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食”光·更新“味”来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语惊四座的议论。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说到当年钢铁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着重于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此信留有底稿)
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这种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子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讲话时提出要把空气压缩一下。也许是他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就在附近。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招待所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见面时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来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以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真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经核实；只有400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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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龙胆紫集》中，“戍己诗”九首组诗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1959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一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问他，钢2000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2月底或3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看了，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要(这同武昌谈话说第一封信“观点不明朗”有关)，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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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毛谈话后，受到一定的鼓舞，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透露了。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达三个来小时的讲话。毛在讲话中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的历程，提出十六个问题，评古论今，说长道短，涉及到许多党内上层之间的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很有情绪。其中讲到第十四个问题即他要找几位秘书时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委)二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
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毛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在讲到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毛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藉，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有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为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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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被杀头，以为是要杀头了。班房里的人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捻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当场回答：看了。
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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