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阎长贵担任江青的第一任秘书，后被关押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半；随后被转到湖南的西洞庭农场进行劳动，劳动了五年；1980年被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1、访问；2012年2月中旬，阎长贵接受媒体访问；
江青之前是没有自己专职秘书的，1967年1月，阎长贵成为其第一任秘书，也是自打这开始，她才拥有属于自己的专职秘书。她拢共有四个秘书，第一任是阎长贵，第二任是杨银禄，后两个秘书分别是：刘真和刘玉庭。1937年2月，阎长贵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农家，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务农。小时候的阎长贵生活很是艰辛，逃过荒灾，最苦的时候跟随家人在大街上讨饭。在那个年代，结婚都比较早，因此，1956年的时候，已经结婚成家的阎长贵，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家里是不同意也不支持的。不过，阎长贵还是报考了大学，并且顺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学习。1961年，已经24岁的阎长贵从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大学生真个就是“天之骄子”。恰好当时创刊没多久（1958年6月1日）的《红旗》杂志，正好缺乏哲学史研究方面的人才。而家世清白，成绩优异的阎长贵，就自然被招进了《红旗》杂志社工作。在阎长贵进入杂志社的那一年，42岁的关锋手把手地教导着这个“小徒弟”，这两个相差了十八岁的男人，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了一对亦师亦友的忘年交。阎长贵在杂志社工作了五个年头，戚本禹也相中了这个29岁的小伙子，当时的戚本禹在杂志社里，担任着历史组组长的职务。能在杂志社里担任组长，一定是要有名气、有代表作，而且有理论水平才行；再加上伟人很喜欢历史，因此这个历史组在杂志社里，就被格外的重视。由此可以想象，戚本禹这个历史组的组长，相中了阎长贵，一方面有助于阎的仕途前进；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把之前无欲无求的阎老，拉进了旋涡的中心。
1966年的六月初，戚本禹把阎长贵抽调到了秘书局，在信访处工作。他在信访处只待了一个月不到，就又被抽调到了简报组，这个简报组的工作，就是专门帮江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个简报组加上阎长贵，拢共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每天要处理的信件，少的时候也有个几百封，多的时候甚至有一千多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增添了人手，还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办信组。人员配置也从最初的四个人，增加到了八个人，阎长贵管着这八个人，而戚本禹是他的直属领导。虽然增加了四个人，但是加班还是常态，每天处理成百上千的信件，动不动就得工作到十一、二点。处理这些寄给江的信件，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门道。戚本禹概括起来，给阎长贵指出了三个大方向的处理原则：第一：重要信件。来自亲属、朋友、同事，或者是反映重要问题的信件，这类信件一定要作关键信息摘要，不过，此类信件每天大概也就三到四封，不是很多；第二：常规信件。这类信件都是反映一些问题，但是得转交到相关部门处理，这方面的来信往往是最多的，占比98%左右；有的来信写得简明扼要，但是有的来信，字数多达上万；算下来，他们每个人每天要看差不多十几二十几万字。1966年的年底，江青在物色秘书，她有四个候选人物，其中戚本禹是她的首选。不过，在她征询戚本禹意见的时候，戚本禹以自己职责太多，再加上自己粗线条的性格，实在胜任不了秘书的工作，给委婉推辞了。同时，他也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顺势就把阎长贵给推荐了出去。在四个候选人里面，阎长贵的资历最浅，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按道理来说，这个“秘书”的职务是轮不到他的。除了有戚本禹的极力推荐之外，李讷也跟自己的母亲说，觉得阎长贵这人可以胜任秘书。“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大学文科毕业，谈话比较投机。”
