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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３日深夜，毛泽东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的住所。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由毛泽东指定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谢静宜、唐闻生等人。大家到齐后，毛泽东开始发表长篇讲话。这是几年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与会者心里都清楚，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发表这样长时间的讲话，其分量是很重的。
首先，毛泽东指出，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开口，就做自我批评。他说，我自己犯了错误，犯的错误是没有看出来张春桥那篇文章（即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主张批经验主义，把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放过了”。接着，毛泽东指出，张春桥的文章要批经验主义，江青、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搞的１０条经验，也是批经验主义，这是错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批教条主义，因此，这样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为什么只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党达4年之久，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凡是不赞成他们主张的，就要挨整，给我们党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历史上，表现为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政时，我是挨整的，周恩来是挨整的，朱德是挨整的，邓小平也是挨整的。他还说，在现实中，“左”倾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影响很大，教条主义还愚蠢到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程度。对此，毛泽东举例说：原来，教条主义者说吃鸡蛋不利于身体健康，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光指出了只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而且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面目，矛头明显指向“四人帮”。
第二，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搞批林批孔，又批经验主义，还批“走后门”。对于这“三支箭”，毛泽东只同意放第一支——批林批孔，因为批林批孔是他提出的。对于第二支批经验主义，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就讲了。因此，他接下来专门讲的一段话，就是否定“四人帮”的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毛泽东这些话的更深层内涵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批走后门，是有他们的目的的。这些目的，一是借此攻击老干部，二是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批经验主义，整老干部。总之，他们的矛头就是指向老干部。毛泽东首先把自己列在老干部的队伍里，站在“四人帮”的对立面。他说：我也是“走后门”的。你们批“走后门”，“我也是一个”。
第三，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毛泽东提出“三要三不要”原则，原本是在发生林彪事件后，专门提出来的。现在，毛泽东把它用到了“四人帮”身上，认为“四人帮”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四人帮”说：九大、十大都讲过这三条，但是，有的同志就不信这三条，就是不听我的，把这三条都忘记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点明：江青、张春桥等人搞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活动，是在背后搞鬼，是在搞分裂，搞阴谋，搞修正主义。
第四，毛泽东尖锐指出：党内存在“四人帮”，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他在谈话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的这些话，不仅明确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四人帮”这一集团，而且指出“四人帮”是与全党格格不入的，是与200多个中央委员“不团结”的。
第五，毛泽东专门批评江青搞“送材料”那一套不正当的做法。他针对江青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经政治局通过后印成文件发下去，不要个人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毛泽东这段话，明确否定了江青到处送材料的做法。
第六，毛泽东指出，“四人帮”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针对江青等人说：你们在上海机床厂搞的10条经验，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这些人的马列主义不多，又不做自我批评，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次谈话的最后再次重申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强调“要马列不要修正”，这些话都是指向“四人帮”的。
毛泽东的这次长篇讲话，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问题，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1974年11月，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长沙亲切握手
毛泽东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开会，在谈到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时说，这些都“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他还说，因为眼疾不能看东西，只是听了一遍，所以，“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毛泽东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再提30年前旧事，明确表示，那时“邓、毛、谢、古”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受到排挤打击，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他望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不允许以批“经验主义”而干扰全局性的工作。
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重点帮助和批评江青。邓小平驳斥了江青等人的无理指责，政治局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就“批判经验主义”和“四人帮”问题，以及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错误做法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进行揭露和批评。“四人帮”都做了自我批评。江青平日里不可一世，此时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做检查，并且还给毛泽东送去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表示“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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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满怀期望地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干好工作，只是“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着勉励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7月，毛泽东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
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年，毛远新36岁。他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他是毛泽民的儿子，父亲牺牲后，小时候曾在毛泽东家住过。可能是大弟毛泽民过早罹难的缘故，或许是毛远新的机灵可爱，在下一代亲属中，毛泽东和江青都比较喜欢毛远新。9月28日，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0日，毛远新路过北京时，便被通知留在北京，成为病重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信息，都由毛远新上传下达。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政治局就多有议论，但是，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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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说：“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尤为着重地指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的这番话正中毛泽东的意。毛泽东常说一生做了两件事，后一件事便是“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就担心这份政治遗产被人否定。为此，他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话不欢而散。从此，他越来越相信毛远新的汇报和判断，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校党委书记迟群等的问题。信中说：迟群因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便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等。毛泽东看过信后很不满意。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汪东兴等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自邓小平复出以后，特别是1975年主持工作以来，毛泽东一直对他有所倚重，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解决各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党和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所以，即便是“四人帮”轮番告状，毛泽东都不置一词，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违背那个大前提，而恰恰于此，他们的思想认识是那般的不同。
邓小平对于江青等的攻击早有精神准备，他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那里，老人家确实不高兴，但是，他还不愿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让毛远新继续去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表示，我的工作有缺点、错误，可以做自我批评。但是，他又对毛远新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泽东还让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并且特意嘱咐，此事“不可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显然，毛泽东不愿把事态扩大，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按照他的“三七开”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可是，邓小平却拒绝了，毛泽东十分伤感和失望。两个倔犟的老人，就“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竟是如此地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真实的记述：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的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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