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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时间应该从1958年底、1959年初开始，而空间则是从首都北京换成了苏北小城宝应，那时，我10岁。
1958年底，1958年底，母亲从北京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被调到宝应工作。我随同母亲，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上了火车，离开了北京。和我们一起同行的还有母亲单位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同事潘政彪，他也是被分配到宝应的。我们是从镇江下了火车，乘轮渡过江到六圩，再乘汽车到了扬州，住在招待所里。几天后，只有我和母亲上了到宝应的长途汽车，潘被留下了，分配到扬州地区文工团。
在听说我们家将要搬到一个叫宝应的县城时，我曾经问过母亲：“宝应有公共汽车吗？宝应有动物园吗？宝应有百货大楼吗？”母亲没有从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你到哪儿就知道了。”
到了宝应，我才知道，这里与我熟悉的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的一切根本不是我这个小小的脑袋所能想象出来的，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住在县干部招待所里，虽然已经是冬天了，但屋里没有暖气，连煤炉都没有，很冷，幸亏我在北京时都有棉的手套和帽子；吃的米饭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是红色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红米饭是稻子只脱掉了稻壳而保留了米皮糠的一种米，它出饭，宝应话叫“涨锅”，但不如白米饭好吃。
小城人不多，也看不到汽车，更没有马车，但让我惊奇的是到处可以看到满墙的画与标语，不知道是不是与我母亲一同来宝应下放锻炼的干部们画的。招待所的外墙是整幅整幅的宣传画，画的是藕洞里开汽车，南瓜长得比房子还高，小孩子把花生壳当船划，一个大慈姑要两个人抬，其他大街小巷也都是这样的画，仿佛是充满想象童话世界里的东西。而大字标语则是“三亿两超跨江南，宝地定要变天堂！”“15年赶英超美！”之类的口号。
母亲被分配到宝应师范学校任音乐老师，可我们还是住干部招待所。直到一个多月后，我们才搬到了位于西三元巷北首叶挺路上大门朝北的宝应师范分部的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宿舍里。
屋子是两个院子中间的厢房，没有窗户，朝东有一个门。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母亲把一个樟木箱架在两条板凳上，用花布盖住，算是一张桌子，可以用来吃饭。我要做作业，如果不是到母亲的办公室，只能在这个箱子上了。再就是在门的旁边堆放起一摞皮箱，一共有八个，大的放下面，按大小一个个放上去，母亲用一个床单盖住。这八个皮箱里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全部家当，主要是衣服，还有一些照片、信件等杂物。
我上学的学校也落实了，是宝应实验小学，我插入的班级是三年级四班，我的班主任叫王健升，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他安排我和一位女同学同桌，我已经忘记是谁了。直到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在毕业近60年后又重聚时，我才知道她是姜素华。
我才到这个班级时是很受人瞩目的，因为是北京来的，大家都感到新奇，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注视着我，让我觉得很不自然。而且我也不太听得懂同学们说的方言，就很难和他们交流。
几十年后我的同班同学回忆起，那时我是背着双肩包上学的，印象很深。其实不是双肩包，就是普通的书包，我把它挂在脖子前，双手从书包带中穿过，把书包从头顶上扔到背后，看起来就成了双肩包。
首先对我表示热情的同学叫吴乃庆，他很调皮很活跃。他家住在招待所旁边的一个巷子里，他就对我说：“我夥你上学！”我起先不知道“夥”就是“伙同”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说法。他每天早上和中午都会到招待所门口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学校。
可后来每天早上就变成我夥他了，因为他起床太迟，我要等他就要迟到了。我到他家时，他们一家都还没有人起床，我一叫，他就连忙从被窝里钻出来，很快的洗脸刷牙，然后从热水瓶里用筷子掏出粥来吃。他告诉我，这是前一天晚上把米放进热水瓶，再灌上开水，经过一夜，粥就煮好了。当时我觉得宝应人真奇怪，怎么这样来煮粥呢，都不用炉子烧？
我最先学会的宝应话是表示同意就说“嗯哪”，表示不同意就说“哑言”。可母亲不让我学宝应话，要我坚持说普通话。
那时最让我为难的就是有人问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母亲已经告诉我，父亲是“右派”到东北“改造”去了，十岁的我虽然对“右派”并不知道是什么性质，但总是感到这是一种不好的身份，也是不可为外人道的。但是每个人都有父亲，别人问起来也是人之常情。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偷偷告诉吴乃庆，我父亲是军长，工作是保密的，并要他告诉其他同学，不要再问我了，问我也不能说。后来不知是吴乃庆在同学中散布了这个谎言，还是有其他渠道让他们知道了真相，反正也就没人再问我了。
