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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此前，兼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已在《纪要》上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表明了使用军队力量之意)。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党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尖锐批判“二月提纲”，悍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党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在沪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通知”以逐条猛批“二月提纲”的特殊方式展开)，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19日，刘少奇回国。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开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
于是，“文革”由它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步出会场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
王光美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嘛”。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认为，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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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称，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个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着是很讲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是由于“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吗？王光美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是否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了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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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不满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毛泽东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
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那次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过：“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史称 “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放出的这两炮，轰破了“文革”前的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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