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二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个性鲜明:彭不善附和,林真的假的都附和

文摘   2024-12-23 06:00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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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林彪都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主将。在共事时间上,毛泽东与林彪43年,与彭德怀31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止)。

毛泽东对彭德怀、林彪都有过高度赞誉。对彭德怀,毛泽东曾有诗赞:“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对林彪,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演讲中说道:全国只要有500个林彪,就能打败日本。

中央红军长征时,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前一后,拱卫着中央纵队。彭德怀将红一、红三军团比作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

当然,彭、林与毛泽东也有违拗之时、之事。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面向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合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毛泽东与林彪
毛泽东,彭德怀和美国的军事人员,1944年
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与金日成

有学者说,毛泽东与林彪共事长达44年(笔者以为应是43年多),新中国成立前与后几乎各占一半,“林彪在毛泽东那里,除开最后的两年,从来都是有分量、有地位、有影响,受信任、受爱护、受倚重的”。

黄克诚说过:红军时期,毛泽东手下有三位战将:彭德怀、林彪、黄公略。

在人们眼里,似乎林彪对毛泽东更顺从些,彭德怀秉性比较执拗。张闻天夫人刘英说: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

刘英所言有据。1929年夏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在前委与军委设置的争论中,许多人指责前委书记毛泽东“专权”,搞“家长制”,使其被迫辞职离开红四军。每谈及此,毛泽东总是感慨万分,说:那时,林彪同我一道,赞成我,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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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山会议和随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有人指彭德怀有“反骨”,甚至还有人担心毛主席身后没有人“压得住”彭德怀。实则,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甚或到达陕北以后,林彪对毛泽东也并不都是唯命是从,犹疑、动摇甚至质疑、反对也都有表现。会理会议前夕,林彪的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对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兜圈子”“走弓背路”表示不满,给军委写信,给彭德怀打电话,同时也私下流露,意在更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提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行动”,由彭德怀接掌全军指挥权,带领红军冲出重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有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反映红三军团一些人对目前这种“兜圈子”走法有不少埋怨情绪。毛泽东认定这种不满的根子应该是彭德怀。

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厉声指向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是在困难面前动摇,是右倾。林彪给中央写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三军团对作战方针有埋怨情绪,你向中央隐瞒,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

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给军委写信并不知情的彭德怀成为批评的焦点。本来是林彪写信挑起事端,是他“力推”彭德怀取毛而代之,只是那时毛泽东对林彪欣赏有加,又总认为林彪还是个“娃子”,打仗也很在行,就没有过多追究,反倒认为林彪的这些“异常之举”是受了彭德怀的“蛊惑”。毛泽东由此对彭德怀产生误解。彭的倔强,林的灵活与顺水推舟乃至倡导崇拜,最终使彭、林的地位发生改变。

彭德怀无端受林彪之“累”,可谓不浅。

实际上,无论是中央红军长征,还是1947年3月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红三军团和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都建立了特殊功勋。

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彭德怀在我军重要历史关头,在关键性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关键性的重要贡献。有人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彭老总的战功。确实,从1929年指挥红五军守卫井冈山;长征中亲率红三军团连续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娄山关、遵义城,损失极为惨重,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张国焘闹分裂,又是彭德怀加派兵力保护毛泽东、周恩来安全脱身;1947年胡宗南10万大军突进延安,彭德怀指挥2万野战军与其周旋,掩护党中央安全转移……

只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却总是磕磕绊绊,受到诸多因素和误会的困扰。

就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彭本人个性角度出发,除了其他因由,还可看出人们时而提及的两个因素:一是,彭与毛既有历史误会,又有现实误会,而这种误会又一直没能在两人间开诚布公地消除。会理之前的误解,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从1935年到1959年24年间,彭德怀回忆:“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去申明此事。”而1952年7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又担任国防部部长,对此任职并不“情愿”的彭德怀在几个场合也向毛泽东四次表示过要辞去国防部部长等军中职务的想法,均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甚至对彭德怀一而再地请辞产生误解。二是,彭德怀爽直、耿直、刚直,与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必会撞出火花。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谈到老搭档彭德怀的个性时,说彭个性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做事不矫饰、不阿谀。

彭德怀为人刚直爽快,最反对虚伪和明哲保身,敢于坚持真理,有意见敢于直言。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1957年,他在视察一些地方后,发现反右有扩大化的倾向,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有的同志说:“运动正在风口上,现在谈不是时候吧?”可彭德怀说:“对毛主席就是要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去见毛主席时,他直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他去过湖南、河北、甘肃、青海、陕西等10多个省、区检查工作。在各地,他看到一些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大棵大棵的树被砍来烧炭炼铁,昔日的青山变成了秃岭,深为人民的生活担心。他对各地宣扬的亩产稻谷几万斤、红薯几十万斤的“高产典型”十分怀疑,便回到自己的家乡看个究竟。晚上,他在家里召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社员说话吞吞吐吐,各级干部报的亩产数差别很大。为了弄清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会后,他冒着寒风,来到吴公塘几丘没有收割的、被干部们称为的“高产田”边,几次蹲下去,扯出禾蔸根数。他对同去的干部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禾苗香棍子粗一根,会有千斤一亩吗?我们那时在家作田,一亩扮上500斤就算好禾咧!”干部们也都承认,今年收成虽然算好,但实际上没有讲的那么高,亩产数字是喊出来的。

