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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怀仁堂”会议，即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亦称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谭震林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总理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的。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阵线分明、斗争十分尖锐和激烈的会议，矛头直指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及其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这次会议在当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九一三”事件以前），被称为“二月逆流”，遭到完全否定，并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文革”后叫做“二月抗争”，即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亦称“三老四帅”）所进行的完全否定和反对“文革”的正义斗争，其功勋彪炳千秋，名垂青史。
毛泽东与叶剑英
周恩来在中国十大会议上
周恩来与李先念在大寨
周恩来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
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加上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后，在18日深夜或19日凌晨，召集会议，大发脾气，认为这是要翻延安整风的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要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为此，周恩来主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
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中有没有着意加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有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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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看看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两位当事人的说法。
一个是王力的说法。王力是会议的参加者。他说：会议开到七点，总理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就宣布散会，总理没当回事。刚一散会，姚文元就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约王力和姚文元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将情况对一对。”我也赞成对情况，我说不能歪曲事实。我记下了要点，造谣是没有，当时认为是不对的话，都对上了，包括总理、康生、陈伯达的。（注意：他们说的是对情况，不是说整理记录——笔者注）接着张春桥去报告江青，姚文元和我是一起去的。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江青马上打了电话……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可以看到，王力根本没谈2月16日当晚整理会议记录的问题。按王力的说法，这次会议从七点散会，他们三人“对情况”，接着向江青汇报，十点左右到主席那里“告状”，其间不过三个小时，纵有三头六臂也整理不了会议记录啊。
另一个是经手印刷会议记录的王广宇的说法。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他写有一篇《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收录在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王广宇在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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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中旬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留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张春桥、姚文元18日已回上海——笔者注）。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王力说法，李富春在会上未发言，所以记录中没他的名字，这是否王广宇记忆有误——笔者注）和谢富治等的发言。会议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总理、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不太记得陈伯达有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总理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总理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总理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还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主席、林彪、总理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几份文件以及发放的人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没有毁灭，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个记录稿应是完整的。
二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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