阎长贵比李讷大了三岁，两人之间的私交不错，因此，李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他能当上秘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资本，就是他出身于贫下中农，家里世世代代都是以务农为生，到他这一代才喝上了墨水。在当时那个年代，“贫下中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资本了。江青的这句评语是很高的一句政治评价了，在阎长贵看来，这或许是自己最终被接纳的重要原因吧。1966年的冬天，戚本禹和阎长贵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两个人在闲聊的时候，戚本禹就告知阎长贵，自己已经把他推荐给了领导。“她想让我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没你细心，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
冷不丁的冒出这么一句话，让阎长贵一下有点懵，他连连表示自己不行，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这反应让戚本禹的脸色显得有些不悦，语气当中就透露出一丝严厉了。“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推荐你了。”
看戚本禹这态度，阎长贵当秘书这事，已经是木已成舟，板上钉钉的事了。他把这事和自己的“师傅”关锋说了，关锋一听，面色显得有些凝重，这事他是反对的，因为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徒弟”的秉性了。
1967年的1月9号，阎长贵在办公室里工作，戚本禹兴冲冲的进来，告知他当秘书的事妥了，现在就收拾收拾，搬到十一号楼去住。在戚本禹的催促下，阎长贵赶忙回到住处，随便收拾了一些衣服，拿着洗漱用具，就搬到了十一号楼。这十一号楼拢共有着几十个房间，是江青的住处，她一个人住在这里。除了她之外，其他居住的人，都是专门为她服务的，譬如厨师、服务员、医生、警卫员等等。原本她是很少住在这里的，每年她通常都要到外地住上至少半年，有时候甚至长达八个月。她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长住，行程一般是这样的：国庆节后先到广州，然后再去到杭州、上海等地；等到了五月或者是六月的时候，才会飞回北京。不过，在1967年这一年，由于工作进入到关键期，她一整年都是待在北京，长住在十一号楼。而这十一号楼，也曾一度成了她的代名词。“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的时候，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过去，由她选定一部。”
自打当上了秘书，阎长贵的生活就是以领导为中心转了。他得24小时待命，只要电铃一响，他就得立马出现在领导的面前，要是稍微有点慢了，就会遭到训斥。休息日是没有的，要说休息，也就是领导午休，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领导中午看电影，会拉着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观看，这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休闲娱乐时间了。因为十一号楼有着几十个房间，为了方便领导的生活和工作，就在办公室、卧室这些主要的房间里面，安装着电铃。只要电铃一响，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得赶过来，这电铃的响声也是有说头的：“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
作为一个秘书，阎长贵的工作主要是两项：收发文件和接电话。领导的讲话稿，是不需要他起草的，有戚本禹、王力他们几个轮着来起草。每天打来十一号楼的电话不是很多，但是来往十一号楼的信件就很多了，虽然和当初在“办信组”，那动不动就成百上千的信件比起来少了不少，但每天也有个几十上百份的文件信函。这些文件信函堆起来有个半尺高，阎长贵每天都要看十几二十几万字。当然了，这么多的文件信函，肯定不能全部都给领导看，她也没那个时间；这就需要秘书筛选出其中有价值的文件信函，递交给领导过目。这听起来简单，但实际门道却很多，也很难，难点就在于以下这两点：第一点就很考验人，有些你认为没有价值的内容（可能实际上确实也是没啥价值），没有转交给领导，但是领导若是从别处听到了这些文件的内容，而她自己却不知道，那就是重大的工作失误了。相比较第一点而言，第二点“怎么整理归纳”，才是秘书最为头疼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
这个“必须看的”，就是重要的文件信函，也是当天就得审阅处理的工作；“参阅件”是可以暂时缓一缓，隔天或者是隔上几天，闲暇时候再做处理；“浏览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而领导却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些“必须看的”文件，阎长贵还得用曲别针在上面别上一张小纸条，在纸条上面作一些关键信息的摘要。阎长贵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来往十一号楼的文件信函，分成“三个卷宗”，送给领导审阅。在最上面的卷宗上，他会用曲别针别上小纸条，写上三个内容：日期、星期几、一天的安排。每天江青起床之前，他就得把三个卷宗送去办公室，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在午饭之前，他去到办公室取一次领导批示过的文件，然后下午再去取一次。
