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忆录，记述的是我幼年和青少年时代亲历目睹的一些事实，时间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
在那些年代里，我们祖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政治腐败，军阀割据混乱，盗匪到处横行，地主恶霸鱼肉乡里，农村连年荒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村父老和全国人民一样，破产、毁家、卖儿当女，逃亡、轻生之事，时有所闻。县内无辜良民被杀害，官府走狗敲诈勒索，饱肥私囊，人民有天大的冤仇也无处申诉，社会黑暗至极。
我童年就生活在这个黑暗社会里。幼时受的是封建教育。稍长，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对社会黑暗开始了疑思，思想扑朔迷离，行动徘徊彷徨，在这个走向何方的关键时刻，我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党的指引下，使我走向人生的正确、光明航向。本文记述的这些亲历目睹的事实，有的使我义愤，有的使我激昂，有的使我仇恨，反映了宁津县旧社会一个角落的情况。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它对我早期参加革命有很大影响，它促使我写成此篇，以馈读者。但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难免有误记之处，请识者给指正。
我出生并度过了我幼年时代的大苏庄，是个六十来户的小村，三百来口人，三百多亩地。全村没有地主，只有两户人家土地较多、雇过几年长工的中农，但不几年也都破产变成了贫农。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家是中农，在丰年，勉强混个温饱，歉年，亦是东欠西借，难以度日。有三分之二的人家是贫雇农。不管丰年、灾年，都是缺吃少穿，半饥半饱，苦渡时光。其中有十来户是赤贫，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住的是自己典出的或借住别人的痨病房屋，种的是租来的薄地常年饥寒交迫，有时沿街乞讨，有的经营糖、豆等小生意，但因资金微薄，盈利极少，难以糊口。全村有六十来口人，因无法生活，被迫下了关东，或到天津去拉人力车、卖苦力，以谋生活。还有十几户人家，将全部房产抵债，拖儿带女，流落他乡。我的后邻居张庆荣家，先是卖了小儿子，后又逃亡到天津。我的前邻居张学亭大伯，也是逃亡到天津，拉人力车，出卖苦力，还挣不上饭吃。两个十来岁的儿子，都夭折在外地。特别是村西头的李长荣，卖掉了全部家产，还是业不顶债，想走走不了，在家又吃住无着，全家围在一起嚎大哭，景象非常悲惨。我的家是全村两个富裕户之一，我祖父种地，兼营磨面，卖馒头。我父亲自幼读书，后来在县里当职员，担任过劝学所主任和财务局长等职务，当时有一定的薪俸收入，又由于我父亲继承了我祖父和叔祖的两份产业，共有土地二十余亩，生活比较富裕。家中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还要雇短工，我家无人参加劳动。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是靠父亲的薪俸收入。
时间不长，我父亲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当时我只有两岁，我弟弟是父亲死后出生的遗腹子祖父得了半身不遂的疾病，祖母年迈，没有父亲的收入，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仍是雇工种田，但己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田地来维持生活。随后，祖父、母相继去世，接连办丧事，不几年我的家庭就破产了
是谁把我村人民推上死亡边沿?是人吃人的旧社会，是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地主、恶霸。他们勾结在一起，好似一条条张开大血口的毒蛇，吮吸着人民的血汗，吞噬着人民的骨髓,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沧州一带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乱兵骚挠到宁津。一次向我村索要两辆大车，四头牲口和四个民夫。我村农民负担不起，后来，通过行贿，才得减半，就是这样，有的人倾了家。
宁津城西，一里之遥的张知县庄，当时，出了个国议员叫张书元，他与地主恶霸同流合污，因而，他村的地主恶霸，便狐假虎威地欺压人民。宁津县保安队头子，几任都是张知县庄的人。城西防匪民团团总，也是张知县庄的人。这些人，是宁津县的一股恶霸势力，是宁津县的“西霸天”,当时有个民谣:“长官街，大柳院，爬在城门楼上往西看，啊呀!张知县庄可真不善!张知县庄在我村东边，相距一里多路。该村出名的恶霸张悦道，外号叫“五巴掌”。他几年来连任民团团总。“五巴掌”的所谓民团，实际上是人民出钱出枪组成的保护地主恶霸的反动武装，是用民脂民膏豢养的一群地痞流氓。晚上，他们为张知县庄的地主恶霸看家护院，白天，则哼着淫词乱调，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们借拉道巡逻之名，到各村横冲直闯，乱跑乱串，调戏妇女，敲诈勒索，大吃二喝，欺压群众。“五巴掌”假借办民团之名，年年抽丁，月月筹款，勒索我村农民的财物。
