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关于戚本禹的描述，有的文章里存在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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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11-06 00:26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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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也曾在戚本禹手底下工作过的阎长贵，这个经历过往事的过来人，自然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知晓更多的事情。一些讲述戚本禹的文章当中，在阎长贵先生看来，有很多细节上的描述是不对的。于他看来，这些描述者就不了解其中曲直和缘由，而是凭借着主观的臆想去揣测，会误导不少不知情的读者。要经过戚本禹才能见到伟人？
1966年5月，戚本禹取代田家英管理着政治秘书室的工作，由此，他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关于戚本禹高光的这段时期，有的文章里面的表述就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了。譬如《党史博览》2005年第七期刊发的文章《戚本禹沉浮录》里，在阎长贵看来，关于1966年的戚本禹，表述得有些夸大了。对于这段内容，阎长贵这个过来人认为基本上是对的，在田家英去世后，取而代之的戚本禹确实是成为了中枢的机要人物，地位也显赫。不过，文章里对于戚本禹显赫地位，就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了。“不久，戚本禹又成了主席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主席，都要通过戚本禹”
这段话，在我个人看来，表述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戚本禹的履历里面，以及关于对他描写的众多书籍里面，都没有提及过，他是主席和江青的秘书。因此，阎长贵先生对这一段描述的质疑，我倒是支持的，他认为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实际。戚本禹原来是在办公厅的政治秘书室工作，后来取代了田家英管理着秘书室。但是，这个“秘书室”虽然挂着“秘书”的名字，但是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角色并不是“秘书”。根据阎长贵的描述，这个秘书室，准确的说法是叫秘书局，是主席的一个秘书班子，其本质上是伟人的一个笔杆子智囊班子，主要是负责一些文字和整理信件的工作，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名义上并不是伟人的秘书。至于江青的秘书，在1967年之前她是没有秘书的，1966年的年底，她需要一名秘书，确实是考虑过戚本禹，想要他来担任自己的秘书。但是，被戚本禹以自己性格粗枝大叶给婉拒了，婉拒的同时，戚本禹顺势把阎长贵推荐给江青担任秘书。于是，从1967年1月开始，阎长贵就成为了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随后的第二任秘书是杨银禄，第三任和第四任秘书分别是刘真和刘玉庭。因此，阎长贵认为，戚本禹给两人担任秘书，并不是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个人也是赞同的，关于江青的秘书，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在戚本禹的履历里，也查询不到他担任秘书的经历。至于其他人要见伟人，也要通过戚本禹，这一段描述是不是真实的，阎长贵也有些吃不准，于是，就这个问题他特意询问过戚本禹本人。那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戚本禹出狱后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退休以后就在家写作、看书。
阎长贵和他有着书信和电话往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戚本禹是这么回复的：不是很准确，但是又事出有因。我当时是秘书局副局长，江青要见主席，可以直接去，不需要通报；陈、康则要事先向一组的徐业夫或者汪东兴，或者其他的值班卫士，或吴旭君电话约定。——来源：《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阎长贵/王广宇.
从戚本禹的解释，能看出一点，他即使掌管了秘书局的工作，但并非一手遮天，根据组织原则，陈、康等人要见伟人，通常是写一个条子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一组的徐业夫。徐业夫虽然是秘书局的副处长，从组织关系是归秘书局管理，也就是说，从组织关系上，戚本禹是他的领导。但是徐业夫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的资格比戚本禹老多了。因此，“陈、康”要见主席，才会通常给徐业夫递条子或者打电话。有时候，遇到特别紧急和重要的事情，“陈、康”二人还会要求戚本禹同徐业夫一起商量拿主意他们要见主席，一是直接打电话。有时也由他们的秘书打电话......因为在组织上徐业夫归秘书局管.....他比我级别高、资格老，但很谦虚，很尊重局领导，他对我的请求都能妥善安排......这就给人造成误解，其实陈伯达和康生是我的上级，他们要见主席怎么要通过我呢！——来源：《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阎长贵/王广宇.
戚本禹的这段话当中，“他对我的请求都能妥善安排”，这话里面的“请求”二字很值得玩味，他是徐业夫的上级，按常理，对下属下达行政命令，不应该用“请求”二字。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即使他当时掌管着秘书局，但是毕竟资历浅，也做不到一手遮天。面对徐业夫这种老革命同志，他也得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过，掌管了秘书局的戚本禹，确实是走上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可惜这个高光时刻只是昙花一现。
我最近比较喜欢看阎长贵先生的一些回忆书籍和文章，起初，我也是抱着存疑的想法去看的，虽然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也不是一个过来人，但从众多的资料书籍里，也大概了解一个轮廓。而阎长贵先生的书籍和文章的诸多描述，和我脑子里的那个轮廓基本上是相符合的。因此，对于他的一些回忆的类文字，我个人觉得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