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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学三年级的下学期，从北京转学到了苏北宝应县的宝应实验小学。
宝应实验小学是创办于1903年的百年老校，我上学时校址是在县城的学宫（文庙）旧址上建造的，保留着大成殿（那是学校的大礼堂）、大成殿前两棵历四百年沧桑的古银杏树（象征着两枝笔）、明伦堂（是老师的办公室），而教室则是后建的。其余的建筑那时已经荡然无存了。
学校的大门，是一个高大的门楼，非常壮观。完全是古色古香的牌楼式建筑，中间是大门，两边是两个小一点的门，都可以通行。大门上有一个牌匾，上书“状元”，而左右门上的牌匾分别写着“榜眼”、“探花”，这被称为“三鼎甲”，是标谤宝应历史上曾经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是文运显赫之乡。
这个牌楼正对着一个半圆形的莲花池，周边围以汉白玉的石栏，是为泮池。民间的说法，这是砚台上端的墨池。
这是一个非常有气派也很独特的风景，可惜“文革”中门楼被拆除了。现在倒是重建了这“三鼎甲”的牌坊，但是单独建造的，已经与学校分离了。校门口的莲花池也曾被填没了，成为平地，现在虽然重新挖了，已经不是当年的景象了。
刚到宝应实验小学，我有很多的不习惯。第一天上课就闹了个大笑话：老师走进教室，班长喊“起立！”，按照北京芳草地小学的惯例，我从座位上跨到走道上回答“老师好！”，可发现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走道上，其余同学都原地起立。于是惹得大家一阵笑声。
起初，真的是有许多不习惯。北京的小学用的是磨砂玻璃的黑板，而这里是木头黑板，也不大，还不平，老师粉笔字写上去还有反光。教室只是在北边有几个不大的窗户，南边就是街道没有窗户，所以教室里光线很暗，与北京采光明亮的教室不可同日而语。北京每人一个小椅子，而这里是两个人一条板凳。上课起立后，有调皮的同学会把凳子偷偷向后移一下，结果旁边的人就会一屁股坐到地上，惹得哄堂大笑。我们的课桌也是凹凸不平，所以必须有铁皮做的垫纸板才行。我的一块垫纸板是比较漂亮的，是一块铁皮，上面彩色油漆印刷的一幅画，画的是古代的将军全副盔甲跨着战马挥舞刀枪在打仗。但上面的油漆天长日久就会脱落，边上也会生锈，但我还是用了很多年，好像一直用到上初中。
最大的障碍是语言的不同，一开始有的老师讲话我几乎听不懂，只能看着课本猜想。
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也很快与同学们熟络了起来。
我们四班换过三个教室。三年级是在大成殿前的西南角，教室的门是朝北的，门旁边有一个砖砌的垃圾箱，比较大。我们经常在打扫卫生后钻到里面玩“躲蒙蒙”（就是捉迷藏），根本不在乎垃圾箱里的肮脏。现在想起来，真是傻得可爱的。
到了四年级，我们教室到了老师办公室后面一排最西边一间，也是老房子，比较矮，但朝南了，采光也好多了。五年级时到了当时最北面一排教室，这是实小最好的教室，有走廊，窗户也大。那一排教室共四间，一至四班是从西向东分配的，我们在最东边一间。
那时实验小学的门口总是有三五个小摊子，有卖葵花、瓜子的，有卖麦芽糖的，有摸彩的，有打撞球换糖的，有卖茶水的，还有卖烀烂藕的。学生们一般在下午上学前和放学后都会围在摊子前花掉当天家里给的几分零钱。
我们男孩子经常光顾摸彩的一个老头，有了零钱就去玩一下，一分钱就可以摸一次。在一个布袋里摸出一张方形的硬纸片，上面写着不同的字代表不同的彩别，从“头彩”到“六彩”分别是“孔明六出祁山”，摸到“孔”字才是头彩。我们只能摸到“山”字，偶尔也摸到“祁”字，但“明”字就几乎摸不到了。六彩的奖品很可怜，老头从长圆形米粉做的糕上切下来薄薄的一小片，四彩的糕则厚一些，二彩的糕就很长了。我们从来没有摸到过头彩，那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玩具。同学吴乃庆很聪明，他故意说老头的口袋里根本没有头彩，于是大家就起哄，说老头骗人。老头就把所有的纸片都倒出来，找到一张头彩（也许是趁我们不注意放进去的）。吴乃庆拿在手中仔细看了说，倒还是真有，其实暗中用指甲做了记号。老头又把纸片放入口袋，搅和了半天。吴乃庆把手伸进去慢慢摸，摸了好一会儿，终于摸出了那张头彩，我们大家欢呼起来，老头哭丧着脸只好把那个永远摆在那里作为号召的玩具给了我们。
茶水的摊子天热生意才好，尤其是上完体育课，都很口渴，一分钱可以喝两杯。所谓茶水，其实只有有一点淡黄色的凉开水，现在想来，就连澡堂里的用茶叶末泡的水都不如。但在那时，就是我们的“冰红茶”。有的茶摊放一点糖精，就说是“糖茶”，那也就成了我们的“可口可乐”。
