，被错误地归类为“右派分子”，并随即遭受了激烈的批判与打压。
对此，遇罗克的母亲深感愤慨，毅然决然地为丈夫进行辩护，但遗憾的是，她很快也被划为“右派”，不仅工商联委员的职务被剥夺，家中财产亦被全部抄没。
该事件对遇罗克的生活轨迹造成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从一个显赫家庭的后裔，迅速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对立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周围人的疏远，每次他踏入校园，同学们都会有意避开他，不愿与他互动或交流，教师们也对他持有偏见，态度冷淡。
1960年和1962年，遇罗克两次尝试参加高考，成绩优异，但没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愿意接纳他。面对这种困境，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追求，转而前往大兴某农场“插队”成为知青。
1963年，遇罗克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创作了多篇诗歌和散文，但因他的身份问题，报社和杂志社均不敢刊载他的作品，只能婉拒他的投稿。到了1964年，他被特别允许回到北京市区，不久后被安排到某机械厂工作，成为一名学徒。
在社会动荡期间，遇罗克因家庭背景再次成为攻击目标，不断遭受公开的批斗和指责，甚至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殴打至鼻青脸肿，但他并未屈服，也没有承认那些恶意诬陷者的无端指控。
1967年初，经深思熟虑，遇罗克撰写了一篇极具争议性的文章《出身论》。该文言辞犀利地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血统论”与“成分论”，并呼吁社会各界应秉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切勿无端地给人“扣帽子”，更不应肆意进行迫害。
该观点获得了众多干部与群众的广泛支持，部分人士甚至对遇罗克表达了同情与怜悯之情，并计划致信中央，为其求情。然而，恰在此时，中央高级干部戚本禹出人意料地站出来，对《出身论》提出了明确反对，直言遇罗克所散布的言论属妖言惑众，有误导公众之嫌。
这次事件再次让遇罗克置身于舆论的风暴中心，随后，他接连遭受了民众的质疑与责难，这给其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几近令其精神崩溃。
1968年初某日，遇罗克在供销社购买了若干公斤面粉，正准备返回住所时，突遭数人强行制服并押解至监狱。遇罗克深思熟虑后，确信自己在近半年内未曾发表任何引发争议的言论，也未参与任何秘密活动，对于被捕的原因感到不解。
他向负责监管的狱警询问被捕的理由，但狱警未能提供明确的解释。这增加了遇罗克的不安，他担心自己的安全，遂向党中央发出求助信，然而未得到任何回复。1970年，遇罗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带到工体进行公开审判，对此他感到意外，连续声称自己无辜。
但法官并未听取他的辩解，直接宣判其死刑并立即执行。早已待命的法警迅速将遇罗克押至一处空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执行枪决，遇罗克的生命在那一年定格在二十八岁。
1976年4月，北京市的学生与工人在天安门联合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集会，众人高呼遇罗克之名，强烈要求中央重新审理此案，以期为遇罗克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然而，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出于对个人地位与前途的忧虑，竟组织社会闲散人员，采用暴力手段驱散集会民众。
集会被驱散后，遇罗克的母亲与妹妹开始四处奔波，为遇罗克申诉冤情。同时，北京数家仍保有良知的媒体也持续发布关于遇罗克的报道，意图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为其伸张正义。
经多方不懈努力，此案最终被发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法官们在仔细复核遇罗克的案卷材料后，确认其并未犯有任何罪行，遂依法宣判其无罪。
随后，遇罗克的母亲与妹妹前往相关部门领回了遇罗克的骨灰及遗物，并将其安葬于京郊一处风景秀丽、山水相依的陵园之中，使这位历经坎坷的遇罗克终得安息。至于造成遇罗克不幸遇害的主要责任人戚本禹，其于1968年遭受隔离审查，1983年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服刑期满后，他迁居上海，过着低调而平凡的生活，直至2016年因疾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