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韩复榘，字向方，1891年出生在河北霸县（旧称霸州）东山台村。社会流传关于父亲的笑话很多，比如什么“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一个大使馆”、什么“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什么“没来的请举手”、什么“连中国的英语都不懂”……这些笑话不仅在民间流传，甚至某些文章著作也以讹传讹，乐此不疲。
对于这些笑话，我一向置之不理。稍有知识的人也知道，这些笑话是编造的，是假的。这些笑话无非说父亲没文化，不仅是老粗，而且是大老粗。
实际上，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颇有根底。韩氏祖籍湖北蒲圻，明朝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后，韩氏依江南大户北迁充实京畿之令，迁居霸州，至父亲为北迁第18代。韩氏为霸州的望族之一，世代以读书科举为主，五百年来以科举出身者层出不穷，这在族谱中有详细记载。父亲祖上因家境中落而相当贫困，即使如此，我祖父韩世泽尚是清末的秀才，祖父以教书为生。父亲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自幼聪明好学，受到祖父偏爱，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十三经，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
对于父亲究竟是不是“老粗”，山东省从事多年文史研究的纪慧亭老先生断言：“韩复榘决非老粗，应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而徐北文先生1993年在《济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也说：“韩在西北军以能诗文、善书法发迹。”“笔者年幼时曾瞻望其风采，颇有老儒风范，其诗亦合平仄规律，通顺可颂。”
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到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陆立之，1994年在《炎黄春秋》上著文，谈到他与韩复榘接触后的种种感受。他说第一次见到韩时，“就感觉到世人是误解了他”。又说：“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人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
1986年，与父亲密切交往的梁漱溟先生接受采访时说：“我印象中的他（指韩）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许多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种种笑话，不只是我，如韩的老友张钫（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闻承烈（冯玉祥军队的兵站总监）等，都认为许多不合事实。”
父亲曾参加过滦州起义，1937年，国民政府批准在北京西郊建立“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陵园”。冯玉祥让他写了滦州起义的纪念碑文——《辛亥滦州革命先烈衣冠冢铭并序》。这篇碑文是他亲自写的，冯玉祥知道父亲能写文章，所以就命令他写。
后来我在一本书中找到父亲题写的《最新北平指南题词》：
煌煌巨制，煞费经营，条分缕析，包孕润宏，以此南针，导游北平，采风问俗，览胜陶情，如逐斯揭，如镜斯明，一编具在，万象毕成。
虽然我没有查到这篇题词是父亲什么时候写的，但我能确定，这篇题词是他写的。这篇字涂涂抹抹，我小时候见过他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桂战争之后。1929年，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武汉发生战争，冯玉祥命令父亲带着七个军去武汉援助蒋介石。实际上，如果真是援助蒋介石，只需要带一两个军去做做样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是七个军呢？这是因为冯玉祥想等蒋介石与李宗仁打得差不多了，两败俱伤以后，插一杠子把武汉夺过来。当时父亲想参战，但冯玉祥却不让打，让父亲先观望，看他们两家打。但后来李宗仁的军队发生哗变，没打就跑了，蒋介石轻易就获胜了。蒋介石看到父亲的军队在观望，有点害怕，就派人请父亲，欢迎父亲去武汉见面，表示感谢。
父亲就去了，蒋介石让宋美龄陪着一起吃饭，倒酒敬酒。宋美龄张口闭口的“常胜将军”，说：“常胜将军辛苦了，喝杯酒。”那时西北军很穷，没有受过这么好的礼遇，于是父亲对蒋介石有了好感。后来谣言说，蒋介石收买父亲，给了他二百万。实际上，蒋介石确实给了点钱，但只有几十万。这笔军费是劳军，是该给的，这笔钱也不是给我父亲个人的，而是给整个军队的，当时父亲还向冯玉祥做了汇报。但后来有人却造谣说，蒋介石收买韩复榘。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来与父亲的见面，称父亲为“我之宝贝”。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父亲是赏识的。后来父亲脱离冯玉祥，归顺蒋介石，蒋介石高兴极了。
父亲归顺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直到抗战爆发，父亲一直担任山东省主席。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父亲是农民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审得很干脆，说枪毙就拉出去枪毙了。刚去的时候，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开法院干什么？他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后来就不审理了。但有三种案子还是他亲自审理：一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土匪，当时山东的土匪很猖獗，但经过父亲的治理，山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至今仍然活着的长寿老人，都赞不绝口；二是禁烟，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三是官吏，父亲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枪毙。
父亲主鲁期间，十分重视教育。父亲说：“近来我国社会愈趋愈下，最大原因为教育落后而不普及，凡事皆不知其所以然。”在他就任之初，即将“普及教育”列为四项“政治计划”之一，制定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勒令学龄儿童入学，经劝告不听者受罚。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还创办了山东大学和山东省立剧院，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父亲还尊崇中国传统文化，新建了规模宏大的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楼，建立了山东考古研究会，成立了山东京剧院。
有人在电视上说，我父亲刮地皮，金条装了一火车。这怎么可能呢？金条一火车，那是多少钱呢？
抗战爆发后，济南失守，父亲孤立无援，率残部撤往鲁西南。但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却以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为名，将父亲逮捕，并在1月24日以“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为由将父亲枪杀。
刚逮捕时，父亲被关押在二楼上，总共关押了七八天。一天，忽然有人告诉他，你不是要见何审判长吗？他请你。他一下楼，在楼梯拐弯处，看见下面的人全拿着枪，不像请客的样子。他很警惕，就说：“我回去换一下鞋，这个鞋不合适。”他一转身，后面就开枪了，身上中了七枪。没打他的头，都打在身上。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父亲呢？“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只是借口，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西安事变时，父亲发出的两封电报，让蒋介石记恨在心。
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再加上父亲与蒋介石闹矛盾，曾解散了整个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各县党部。所有这一切，激化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最终导致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