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部队已在正面战场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经缜密考量，华东野战军最高指挥官粟裕将军作出了发起济南战役的决策。然而，在华东野战军指挥层会议上，第十纵队司令员、三野名将宋时轮却公然反对粟裕将军的决策，并表达了不同意见。
此事传至毛主席处，他随即向华东军区发出电报，要求对宋时轮进行撤职处分。然而，面对被顶撞的情况，粟裕将军并未动怒，反而持续为宋时轮求情。
那么，作为此次事件的当事人，宋时轮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军人？而粟裕将军又为何未感愤怒，反而要为其求情呢？
谈及宋时轮，他是一位在阻击战与阵地战方面造诣颇深的名将。即便身处最为险恶的环境，宋时轮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曾凭借智谋，未动一兵一卒便成功劝降敌军一个团，此举赢得了华东野战军指挥官粟裕将军的高度赞誉。然而，宋时轮对待上级粟裕的态度却并非十分恭顺。
解放战争初期，宋时轮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其直接上级为陈毅元帅。在多次战役的配合中，他对这位老上司深表钦佩，甚至愿长期追随其左右。
然而，1947年野战军面临重组。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而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权则交由粟裕将军执掌。
粟裕将军与宋时轮同为老乡，且年龄相近。当上级突然宣布粟裕成为其直接上级时，他一时难以适应。正因这一微妙的心态，他与粟裕将军的关系一向不算融洽。1947年8月爆发的梁山阻击战，更是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当时，宋时轮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一职。彼时，第十纵队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击，进退维谷。前方即是黄河，或可成为唯一的生存出路。因此，宋时轮决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强行渡过黄河。
尽管最终成功渡过黄河，但整个过程极为惨烈。第十纵队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军队伤亡人数超过1500人，更令人痛心的是，还有4000余名民工遭遇不幸。
宋时轮成功保留了第十纵队的主要力量，然而，战斗中牺牲的军人和民工，却在战报上留下了极为沉重的记录。粟裕将军将此情况如实上报给中央军委，宋时轮因此受到了批评。
尽管他早已预料到会面临批评，但内心仍难免感到委屈。毕竟，他渡过黄河的决定也曾得到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批准，而今却需独自承担如此严厉的指责。此事成为他心中的一道坎，而粟裕将军在战斗中多次命令他坚守阵地、拉开阻击战战线的安排，更让他感到心理失衡。
在梁山阻击战中遭受重大挫败的宋时轮，内心愤懑地接受了中央军委的批评。特别是第十纵队多次执行阻击任务，更使他内心深感不公。直至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双方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激化。满怀怒气的他，难以克制地当众反驳了粟裕的意见。
1948年年底，解放中原地区多数城市，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鉴于解放济南的战役意义重大，指挥层在战斗正式展开前，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战术安排。
作为总指挥官的粟裕将军，自然会在会议室内进行兵力部署。当轮到宋时轮时，他所分配的任务依旧如同以往，负责执行阻击任务。
这一任务彻底触发了他的愤怒，本就性情急躁的他，决定不再隐忍。他猛地拍案而起，直视粟裕将军的眼睛，直言道：“好，又是阻击战。我明确表态，这阻击战我们第十纵队无法执行。我辞职不干了，我要返回东北。”
言毕，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议室。
三野名将公然违抗其直属上级的指示，此事件在军队内部引起了极大关注。中央指挥部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向华东野战军军区发出了正式电报。
主席在电报中严肃指出：“军队将领不服从上级命令，此行为极为严重，望你即刻免除宋时轮同志的所有职务。”
然而，被顶撞的上级并未显得过分愤怒，他回复道：“我已与宋时轮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工作，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已得到化解。我坚信，他仍然具备继续担任第十纵队指挥官的能力。”
粟裕将军之所以能够向主席作出承诺，是因为他在会议结束后立即与宋时轮进行了交流。
尽管中央军委对梁山阻击战的处理包括了处罚，但缺乏实际的惩戒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粟裕将军决策的认可。同时，上级领导也表现出对他的信任，愿意赋予他更大的自主权。随后的济南战役，也将成为他展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机遇。
关于仅指派第十纵队执行阻击任务的缘由，实则源于野战军重组之时，陈毅元帅已向粟裕将军明确指出，宋时轮将军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冷静与沉着，使其成为延展战线、固守阵地的不二人选。
在上级详尽的解释之后，宋时轮将军顿感羞愧。他性情急躁，未能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探究事实真相。面对如此诚恳的解释和劝导，他亦无法持续固执己见。
1948年9月，宋时轮将军带领第十纵队开赴济南战役战场。他们从济南西郊大门外迅速推进，直至攻入内城，成功解放了济南。
战事结束后，宋时轮将军主动提交了检讨书，请求华东野战军对其先前的不敬行为进行惩处。然而，粟裕将军宽宏大量，早已不计较过去的微小摩擦。他不仅未对宋时轮将军进行处罚，反而在随后的职务晋升中，积极推荐这位卓越的军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