我们经常是在校门口围着这些小摊子转悠，要等到学校里的预备铃响（离上课还有三分钟）才忙不迭地跑进学校，冲向教室，气喘吁吁地坐在板凳上，往往这时上课铃就响了，老师已经步入课堂了。
那时我们小学生的学习任务好像不是太重，玩的时间比较多。我们玩的那些像什么滚铁环、抽陀螺、拍洋画、攉鸡（用烟壳摺成的三角纸片）、打石球子（打弹子）、掼铜板呀，女孩子玩的跳皮筋、跳格子、丢沙包、扔羊拐呀，还有踢毽子、跳绳等等，都是成本极低的玩具；而翘起一只腿的“斗鸡”和背起一个人的“骑马打仗”，或者是一群人玩的“工兵捉特务”（捉迷藏），则是完全徒手的。虽然这些游戏我都不擅长，只是到了六年级时，踢毽子的水平有所提高，但回忆起来仍然乐趣无穷，
那时最艰苦的是冬天，虽然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但在防寒条件较差的教室里，手还是冻得通红而且麻木，拿着笔都是困难的。有一个习惯的动作就是把手放在嘴边呵，用口中的热气让手暖和些，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很多人的手背上都生了冻疮。
上课坐着四十五分钟不动，脚会冻麻了，所以一下课，老师刚走出教室，大家就会用力地跺起脚来，甚至形成整齐的节奏。然后走出教室，上个厕所后就挤在走廊上晒太阳，玩起“挤干饭”的游戏，两边人用力对挤，挤出来的人就跑到后面再顶上。这么一折腾就暖和了。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太用力，把一位同学的棉袄袖子挤破了。他的棉袄已经很老旧了，布料都“渣”得了。我稍一用力把布面撕裂了，露出了里面的棉花。我一时不知所措，他的脸一下就变色了，本色就很白皙，更是惨无血色。他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离开了，也没有责怪我。他的那个表情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一个北京小学完全没有的就是劳动课与放忙假。
我们学过一首白居易的《观刈麦》的诗，还记得几句：“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诗中的“五月”就是阳历的六月，而诗中所描述的情景，我们是有体会的，因为学校到了这个时候，就要放农忙假了。我们也就不上课，而去田间劳动了。
其实，我们都还是小孩子，也干不了什么农活，我们最常做的就是送肥料和拾麦穗。
在农忙假的日子里，我们每天早上到学校集合，排着队，唱着歌，到郊区的生产队去支农劳动。虽然那时的学习不是很繁重的，但能有这样的机会脱离课堂的学习，到大自然中去感受乡村的生活，大家还是很兴奋的。
如果是送肥料，就是两个人抬着一个小筐或小的竹畚箕，里面是肥料。所谓肥料指的是千脚泥，是从当时老房子的砖头地下铲的泥垢，据说是很肥的，还有就是一些菜边、菜皮。一根毛竹扁担，晃晃悠悠地，两个人抬着一般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当然中途是要休息的。把肥料送到田里倒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
如果是拾麦穗，那就更轻松了。大家一路上同学们涌进农民们刚割完小麦的田里，提着小篮子或是小口袋，像是搜索地雷一样，猫着腰，排成一行，地毯式搜索前进，仔细在麦茬中寻找掉落的麦穗。正如白居易诗中说的，“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刚割完的麦茬是很锋利的，有时会戳穿我们的破球鞋，不小心就会扎了脚。可即使扎了脚，也会觉得没什么，正是表现自己英雄主义的机会了，而且写作文也就更有内容了。
现在想想，我们的这些劳动，对当时的生产几乎没有丝毫的帮助，而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玩耍的游戏。
那时的我知道了，中国很大，除了首都北京，还有的小城宝应，它们都在运河边上。在古代是可以从北京沿着大运河坐船一直到宝应的，而我上学的学校就在宋泾河也即古运河近在咫尺的地方。
实验小学之于我，既是求知的课堂，也是愉快的乐园，在这儿我走过了人生途中告别童年进入少年一段难忘的路程。
@黄丹丹 2019年4月11日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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