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创建的抗日根据 地。它东临渤海，西携津浦，南屏黄河，北迫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军战领武汉以后，又回师华北，在我冀鲁边区安据点、修公路，频繁集结军队，进行大规“扫荡”妄图消灭和挤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在华北建立起他们侵华的巩固后方，实现其“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美梦。1942年夏季的华北大“扫荡”被我抗 日军民粉碎。事实证明，他们修据点搞公路封锁，并不能分割我抗日根据地，更不能消灭我抗日武装。于是，日军改用“囚笼战术，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我根据地实行网状压缩包围，妄图用洪沟隔断沟内外抗日武装的联系。尔后，一个个毁我抗日根据地。
宁津县(即我振华县，日伪沿用旧称)地处翼鲁边根据地西部，是日军“扫荡”冀鲁边区的前沿，于是成了日伪军试行“囚笼”的突出点。从1942年6月至1943年3月，日伪军强迫宁津及围围临县群众，沿宁津县界挖成一条长约220华里的洪沟。沟宽深各5米，并将挖出的土在沟的内沿筑起一道高5米的土墙。墙上，每隔三五里设-岗楼。岗楼外设有吊桥，吊桥上设岗。行人进出沟，均受盘查。我鲁边区的宁津、振华两个县政府和鬲津县的两个区政府，均被围困在“囚笼”之中。
敌人洪沟挖成之后，沟内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隔断了我振华县宁津县与地委主力部队和兄弟县的联系，同时，原宁津县划给鬲津县的部分地区同鬲津县领导的联系也被隔断。是由于县境内据点林立，公路如网，加之县界洪沟环绕，给我小部队的活动，造成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原振华县和宁津县的县大队不得不暂时撤至沟外。三是群众情绪发生很大变化如，敌人再动，群众不跑了，认为“洪沟围着，到处是据点，跑也没有用。”四是有些村干部积极分子和抗日家属产生了怕的思想，怕被敌人了解后，全家性命难保。
面对振华县抗日斗争的严峻形势，翼鲁边地委对山东分局、冀鲁边区党委有关开展分散隐蔽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指示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首先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划。将振宁津二县合并，撤销鬲津县，恢复原宁津县建制(保留了振华县的名称)。其次干部要地方化，各县要加强领导力量，并要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各区要充实党务和对敌伪工作的力量，并决定迅速派干部进沟，领导反“囚笼”斗争。
奉命进沟
我当时任冀鲁边地委宣传部长，原籍是宁津县，又在鬲津县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宁津情况较为熟悉。我要求，并经地委、区党委批准进沟工作，兼任振华、宁津及鬲津南部合并后的振华县县委书记。
为了使沟内抗日军民少遭日伪军蹂躏，尽快打破敌人的“囚笼”，在我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从当时区党委和地委的驻地乐陵县大桑树村出发了。与我同往沟里工作的有:新任振华县妇救会主任边青委员张明路;地委印刷股的张俊华、马秀昆、刘德元等同志。我们随振华县大队绕道西行，当晚恰逢1943年的元宵节，我们住在靠近振华县洪沟东北边沿的吴官庄。第二天，刚刚吃过早饭，日寇“扫荡”的队伍就到了。事后我们得知，敌人是从惠民、乐陵等地出发，向着大桑树村一带，拉了一个30多里的步兵线，目的是包我们区党委机关。我们住的吴官庄正是敌人拉网的西边。发现敌情以后，我们随振华县大队向西猛冲。敌人距我们只有30多米，由于大片的密密层层果林的遮掩，敌人没有发觉我们，只向我们所在的方位乱打了一阵枪。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来到了洪沟边。空中薄云遮着月光，时明时暗，但洪沟高墙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过沟地点的两侧，各安排了一个班监视碉堡上的敌人行动，即开始过沟。洪沟有5米宽，5米深，墙有5米高，墙和沟形成70度的陡坡。我们事先察清，墙是士打的，因夯的不实，用小木棍就可以在墙壁上挖洞。我们跳下沟去，战士们熟练地一个人踩在另个人的肩上。这样顶上的人就能摸到墙根，遂用准备好的小木棒挖洞。第一个洞挖好后，接着再由下边的人用枪托把上边的人一只脚托 上去，蹬在挖好的第一个洞上，再挖第二个洞，用手扒着第二个洞再向上爬.….再向第三个洞爬，就这样很快爬上墙头。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再将沟里的人一个一个地拉上去。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通过洪沟。进沟以后，我们就和县大队分开活动了。通过交通站，我与原振华县委书记刘干同志，县府行政科长何克同志及原宁津县县委书记关器同志，县长李光远同志取得联系。在拔幅刘庄，我向他们传达了山东分局坚持分散隐蔽、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和区党委和地委的具体部署，以及将振华、宁津、鬲津南部并为振华县，由我兼任县委书记，关器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刘干同志调东光县的决定。接着又召开了合并后的振华县县委会议，将分局区党委及地委的指示作了传达大家还对振华县敌我斗争形势，做了分析估计，确认我县已属于敌占区性质，从而制定了“以 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斗争方针。同时，明确了粉碎敌伪保甲制以站稳脚根，做好争取瓦解敌伪人员工作，消弱敌人，改变斗争形式以积蓄革命力量的斗争策略，进而逐步做到“控制伪军，指挥日军，建设灰色根据地，积蓄力量，粉碎“囚笼”，准备反攻”的任务。
作者：张白水（1918年—2000年） 曾用名张金泉、张瑞池、张锡箴，宁津县城西大苏庄人。1934年，由苏耕田介绍，在王表寰高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6年，在济南正谊中学及市立中学读书，从事党的活动。1937年上半年，在上海与李光灿一起自修，并与《文化报》的同志来往活动。
“七·七”事变后，回宁津县参加抗日后援会活动。1937年9月，参加冀鲁边抗日救国会、救国军及三十一游击支队，曾任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后，曾任中共南皮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及鬲津县委书记。1940年10月，任中共冀鲁边一地委委员、宣传部长。1943年3月，兼任中共振华县委书记。1945年1月，任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城工部长兼中共津浦铁路工委（津德段）副书记。1946年2月，任中共津浦铁路工委（德济段）书记、铁路办事处主任（二地委委员）。
1947年8月，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48年3月，任中共平北县工委书记。1949年2月，任中共渤海二地委委员、宣传部长。
1949年10月，任中共渤海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4月后，曾任国务院监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第一厅副厅长、商业局局长、监察干校党委书记。1959年8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监察局副局长。 1968年，在干校劳动。1975年7月，调洛阳钢铁加工厂，曾任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代书记。1979年3月后，任中共中央纪委一室、二室副部级监察员。1982年底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