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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从1958年夏季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图为湖南某人民公社成立大会。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95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1958年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参加群众游园大会同各族人民会面
周恩来在17日的发言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他可能从多少次历史经验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可能是自己错了。然后他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讲得很平静,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原谅,也没有索性不在乎,他讲得很认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素常的严肃。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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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有些颤动,他的眉宇凝结起来,两颊的肌肉有些松弛:“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据党史专家丛进等潜心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诚心的一面。因为,历史上种种事实证明,毛泽东历来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已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即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又加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搞“大跃进”竟会出现后来的严重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周恩来也难以有充分的根据与信心来坚持自己原先的反冒进观点。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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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与他在建国之初给全国青年大会讲“学习毛主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那篇讲话中说道:“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现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崇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个人崇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噤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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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天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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