我村的大小事情，“五巴掌”都要过问。家家户户都要听他吩咐。例如，我村有个迷信组织“泰山奶奶会”，参加会的人要交一元大洋的会费，有几十户，会费凑在一起就是几十元，以月息三分贷出，每三年连本带利集中结一次，组织几人去泰山朝拜，或在本地为泰山奶奶唱戏。是去泰山还是唱戏，都由“五巴掌”作主。唱戏，请哪个班，唱几天，也得经“五巴掌”批准。还得专为他搭个看棚，内摆上茶、烟、糖、果。每天唱什么戏，也得由他安排。“五巴掌”简直是我们村的太上皇，是压在我村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压得全村人民喘不过气来。张秀庄李姓大地主，对我村的贫民进行残酷地剥削。他家的地，多是我村贫苦农民给他耕他把雇短工的工资压得很低，牛马似的使用我村民的廉价劳力。他出租的土地，都是收春租，不管收成如何，在清明节前，每亩交上六元大洋，才能种地。我村揭不开锅的穷户，象张庆荣的女人，李金顺的姑母，常年给地主干活、打零工，只管饭吃，不给工钱。
张秀庄的李姓地主，也在各方面欺压我们。有一个秋天，李家地主的大少爷在我村后的地里张网扑鹰。我村张世昌的二儿子从旁路过，竟被诬说是把鹰吓跑了，将世昌的儿子毒打一顿，还要罚款。李姓地主雇的“看青队”，每到夏秋傍晚，一些人拿着勾杆、棒等，在我村内外,晃出、晃进，监视着每户居民的房门，把村民看成贼人。有一次，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陷我村为他摘棉花的几位妇女偷了他的棉花，不但不给工钱，反把她们抓到县公安局。
在我出生不久的一年，可能是一九二0年，华北大旱。我县有的地方籽粒不归，人民生活更陷于绝境，于是乞丐成群，饿殍遍野。许多饥民，被逼为盗。天灾引起人祸，土匪更趋猖獗。在十年代初期，家乡的土匪闹得特别凶。各村中被抢的、被绑的、被杀的消息，天天传到我的村里。官府不敢制止，有时还同流合污。户家一旦被害，即家破人亡。所以一听到土匪来到，吓得人们心破胆裂，到处躲藏。
我村四周，每晚枪声乱响，人喊犬吠，一片恐怖。一到天黑，我就被吓得呆呆的，很晚不敢睡觉。天不黑，我们就急忙吃晚饭，饭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躲到房子很破的贫农家里过夜。有一天夜晚，我庄西南方向一里多的皂户刘庄，遭到土匪的抢劫，枪声、人声乱成一团，我村的狗也狂吠起来。我和这家贫农的孩子都吓得浑身发抖，躲在炕角上动也不敢动。连大人也不敢讲话，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不仅晚上如此，白天也有时候闹“诈”。就是本无其事，而人们自己虚惊。四处响枪，各村擂鼓。村民闻声，奔跑回家，关上院门，听其所以，不久无事，再出来干活。就这样一日数惊弄得人们精神慌惚，身体疲惫，哪有心去搞生产。
我村因为贫穷，修不起围寨，但在中农集中的几条胡同，前后都修了寨门。门上修了顶楼，架上二人抬土枪。只要各村一擂鼓，我们几个门楼上的鼓也都敲起来，有时还放上两声士枪,我们胡同中的五、六户人家，除我家外都是贫农，房子破烂不堪，颓垣断壁，无法修筑前后门，也无钱买枪，鼓已响，几户人家只有躲在自己的破屋子内，听天由命。在这些年月里，农村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随时都有家破人亡的危险。我们在农村再也呆不下去了。村中的人，有的投亲，有的投友，找个有围寨的安全地方。那一年，我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家于秋收以后，祖母躲到大姑母家中去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投到县城我姨母的家中。
作者：张白水（1918年—2000年） 曾用名张金泉、张瑞池、张锡箴，宁津县城西大苏庄人。1934年，由苏耕田介绍，在王表寰高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6年，在济南正谊中学及市立中学读书，从事党的活动。 1937年上半年，在上海与李光灿一起自修，并与《文化报》的同志来往活动。
“七·七”事变后，回宁津县参加抗日后援会活动。1937年9月，参加冀鲁边抗日救国会、救国军及三十一游击支队，曾任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后，曾任中共南皮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及鬲津县委书记。1940年10月，任中共冀鲁边一地委委员、宣传部长。1943年3月，兼任中共振华县委书记。 1945年1月，任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城工部长兼中共津浦铁路工委（津德段）副书记。1946年2月，任中共津浦铁路工委（德济段）书记、铁路办事处主任（二地委委员）。
1947年8月，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48年3月，任中共平北县工委书记。1949年2月，任中共渤海二地委委员、宣传部长。
1949年10月，任中共渤海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4月后，曾任国务院监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第一厅副厅长、商业局局长、监察干校党委书记。1959年8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监察局副局长。 1968年，在干校劳动。1975年7月，调洛阳钢铁加工厂，曾任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代书记。1979年3月后，任中共中央纪委一室、二室副部级监察员。1982年底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