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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到1968年，朱维铮曾和姚文元“共事”，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姚文元没有朱永嘉，就写不了《评〈海瑞罢官〉》，朱永嘉是明清史学家，也是我的师兄。姚文元没什么学问，高中毕业后在卢湾区团委工作，不过他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理”。
“文革”开始，姚任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姚要么不写文章，一写就会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传达的无不是“毛主席的声音”，体现的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成为全国“政治学习文件”。
据披露，姚文元在入狱后，“不像江青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狱中，姚还写点类似于《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类的论文。有一次，狱中的姚文元“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他的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他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的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1980年11月13日。韩学章、张中两位律师第一次会见被告人姚文元核对、了解情况。此时，姚文元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姚文元一见到他们就脱帽、鞠躬，使他们看清他光头、圆脸、矮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四年多的囚禁并没有使他外形上有任何变化，相反吃得胖乎乎的，满脸油光。
姚文元认错不认罪
两位律师来会见他之前，已从案卷中知道被告人姚文元只认错不认罪，所以，他们决定从起诉书指控他的事实部分开始正式谈话。
问：“起诉书指控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到‘长沙告状’一事是谁的主张？”答：“是江青的主张。”
问：“告状的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要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问：“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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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可能认为此问题性质严重，低头沉思不语。一提到犯罪事实，一涉及问题的性质，他就会头上冒汗，显得紧张。
接着律师问他：“你们密谋策划‘长沙告状’，你是不是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
姚文元答：“我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
问：“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是什么含义？”
姚文元不正面回答，“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气息’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问：“起诉书指控你亲自审定和修改许多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文章，使他们遭到无情迫害，甚至屈死，你如何想的？”
姚文元答得振振有词：许多文章是经他审定和修改的，但经他审定和修改后还要报请上面审批。意在把罪责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律师当即说明：“起诉书上指控你的文章是经过选择的几篇，这些文章都是由你亲自授意、指示，或经过你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的。你上报的，都未算你的账。”他听后低头不语。
之后，他又提出：许多诬陷文章是经他审定和修改过，他认为他审过或修改过的只是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他个人观点，他只对审定和修改过文章的工作错误负责。又说，他审定修改诬陷文章时，有时还去掉了一些打击面较宽的说法，把一些文章的调子压低了。对此，律师严肃指出：“任何行动都由思想支配，难道你审定和修改诬陷文章就未受思想和观点的支配，你讲文章中的观点只是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你的观点，能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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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律师要他说明起诉书中指控他与张春桥到济南支持王效禹武斗一事的情况。
姚文元答：“我与张春桥到济南后，王效禹准备武斗，我事先未表态，张春桥是否讲过支持武斗的话，我已记不清。我在武斗后的庆功会上讲过支持武斗的话。”
问：“现在怎么认识？”答：“我是事后支持，当然对武斗的后果要负一定责任。对当时受到王效禹打击的那三百多名群众，我表示道歉。”
姚文元表示“对不起邓小平”
第二次会见在12月11日，姚文元已不像第一次会见时那样拘谨。当律师问及起诉书指控他诬陷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迫害市长曹荻秋是叛徒的事实情况时，他说：“在1967年1月，我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
问：“有过什么攻击性言论？”他沉思好久，才说：“具体的已记不起来，大概如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对曹荻秋定为叛徒，是张春桥在上报的报告上批的，我也画过圈。定曹为叛徒是错误的，我画过圈应负担一定责任。”
问：“1976年4月北京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你说了什么？”
答：“我说这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是我又犯了严重错误。”
问：“你把许许多多的群众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案件，是什么性质的错误？”答：“定反革命事件是上面决定的。”
问：“你派记者到天安门调查情况，情况是不是你汇报、反映的？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栽赃诬陷‘邓小平就是这项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姚文元满头是汗，最后表示对不起邓小平，说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起诉书指控你与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事实情况怎样？”
答：“上海武装叛乱一事，我看了起诉书才知道，1976年5月7日在北京我曾向上海写作组成员陈翼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是暴力解决问题’。是在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一点儿体会，若我讲一句话对上海武装叛乱舆论准备起作用的话，那我应负一定的责任。”
律师感到，姚文元虽然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大都承认，但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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