宝应大新桥和小新桥还都是高企的拱桥。行人通行是没问题的，但拖板车的过桥就要费点力气了。这两座桥应该是宝应城中最有历史的遗迹，可以追溯到唐朝，据说是尉迟恭建的。当时建了两座桥，就是现在所说的大新桥和小新桥。宝应文史专家刘世昌先生有文曰：“北边一座大桥名孝仙桥，因近县衙，俗称县桥。南边一座大桥名广惠桥，俗称小新桥。”《道光宝应县志》云：“宋嘉定间改今名（嘉定桥）。明崇祯四年，堤决冲颓。十二年，知县刘逵重修。”
2011年12月我在小新桥上拍摄的一张照片
甫到宝应时，大新桥南北两端还没有拆，还是和北大街、南大街一样的老街，大新桥东南角有一个饭店，名字记不得了，应该就是后来的鱼市饭店。母亲常带我去吃饭。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包间，叫“雅座”，只是放一张小的八仙桌（宝应又叫四仙桌）。经常是到了星期天，母亲说，我们去打个牙祭吧。就带我去这家饭店，八角钱一只红烧小公鸡，一碗汤，我吃得很高兴。
不久前我和韩厉观老师说起这段往事，他也记得这个饭店，说在饭店西北窗户旁的桌子吃饭，是可以看到大新桥的。那该是一个不错的风景吧，可惜我没有印象了。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北京有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像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体、电报大楼、农展馆、北京站等等，都出了邮票。宝应也应时而动，大新桥上搭了一个牌楼式的东西，牌楼两边的装饰都是宝应的特产，如鱼虾、莲藕、螃蟹、慈姑等，很高大漂亮。大新桥两边房屋拆除，马路拓宽了，中大街和叶挺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后来的五化交公司原址）还建了一座独立的两层小楼，叫迎丰楼。至于名称的由来，据章寿明先生说，原来在官巷西首的震丰园年久失修，就迁至新建的迎丰楼。这迎丰楼的名字既保留了一个“丰”字，又有庆祝农业大丰收的意思。他的这种解释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迎丰楼是拆除了原有的房子新建的，楼的东边有空地，西边是拓宽了的中大街，到路边也有空地，楼座北朝南，南面也有一块空地才到叶挺路的路边。而且，当时宝应的楼大多是老式的木楼，砖木结构的楼我的记忆中除了南头原县供销社的三层楼，似乎就没有了，所以迎丰楼在当时是显赫的。
宝应还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是大会堂。这个大会堂，据说当年叫向东大楼。它的朝向是向东的，听说也因为县委书记的名字叫徐向东。正面原来的设计是一个“向”字形，就是在整个方的轮廓中间经阶梯而上有一个方形的门，现在还可以看出，只是中间的门加了一个尖顶。而大会堂的旗杆是偏左竖立的，所以从正面看，像一个“向”字。而从另一个方向（西面）看，窗格与装饰的斜线条组成了一个繁体字的“東”字，现在是无法看到了。据说大会堂当时准备在1961年完工，里面上下两层的座位加起来是1961个。而1961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因为如果调转180度看，还是1961。
后来大会堂重修了，现在变成了一家酒店
不过，这个大会堂没有完工，只搭了个架子就烂尾了。
那时宝应最流行的一首歌县委书记徐向东作词《定叫宝地胜天堂》，街头的广播喇叭和学校的课堂上都可以听到，开头的歌词是：“苏北平原上，有块好地方，南北运河长，东西多湖荡。麦浪滚滚起，稻穗垂垂弯。……”宝应确实是鱼米之乡，物产丰饶，但在“浮夸风”的祸害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宝应没有动物园，只有一个公园，叫人民公园。公园不大，里面也没有山，只有池塘。宝应也没有公共汽车，甚至连三轮车都没有，去哪儿都要走路。
宝应有一个大众电影院，母亲经常带我去看电影，电影院是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因为它起码与北京的有些电影院相差不大。
我眼中的1959年的宝应给予我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林林总总的印象。我从祖国的首都来到了苏北的宝应，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等待我的是一种新的生活。
苏东坡有首《定风波》词是写给好友王定国的歌儿（应是侍唱的丫环）柔奴的，柔奴本是京师人氏，随王定国一起去了广东三年后回，苏东坡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她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东坡于是为之填词：
这柔儿道出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看你是否安心，如果安下心来生活，无论什么地方就是你的家乡。所谓心之所安，身之所安也。
宝应，人称宝地，不过，宝地之于当时10岁的我，太空茫了，也没有什么安心不安心的状况，也不会产生何处是我的家乡的想法，跟着母亲，我便心安。未来未可知，人生路茫茫，既来之则安之，接下来我的人生之路就要在这个宝地重新起步了。
@黄丹丹 2019年4月11日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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