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食”光·更新“味”来
19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卷，刻意摒弃作者创作于“文革”期间而在前已结集出版的一部分作品，甚至连“文革”前的一些作品亦未能幸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重到晋祠》，其首句为“康公左手书奇字”。时隔三十余年，有研究者辑录《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诗，结集出版。
内中收有此诗，却未能探究当年摒弃的缘由，竟解“康公”为康有为，实则“康公”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就是当年摒弃此诗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于1965年12月写作此诗以“奇字”称道，虽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也并不太过离谱。康生于金石书法造诣甚深，陈叔通推许其为当代书法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沈尹默、郭沫若、齐燕铭），其来有自。借着“康公左手书奇字”的诗句，来说道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多少可以折射出那个革命时代的风貌。
毛泽东与康生在延安
毛泽东与郭沫若
康生
毛、郭诗词唱和的高级信使
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精》。正为“反修”而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在11月中旬写出唱和之作：“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和诗是驳郭老的。”环顾高层，既能在“反修”的大政方针上足以信赖，又因通晓诗赋而有共同语言的，大概非康生莫属。于是康生就成为了毛泽东的高级信使。这首和作于1962年初由康生抄示正在广州的郭沫若。拜读了毛的和作之后，郭沫若即通过康生转呈“再唱和”，改变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代之以“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读到康生转呈的“再唱和”之后，于1月12日复信康生，称道“和诗好，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就对了”。在高层的推许之下，这出绍剧迅即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就这样，借助一出戏，弄出了一篇“反修”的大文章。
以现已披露的材料，康生对毛、郭首度唱和仅起传达信件的作用，而一年后毛、郭再度唱和，康生的作用就不仅于此了。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康生颇为欣赏，书录全词并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毛泽东接读之后，即于元月9日写出和作，并函复康生：“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轻易不向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一破惯例。遗憾的是，世人至今无从知晓康信的内容。总体而言，郭词格调高昂，这对刚刚走出三年困难境地的国人多少是一种鼓舞。
山水画精品名家亲笔手绘 【淘宝：盛丰颐养园】
毛泽东把握时机，在此时下达了向“苏修”反攻的进军令——在此前后连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七篇“反修”檄文。细读郭词，令康生书录并向毛泽东推荐的，更为紧要的可能是这样几句：“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历史的真实是，“反修”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为发动“文革”作舆论准备。郭沫若后来意识到《元旦书怀》的价值所在，遂改题为《领袖颂》。这真是点睛妙笔。
发表毛词墨迹成为“文坛一大胜事”
康生早在1958年即提出“顶峰”论，在鼓吹个人崇拜上，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吧。1964年10月中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上旬，藉十月革命47周年之机，中共中央倡议并派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会谈。经接触，认定苏共要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作为代表团成员，康生自诩“十下莫斯科”，并以改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志感：
百亩宫中半是苔，昙花净尽铙花开。
光头和尚归何处，前度张郎今又来。
“光头和尚”自然是指赫氏，改“刘郎”为“张郎”，盖康生本名张宗可也。康生所谓“十下”，是指自1959年1月参加苏共二十一大，至1964年11月之行，为“反修”而十次抵达莫斯科。这与“前度刘郎”藐视“种桃道士”作比，其实是拟于不伦。康生的这种做派，与其说是羞辱赫氏，莫如说是自我吹嘘。郭沫若才思敏捷，以“十下莫斯科”为上联，对出“稳坐钓鱼台”，凑成一副联语。由康生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常驻钓鱼台，故时人称之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郭沫若亦不止一次在钓鱼台泼墨挥毫。郭沫若才华横溢，“稳坐钓鱼台”虽系熟语，但集为下联，用郭沫若的话说，确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康生见之，当有“甚惬吾意”之叹。看来这是郭沫若颇为自赏的神来之笔，不数日之后，又在一首题康生所作兰竹图的五言中再用此句。
长按图片 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
秋季新浆 天然朵状 顺丰直发 保鲜到家
1965年元月，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贾一血持康生所画兰竹图，向郭沫若夫妇求题。在所绘兰花图上，康生并书有“一血一笑”四字，落款为“三洗老人”（康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三洗堂”，自谓洗笔、洗砚、洗思想）；在所绘竹叶图上，康生并书有“一雪一粲”四字，落款为“钓鱼台人”。郭沫若的题诗书于画卷之后：
一血即一雪，爱兰兼爱竹。
寒流滚滚来，香清而节直。
一笑复一粲，好画真耐看。
稳坐钓鱼台，永为人民战。
