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恢复职务，江青对此是怎样的态度呢
文摘
历史
2024-11-01 19:55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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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种题材的文章，我向来是很谨慎，尽量的克制自己不去做主观的评价，而是以各种不同的资料作为引子，引出历史内容。至于山的全貌，那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了，不同文化学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看到的风景也是截然不同的。杨银禄，是江青的第二任秘书，1968年1月，她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被其以“坐探”的名义送去了秦城监狱后，杨银禄也正式成为了江青的第二任秘书。这篇文章，我们就从杨银禄的角度，回到70年代初，去看看当时邓公即将复出时，江青是个什么态度。
1972年的8月22号，江青来到了广州，住在广州的珠岛宾馆，她这次来广州是为了会见一名叫维特克的美国女作家。这个女作家的全名叫洛克珊·维特克，当时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副教授，她于1972年7月19日来到中国，一直待到9月1号才回去，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访问一些中国妇女革命方面的历史。8月25号下午的四点整，江青约见了维特克夫人，两人在广州郊区老虎洞的一栋别墅会谈，这栋别墅还是原来林彪的。两人的会谈从25日开始，一直谈了七天，总计会谈了六十多个小时。这次广州之行，作为秘书的杨银禄也一同前往，会谈期间，有一天，江青找来杨银禄，扔给他一份文件，要他仔细看。
杨银禄拿起文件仔细翻阅，这原来是邓小平于8月3号写给伟人的一封信。信里有伟人作出的批示，内容有些长，概括起来大致是这么两点：2、当年也有战功，进入北京后，也是做过一些好事的。“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让你看，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你说说”
这个实在是为难杨银禄了，设身处地的想想，倘若换作是你，哪敢随便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伟人的批示已经明明白白的表明了态度，这已经意味着邓公是要复出了。![]()
杨银禄起初表示自己怕说错了，不敢发表言论，这话自然惹来了领导的不悦，她既然让你看了，自然是想听听杨银禄的看法。果然，江青呵斥他，让他不要胆子小，即使说错了也不会定什么罪 。事已至此，杨银禄这才在脑子里整理了一下逻辑思绪，简短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邓小平同志要复出工作了。我们来看看江青是怎么回复的，她的回复其实也摆出了自己对这事的一个态度：无奈。“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使用他......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有服从了，下级服从上级嘛”
由这句话其实就可以看出，对于邓公的复出，江青阻止不了，更多的是剩下无奈。
1973年的2月，组织上正式通知了邓公，让他一家人回北京开展工作。对于邓公复出后重新主持工作，1973年3月，江青同杨银禄的谈话当中，不仅显示出“无奈”，还夹杂着一丝对未来的“惶恐”吧。“（他）官复原职呀！以后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呢！我了解（伟人），疑则不用，用则不疑，将来很有可能叫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对于她的这个态度，我就不做个人的主观评价了，毕竟我没接触也没经历过，我们就来看看杨银禄本人当时的看法吧。“从她的表情和语调，她口头上拥护决定，但是，从她的骨子里很不愿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很害怕他出来工作，表里很不一致。”
随后不久，邓公恢复了副总理的职务，江青也难以再掩饰内心的情绪，用杨银禄的话来形容，就是变得越发的不高兴，也显得烦躁不安。![]()
邓公恢复职务后不久，江青把他叫到了钓鱼台11号楼，这是江青的住处，也是她工作的地方。她之所以把邓公叫过来，其实就是为了敲打，根据杨银禄的记述，当时既没有把邓公请到办公室，也没有把他安排在客厅。只是让他待在门厅，也没有说让他坐下什么的。邓公就这么一直站着，江青就坐在椅子上，说话的内容大意是让他要不计前嫌，一边工作一边改造错误。两人的对话时间很短，末了，邓公表示，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两人之间的对话也结束了。从杨银禄先生的描述来看，仅我个人而言，对于邓公的复出，江青的态度变化大致上是这样的：无奈—不安—敲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