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王洪文被列为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备选人员。
1932年，王洪文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的一个农民世家。幼时，他如同那个年代众多贫苦农民家庭的子女一样，未曾接受正规教育，仅学习了三个月的《百家姓》。
十多岁时，他便开始为地主家放猪。他自幼肤色白皙、性格文静且善于言辞，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深受乡亲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离家参军，除1958年转业期间回乡一次外，再未返回故里。他参军后的第三年，其父王国胜因肺病去世。
1980年，王洪武及其弟妹突然接到可前往北京探望兄长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四人随即收拾行装启程。多年来，王洪文与家人联系甚少，也很少寄信回家，因此王洪武和弟妹们对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在“四人帮”倒台时，曾有传言称逮捕“四人帮”过程中发生了枪击事件，王洪文的胳膊受伤，家人闻讯后深感担忧。因此，在前往北京的途中，王洪武兄妹四人心情沉重，沉默不语。抵达北京后，他们与等候在此的大嫂会合，一同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秦城监狱与兄长交谈时，王洪武提及当年曾到北京探望他，王洪文眼中闪过一丝光芒，询问了王洪武在北京打电话的具体日期，并仔细推算了一番，随后告知王洪武，那天他确实在北京，但秘书未告知他弟弟的到来。言罢，王洪文的眼神中流露出遗憾之情。
王洪武兄妹四人从秦城监狱探望兄长归来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因脑血管破裂不幸去世。王洪文的母亲至死都怀有遗憾，自王洪文17岁离家至她去世，她仅见过王洪文一面。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使他的亲人承受了骨肉分离的痛苦。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王洪文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导致他轻视了仍在工厂务工的妻子。这或许是一个因素，但可能还有更为关键的原因。
在1976年10月1日这一天，王洪文遭到了逮捕并接受审查。特别法庭最终对他作出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予妻子崔根娣时，曾言辞凄凉地告知崔根娣：“在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更何况我这顶官帽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摘掉，到那时我不仅不是官员，反而会成为阶下囚。”
随后，王洪文又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廖祖康，指示道：“你到管理处借500元钱带给根娣，告诉她我提出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王洪文未曾预料到，在他被囚禁于秦城监狱之后，每年国庆节，他试图解除婚姻关系的配偶崔根娣，都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前来探望。
这是因为国庆节恰逢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崔根娣在与领导的交谈中，表现出异常的平静，她表示：“王洪文虽然犯罪，但他的判决与我无关。我不会选择离婚。他尚年轻，且来自艰苦的背景，我愿意等待他。”
崔根娣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与大多数人一样，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在丈夫遭遇不幸之后，她没有责怪丈夫的不忠，而是选择坚持陪伴他到最后。直至1992年，王洪文因病去世，她始终不离不弃。
作为长女的王亚萍，目睹了母亲的付出，内心五味杂陈。她没有因父亲带来的困扰而心存怨恨，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希望将来能够为国家贡献力量。
得益于母亲的节俭生活，王亚萍得以完成高中学业。随后，她进入上海的一家纺织工厂，成为一名普通的女工。在工作中，王亚萍表现出勤奋和能干，她聪明伶俐，很快就掌握了生产技能。
当时的中国，正兴起改革开放的热潮，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各行各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众多人员舍弃了传统的稳定职业，投身于商业领域，并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聪明的王亚萍亦被此趋势所触动。尽管她在工厂的工作稳定，足以满足家庭的温饱需求，但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她的理想与抱负，并非她内心真正所求。因此，她毅然决定辞去工作，投身商海。
凭借王亚萍的不懈奋斗，她所经营的“老爷子”白酒品牌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她本人也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成长为商界的亿万富翁。
在那个时期，许多与她同时代的商人也如她一般，享受到了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其中，不少人放弃了中国国籍，携带财富移民至国外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王亚萍，并试图将她这棵“摇钱树”挖走，承诺只要她愿意前往美国，他们将无偿提供绿卡，让她随意居住。
社会上逐渐流传起各种议论，不少人认为，鉴于王亚萍家庭背景的特殊性，她若选择移民海外，断绝与中国的联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并据此开始散布不实言论。
对于此类背离国家的行为，王亚萍表示极度不屑。她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成就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倘若没有国家的坚实后盾，她无法取得今日之成就。
面对美国的邀请，王亚萍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她坚称：“我身为中国人，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出身无法自我选择，但人生价值的提升却可由个人掌控。王亚萍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她所展现出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学习并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