阎长贵失去领导的信任，送错的那封信只是一个导火线，在此之前，就已经显露出苗头了。1967年的冬天，领导按响了电铃，但是阎长贵去得有些晚了，这让她十分的不高兴：“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
刚进到办公室，阎长贵就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顿训，给弄得迷糊了。但是，他知道，这多半也和自己的“老师”关锋有关系。1967年8月，关锋被要求“请假检讨”，其实也就是被隔离审查了；而和关锋有着师生友谊的阎长贵，自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阎长贵也逐渐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慢慢的边缘化。1967年下半年的时候，杨银禄也来到了十一号楼，和阎长贵一起，成为秘书。在这种背景下，那封被阎长贵送错的信，就成了他人生转折的导火线。至于这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认为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的年底，或者是1968年的年初。从“办信组”转来了一封信到十一号楼，写信的人是一个来自北京小电影厂的女演员，内容很长，有个上万字，阎长贵也没有看全。信的大概内容就是，这个女演员正受到冲击，生活处于困顿之中，希望江青能出面帮帮自己。每天转到十一号楼的信件，有很多也有着类似诉求的内容，一般这类信件，都不用转交给领导。但是，信里，女演员说自己曾经和江青同名同姓，后来改名了；旁观人看来，其实这就是女演员，在以此拉关系，是一种说词罢了。不过，就因为这一段内容，让阎长贵误以为女演员是不是和领导有着什么关系。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把这封信转交给领导，但是，他也担忧会不会办错事，因此，特意在信封上面用曲别针别上了一张小纸条，注明：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事实上，写这封信的女演员和江青之间，压根就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我写个小插曲。
1934年6月的时候，江青在上海，化名为“张淑贞”，同年的九月份，她在上海的曹家渡被逮捕入狱，11月的时候被上海教联被保释了出来。1935年3月，她加入了上海的通业电影公司，取了个艺名“蓝苹”，次年的6月和电影公司解聘，7月去到延安。结合她的这一段历史，再结合写那封信的人，是个女演员，还自称自己以前和江青同名同姓；再加上之前亦师亦友的关锋被隔离审查，以及后来的推荐人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诸多因素之下，这送错的一封信，就成了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线了。就在信被转交的第二天，一大早，阎长贵就被叫进了办公室里面。戚本禹和姚文元也在，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面色凝重，板着脸；再看江青，更是一脸的怒容，她看到阎长贵进来，直接把那封信摔在办公桌上，声音很大：“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
在江青那里，曾经当过演员的这段历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事；而阎长贵送错了一封信，在江青看来，就是把这讳莫如深的历史，摆在了明面上。因为这封信，他后来被定罪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领导”虽然被江青一顿很严厉的训斥，但是在阎长贵的心里，他还是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只是自己工作上的一次失误。正如之前，他的恩师关锋所言“你当不了她的秘书，你政治上不敏锐”，这一评语真是一语成谶，早就预言了他的人生转折。阎长贵还是按部就班地收发着各种文件，但是，他发现那个电铃再也没有叫过他，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以往他每天最害怕的就是听到电铃的响声，这突然一下子没有动静，安静得可怕。在阎长贵送错信的期间，杨银禄因为父亲病故，请假回到河北定县的老家料理丧事。第二天一大早，江青起床后，阎长贵领着杨银禄去到办公室，告知杨银禄奔丧回来了。“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
到得晚上九点来钟，陈伯达和汪东兴就找到阎长贵，陈伯达告知，可以把他调回办事组，接着搞文字工作。而汪东兴却说，要先去到警卫连的连部，走一下程序，等没问题了再去办事组报道。这时候，阎长贵也还是没觉得事情又多严重，就只带了几本哲学书和历史书，就同陈、汪二人去到警卫连连部。这一天，是1968年的1月9日，阎长贵结束了其秘书生涯；而去年的1月9日，他才刚成为秘书，这时间，刚好满一年，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1980年3月，阎长贵重新回到《红旗》杂志社工作，1998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