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一号号令”是战备需要 周恩来:“布拉格事件”不可不防

文摘   2025-01-03 06:02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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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70年代经历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揭批查”运动的人,大概无人不知有个林彪的“一号号令”。

事情发生于1969年10月。“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13事件”后,这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问题如此严重,自然要认真清查。号令的发布者林彪已经死了,于是,号令的执行者——部队的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便受池鱼之殃,成为清查对象。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每个受审查者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与阴谋活动无关,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丧失革命警惕,未能识破林彪阴谋,盲目执行了林彪指示,客观上站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边。无尽无休的交代、检查、反省,从形式到内容,竟然惊人地相似,好似有人从中导演。但是,这里究竟有多少由衷之言?他们中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对加之号令的结论深表怀疑:说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布”的,但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以领导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关心军事非同一般。

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而且对军队工作抓得很紧,不但要求军队的重大工作均须向他请示报告,有时甚至一个营、连的调动都要经他批准。像发布调动千军万马的“一号号令”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过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预演”,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而且,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毛泽东在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消?特别是在这些受审查者中不乏了解号令产生具体背景和过程的人,面对结论,他们尤感惶惑。然而,尽管如此,却始终无人敢于说出自己的内心见解和提出疑问,更无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明事实真相,证明这个号令并非什么阴谋。

毛泽东与林彪
林彪视察部队战备情况
林彪256号三叉戟座机折戟沉沙

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10多万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林彪还要参加突然袭击专题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1961年5月,林彪委托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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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林彪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防突办公室”,其任务用林彪的话讲,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根据林彪要求派参谋阎洪滏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动向。林彪交代阎洪滏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913事件”后,阎洪滏也因与林彪的这段关系而遭审查,备受折磨。这是后话,不提。

由上可见,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他长期考虑的结果。至于林彪是否像某些评论所说,他发布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敌人马上就要动手?还是听听林彪自己是怎样说的——9月30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节期间的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看不出林彪与陈毅等四位元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而且与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之后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913事件”后,有人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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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军事工作抓得细,要求很严,讲求效率,喜欢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中苏两国政府商定举行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之后,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于10月初整理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谋部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3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与此同时,他又要求总参谋部情报部,在每天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作一次书面报告。这种做法持续数月之久。

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战备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备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周恩来所说的布拉格事件,即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出动大量航空兵和坦克、摩托化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的事件。苏军在地面部队进入布拉格之前,首先以欺骗手段派空降兵抢占了布拉格机常这次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周恩来记忆犹新,惟恐苏方故伎重演。接过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备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和林彪不仅都在抓战备工作,而且在有些问题上,竟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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