这首题写于“春节前十一日”的五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钓鱼台人”的推崇。在此期间，两人还有过一次合作。依惯例，《光明日报》在春节这天的头版头条，刊登由康生提供的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1964年刊登的是《采桑子·重阳》。这两首词的墨迹均得之于康生。康生当年所写的一则题记交代了缘由（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书画作品
康生欲使毛词墨迹“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然而当年毕竟气候未臻，经由此后几年的大力“反修”，狠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别有用心”，审时度势，已是水到渠成。由此而有1964年初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正是在这年春节，在康生指令下，《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墨迹。郭沫若配合这两首毛词墨迹的发表，写了两篇诠释文字。比较起来，诠释《采桑子》虽也有以贬抑宋玉、杜甫、欧阳修为陪衬，显扬《重阳》的时代印记，但大体持论公允；诠释《清平乐》则除却考证史迹，更以书法家的眼光评论毛词墨迹，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别出心裁的文字：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这确实是将毛词墨迹的发表弄成了“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待到1966年春节发表《沁园春·长沙》墨迹时，不但照例配有郭沫若的长达六七千字的诠释文章，而且已不限于《光明日报》，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且配有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大幅照片。郭沫若关于毛词墨迹的评论，似可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浪漫笔致，其实却是社会活动家敏感于时势的得风气之先。
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为的就是要戴上学术论争的面具。然而在洞明世事的郭沫若看来，这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双重桂冠招来的正是文艺界和史学界批判锋芒的双重逼拶。他除了准备检讨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现实政治的认同和拥戴。1965年12月初，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不畏北国严寒，千里迢迢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队所在的晋东南各地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寨行》组诗18首便是此行的文字记录。1966年元旦，组诗以标题套红并手迹刊登在《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颇堪玩味的是，组诗的编次以“康公左手书奇字”起句的七律《重到晋祠》排在开卷的位置，以五古《大寨行》压轴。考虑到组诗的冠名，以这首五古压轴算是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那么《重到晋祠》并非以时间为序而置于卷首，无非是为了突出“康公”。
“文革”前夜，郭沫若一度如芒在背，向有关方面写信表示要辞职。毛泽东在听取有关方面汇报之后，表示仍应“保护郭老”，只是应当作点自我批评以便继续工作。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举行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副委员长郭沫若不失时机即席发表讲话，以痛切的言辞检讨：
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好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与会的副委员长康生在会后指示秘书长迅即将郭沫若的发言记录送本人核定，然后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登郭沫若的这篇检讨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均以全文转载。如此精细周到的安排，显然表示出最高层既对这位文坛泰斗予以保护的意向，又借助其在国内外的影响进一步张大“文革”的声势。
“文革”结束后，有人斥责康生报送郭沫若的检讨发言系落井下石。这其实是因人废言（事）。以康生与郭沫若的交谊，当然更要紧的是康生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则不失时机的报送也还是在帮助郭沫若过关。须知，在当年严峻的关头，并非人人得有作自我批评的机会。
在漫长的动乱岁月中，康生飞黄腾达，一直为毛泽东所信用，赫然成为第四号人物；郭沫若则迭遭丧子巨痛，以不断讴歌“文革”而力求自保。
1975年12月中旬，康生在患病多年后去世，讣告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盖棺之辞。郭沫若对此前相继病故的陈毅、李富春、董必武等熟识的革命家未有吊挽之作，而为这位“光荣的反修战士”则写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首挽诗：
第五卫星同上天，光昭九有和大千。
多才多艺多能事，反帝反修反霸权。
生为人民谋福利，永扬赤帜壮山川。
神州八亿遵遗范，革命忠贞万代传。
这首挽诗当年并未公开发表，亦未见传抄。1977年9月出版的经由作者“亲自校阅”的《沫若诗词选》亦未收录，这多半是时势所致。这本诗集收录大量当年并未发表的歌颂“文革”的作品，何以对这首颂扬“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吊挽之作付之阙如？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这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然而就在这年秋冬，康生在“文革”中的劣迹开始遭受清算。稍后于《沫若诗词选》出版的赵朴初的《片石集》亦收有大量吊挽之作，唯挽康生之作亦未收入。
往期选粹
两百多高级干部开会讨论“两个凡是” 华国锋失去了中央领导工作的主导权
我是：盛丰颐养园，每天都有文章更新，常常阅读啊。不妨给予一点赞赏，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文末“写留言”可获得10元优惠券
用于在微信店铺购买蜂场天然蜂蜜、蜂王浆
纯天然无添加 顺丰包邮直发
济泉黄岩蜂蜜董事长王依增（右）宣介产品
手淘扫码 顺丰直发 新鲜正品 甜蜜到家
以下全网最低价 限时七日内
长按图片 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
深山直采 品味百花盛开的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