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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在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他特别说明：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等错案平反。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会，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978年11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按原定日程转入对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讨论。
在大组讨论中，有个别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不赞成将这场讨论看作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这些人在发言中既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又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认为现在报刊文章中提出来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虽然并非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这些人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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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又将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拉回到政治问题上，会议的中心议题又回到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两百多名中共高级干部又一次认真讨论了该问题。有的同志发言说：真理标准问题虽然是马列主义的常识问题，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原则不明确，思想就不能够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受到压抑。缺乏一个最后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遇有分歧就难以统一认识，不利于安定团结。有的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二十多年来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错误的东西。绝大多数同志均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经过大家的批评帮助，一些曾经受“两个凡是”观点影响，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都先后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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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言说，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曾讲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至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来承担。”汪东兴也在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这当然并不表示华国锋等人已经彻底改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宣布，党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两个凡是”的主张，因而受到代表的普遍欢迎。
随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内容的深入，特别是代表们对“两个凡是”错误的严厉批评，华国锋已失去了中央领导工作的主导权，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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