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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清早，指定汪东兴、华国锋先行乘专机到达长沙，“打前站”，进行准备。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三四个人陪同南下。陈长江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刘丰等带到长沙，是何用意，是牵制林彪集团还是观察、培养刘丰，他也不清楚。
华国锋、汪东兴于27日早饭后到达长沙机场，由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迎接，入住蓉园宾馆。坐定后，华国锋、汪东兴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等会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不需要已经到达长沙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参与。
晚9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 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外围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成为被汪东兴赞许为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让他们上了专列，与保健医生吴旭君、列车员张玉凤等6个人召开了一个“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个半小时后即10点半，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高级小轿车离开，司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赵毅雍。赵毅雍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泽东提供服务的司机，在1959年至1975年间毛泽东回湖南一直由他开车。
毛泽东与林彪接见军队高级将领
毛泽东阅读文件
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途中与军队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在湖南极其秘密
毛泽东对湖南一直相当有感情，很喜欢湖南省的干部。据张玉凤说，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很亲切，讲话也很中肯，对省委的同志也特别好。“凡是主席视察南方，总要到湖南，有时在车站看一看。”
毛泽东一行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为吴旭君，张玉凤则做些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各种高级轿车如红旗、吉姆、吉斯等来往于省委——机场——火车站间，长沙城“外松内紧”，气氛异于平常。
毛泽东这次在长沙呆了5天。期间，先后与广东、广西及湖南负责人分别谈话3次，集体谈话1次，总共4次，每次谈话汪东兴都在场。
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给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的“武汉谈话”。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靖谈话，下午，以上6人座谈；30日上午，毛泽东找6人集体谈话，长达3个小时，随后毛泽东与汪东兴离开湖南去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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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上午，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秘密来到韶山滴水洞，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汇集整理“谈话”，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刻印5份，这是后来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4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在滴水洞整理谈话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8月31日12点半，毛泽东离开长沙。行前，只允许华国锋、卜占亚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9月5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先后两次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此前一天，汪东兴也将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和华国锋等的整理稿转送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在长沙4次谈话，是“武汉谈话”的继续，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吹风”，即在准备打倒林彪集团前，对中南3省区尤其是以广东军区进行一次思想、政治动员。
毛泽东的“湖南谈话”，一般以讲解党内路线斗争史为由头，涉及到阶级斗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但核心是谈庐山会议后的党内斗争形势，明确林彪为另一个司令部的总后台，当今进行的政治斗争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强调说，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上除陈伯达被立案审查外，遭受批评最为严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处置方法，一是“治病救人”式的，如在会上表现非常积极的汪东兴，毛泽东在其检讨几次后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继续信任；一类是叶群及“四大将”、李雪峰，则持续的严厉批评，持续的施加严重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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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永胜做出结论
8月30日，在集体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态，要准备对黄永胜等做“结论”。他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地询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由于广州军区前任司令员就是黄永胜，黄永胜调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其职务由丁盛接替，故毛泽东认为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窝子”，丁盛、刘兴元听了毛泽东的询问，非常紧张，也感到非常奇怪，一时没有回答。事后，卜占亚问他们:主席问你们，你们赶快表个态呀！丁盛、刘兴元说，这是大事情，又不知道具体真相，心里紧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毛泽东认为军委办事组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中央、“另一个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断然指出，他要亲自指挥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
毛泽东还严厉地认为林彪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妻叶群、子林立果。
关于林彪，毛泽东认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
显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事件，庐山风波的主要谋划者就是林彪。
对于叶群，毛泽东的不满与愤怒溢于言表，认为黄永胜等4员大将不检讨是叶群在背后撑腰、作祟，严厉指责叶群“干预林彪”，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力，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对于林立果，毛泽东也或明或暗的予以批评，说，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10天后，毛泽东在杭州与浙江省委书记南萍等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接班人的另外考虑。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这时候的接班人选择举措是别有深意的。
上上下下“吹风”
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意味深长，政治气息极浓，无疑是在庐山风波的震荡中再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与会者可以说都猝不及防。9月30日，毛泽东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6位负责人结尾时，丁盛感到事关重大，就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毛泽东说:“ 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
文革中毛泽东与林彪
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等整理了毛泽东的长沙谈话后，兵分四路，华国锋到中央向周恩来秘密汇报，卜占亚负责湖南省“吹风”、丁盛负责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吹风”、韦国清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吹风”。本来毛泽东一行及沿途谈话是极其保密的，但是向下“吹风”，尽管要求严格控制一两个、三四个人的小范围内，肯定会扩散，这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很有些耐人寻味。
9月5日、6日，卜占亚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 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卜占亚回忆说:“两首革命歌曲和纪念文章登出后，全国震动很大，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是什么原因，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因为主席不让在大范围传达，我们没有跟《湖南日报》社讲清道理，只通知他们刊登，所以他们就回答各地报社，我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
卜占亚还说，“从后来的情况看，主席南巡在湖南对我们的谈话内容是最全面、最重要的，它的传达和贯彻，对揭穿林彪反革命阴谋，挽救干部，对彻底粉粹林彪反革命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在南巡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谈话，主要在湖南。”
9月5日，丁盛、刘兴元给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学习班进行传达。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但是，会议信息还是外泄，并传到了林彪、叶群那儿。
实际上，林彪还从刘丰处知道了毛泽东“武汉谈话”的内容。吴法宪回忆说，“正好是9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迅疾地把消息告诉了叶群。
于是，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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