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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已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国民党30万美械装备的嫡系部队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蒋介石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靖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立即致電李先念：“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在突围的时机上，李先念有他的战略思考，中原部队的突围，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一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一天的时间，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突围。一直等到准确情报：刘峙已做好部署，准备于7月1日发动总攻，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时，他才下达“立即分路突围”的命令。
突围的第一阶段，中原部队主力杀出包围圈，进入陕南地区。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进入陕南后直接开往延安。但这时，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北上，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
面对困境，为了战略全局，李先念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果断放弃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把国民党胡宗南的战略预备队都吸引过去，牢牢牵制了国民党15个整编师32个旅共约36万人。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这些国民党大军无论进攻任何解放区，都将给党中央造成极大的压力。李先念所部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重兵，而对自己亲手创建的部队蒙受损失，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这是李先念日后赢得毛泽东长期信赖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李富春（左一）、李先念（左二）、乌兰夫（左三）亲切交谈
1949年3月，李先念放弃兵团司令的职位，主动请缨回湖北地方工作，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昼夜兼程赶到武汉，开始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
李先念一到湖北，当地旧势力就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些不法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大量囤积大米、布匹、煤炭，进而抬高物价，造成金融动荡。李先念运用灵活策略，在陈云的支持下，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充足物资。通过著名银行家周苍柏（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父亲）团结进步资本家，很快稳住了市场，打开了湖北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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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的重任。
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在湖北和中南地区工作时，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十分欣赏。陈云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党中央委派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分别找李先念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出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
对于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
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表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主席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李先念深知自己的弱势，因此虚心向内行请教，陈云仍是他的第一人选。李先念也常说，“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帅，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同时，李先念也真心实意地向财政部内的专业人士学习。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结束得很晚。特别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关于物价是否上涨，一直争论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得也很热烈。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有如此总结：陈云开会按时结束，邓小平开会提前结束，李先念开会过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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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李先念的秘书回忆：工作人员给李先念挑文件，经常是看完就忘了，“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非常好，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李先念工作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
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接着指着李先念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在庐山会议上讲了实话，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带着气找他谈话。李先念一进菊香书屋，毛泽东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他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千万不要学习杞国人。李先念说：“主席，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听到这么一说，毛泽东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又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所做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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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李先念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还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为了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李先念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听取汇报。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很快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他干了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李先念同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一起，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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