通过亲自深入调查了解,他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决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庐山会议上,他对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直言上书,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的批评被指称“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向党进攻,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斗争,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彭德怀注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探索。他说:“干什么光凭好心肠不行,得先学习,先调查。”1961年11月3日至12月23日,他在湘潭进行了50天的农村调查,先后接触了2000多名群众和干部,召开过许多座谈会,调查过7个公社和10多个大队的情况,在乌石彭家围子的煤油灯下和湘潭锰矿简陋的招待所里写下了《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新坪、乌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湘潭县花石黄荆坪集市贸易的情况》《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等5个调查报告。

1965年,他赴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很高兴“又能够为人民服务了”,带到成都的书就有20多箱。他说对工业是外行,准备边干边学。

“文革”中,彭德怀受“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但他仍矢志不移地学习。在接受审查期间,他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订阅多种报纸,提供一些书籍。他写信给侄女彭梅魁,请她帮助买一些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他还给四川省三线建设办公室会计写信,说眼镜度数不够了,不便看书,请多邮一点钱让他配副眼镜。他追求真理的学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彭德怀的这种性格与毛泽东难免会针尖对麦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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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过程中直至到达陕北之后一个时期,林彪虽然也曾几次违背毛泽东意愿,甚至与毛泽东发生争论(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不顾毛泽东反对,曾执意要去陕南、晋东南打游击),但在几次比较紧要关头,林彪坚定的支持和明确的表态,毛泽东还是看在眼里的。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还提到这点:“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林彪的政治嗅觉很不敏感,但他出色的军事天赋,和大是大非面前的绝对清醒,让毛泽东青睐有加。

毛泽东在党内受到的两次巨大挑战,林彪全都坚定地站在了他身边。

历史已经证明,林彪这两次坚定不移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这两次选择,也让他和毛泽东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

再加上林彪能力极为突出,正所谓乱世用人,在才不在德,更何况在新中国成立前,林彪的德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依旧斗争不断,但毛主席还是很信任林彪,因为林彪是制衡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最好人选。

所以,毛主席偏爱和倚重林彪,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尽管林彪也时有乖违,但有学者认为,就毛泽东来说,这“始终也没影响到他对林彪的喜爱和重用,这种过分的信任甚至导致了偏爱,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并最终产生了任用非人的恶果”。

对林彪来说,“他对毛泽东的批评一直是不服气的,两个人的私人感情和关系出现了裂痕。从这场争论中,他吸取了一个教训:公开与毛泽东对抗是要不得的、不明智的,最后倒霉的只能是他自己。于是,他开始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好恶,研究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城府之深,深不可测。这就是那个内心世界极为复杂的林彪的另一面,也是更为真实的一面”。

悟到了“真谛”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第一次直接指责多年来的老上司彭德怀,而且一改往日对彭老总的尊重,言辞犀利,不留情面,无限上纲,以一种栽赃诬陷的口吻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处处打着维护毛泽东的旗号,危言耸听地将彭德怀写信一事提到彭要篡权、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高度,这不仅加深了别人对彭的义愤,也使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得了一分,更加博得了毛泽东的好感。”

1971年的五一节。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用当时的话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这天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了天安门的休息室里,他穿上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由于不是经常穿,衣服显得不是那么贴身。平时不修边幅的毛泽东,帽子也没有戴好……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还是不见林彪的身影。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消息。

工作人员进来,请他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自己往外走去。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这天的桌子是这样摆的―――毛泽东的身边是西哈努克亲王,再旁边是董必武同志,他是国家代主席,他在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一般排法。

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

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披一件军大衣,本来就没有什么肉的脸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他很清楚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便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

按照正常情况,他应该和毛泽东打招呼,也应该和外宾打招呼,但今天他没有,他落座后一声没吭,这是够反常的。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依次是毛泽东、西哈努克亲王、译员齐宗华、董必武、西哈努克夫人、林彪
更叫人惊奇的是,林彪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周恩来以为他是上卫生间了。好半天不见他回来,周恩来起身让有关的人去问,才知道“林副主席”已经走了。
这太反常了!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中国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要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翻了车”。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准备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可以说这个晚上,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心思看焰火的,他对林彪的行为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更担心的是这事情怎么和全国人民说清楚―――第二天这是要见报的呀!是要上电影、是要上电视的呀!

所以,他知道林彪确实已经走了之后,就把当时的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叫了过来。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了没有?”

“他来了没有几分钟就不见了,来不及……”

“我问你拍了没有?”

杜修贤知道,自己拍的那一张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都不太理想,所以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他说:“照了一张,就一张……”

大家不敢吭声,听周总理说话。“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都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我亲自去请他,这样的活动是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拍呀,你们为什么不拍呢?”

有个同志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恩来火了,他说:“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在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

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还是不多见的。

人们看到了林彪的一些表现,看到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些情况。他并非是时时事事紧跟毛泽东的,也不是时时高举语录本重复毛泽东的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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