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9日，贵州省的前书记孙志刚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且对其个人全部财产进行了没收。这本是一起普通的贪污腐败案件，然而，在广大网友的深入挖掘下，竟发现孙志刚与恒大集团的许家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根据公开资料可查，孙志刚和许家印不仅是来自河南省的老乡，而且还是大学时期的校友。两人在学习和工作期间有着诸多交集和互动。
这种关系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一位是已经落马的官员，另一位则是曾经的首富，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下里的勾结，恐怕很难让人相信。
孙志刚并非首个因受许老板牵连而落马的官员。不难发现，多位省部级高级官员，诸如辽宁原省长兼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原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深圳原市长陈如桂等，均因受到许家印“利益诱惑”的蛊惑，最终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
除上述行政官员外，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亦成为受影响较大的群体。例如，前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即那位卷入家庭纷争的个案）、光大银行原行长李晓鹏、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等，目前均已被依法惩处。
这不禁引发人们深思：许家印及其恒大集团，即便实力再雄厚，也不过是一家民间私营企业，何以能与如此众多的高级行政官员及大型银行行长产生如此密切的牵连？
在其巅峰时期，恒大集团总资产超过两万亿元，许老板个人资产在2020年达到巅峰，以2310亿元的身家位居《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榜首。这些动辄数百亿乃至上千亿的数字令人咋舌。然而，这一切的成就并非仅凭许家印个人的超凡能力就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
实际情况是，在那几年里，许家印通过广泛交往，与众多省部级官员建立了深厚关系，并借此机会大肆购置土地进行开发。
在这一系列交往中，地方官员获得了政绩，恒大则囤积了大量地块，而银行则为双方提供了资金支持，实现了三方共赢。
然而，世事难料，随着房地产行业步入低谷，恒大在全国在建的700多个项目竟面临“保交楼”的困境。贵州作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2015年末，孙志刚调任贵州，先后出任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孙志刚任职期间，许老板亦在贵州积极购置土地。
许家印还与孙志刚多次会面。2017年9月12日出版的《恒大报》上，便刊登了《许家印主席参加2017贵洽会会见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的报道，并配有二人微笑握手的照片。恒大内部刊物使用“会见”一词，体现了对双方会面的重视，也反映了编辑对许老板意图的深刻理解。
2023年，孙志刚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并羁押。历经近一年的严格审查，因其受贿金额高达八亿多人民币，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21年中期，恒大集团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导致沈阳市国有企业不得不介入并重组盛京银行，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有传闻称，唐一军在其任职期间，涉嫌协助许家印对盛京银行进行不当操作，导致该银行及其控股股东恒大系金融监管严重缺失，进而造成盛京银行产生了高达1837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其中包括本金不良贷款1544亿元和应收利息不良贷款293亿元）。
在2018年3月，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出席了恒大集团举办的“2018年度战略合作伙伴高层峰会”，并高调宣布投资230亿元人民币入股恒大。
随后，孙亮退休，山东高速公路集团随即筹划转让其所持有的恒大股权。此时，深圳某安居集团主动提出收购意向，并以25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山东省高速公路集团处收购了恒大地产集团5.87%的股份。
当然，随着孙亮与许家印相继失势，加之恒大集团陷入严重财务危机，该笔交易最终沦为不良账目，两家国有企业因100亿元尾款问题产生严重分歧。
更为离奇的是，2023年，即在许家印出现问题后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宣布，以涉嫌受贿罪对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作出逮捕决定。
据相关媒体报道，“关于许家印被捕可能与李晓鹏有关联”的传闻，已在公众中广为流传。此前，已有举报指出，李晓鹏在光大集团内部存在结党营私、过度提拔河南籍干部、大规模招聘河南籍人员，形成所谓的“河南帮”现象。
鉴于这种关系背景，许家印所领导的恒大集团在那段时间与光大集团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上述高级官员及银行行长之所以“落马”，并因贪污巨额财产而遭受重刑惩处，关键在于其在职期间与许老板交往过密。
后续事态的发展众所周知——恒大爆发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在恒大被强制要求退出股权后，留下了一堆难以处理的烂账。此后各种问题纷纷浮现，动辄涉及上亿乃至惊人的数百亿资金。这些资金一旦出现问题，即便是恒大集团在其鼎盛时期也难以应对，更何况是如今。
如此众多的国家曾经的优秀干部，以及在金融系统内部深耕多年的老同志，难道会对这些风险一无所知吗？
然而，不论是出于个人情感，还是为了追求政绩等其他个人目的，他们均被许家印牵涉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