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在南方某工厂，我看到了王鹏杰对我的回复文章。因为这几天实在太忙，就先在朋友圈简单说了几句——王鹏杰不光对我的回应进行了回复，还顺带手刨了一下我的精神状态，提出了一些更普遍和更有价值的问题等等。
此刻是10月30号1点23分，我刚干完活，我开始写下我对王文中提到的某些问题的想法。今天这篇短文遵循两句话：不做口舌之辩，不做意气之争。这是我抄的一位律师的话，也给这篇口水文章定个调子。
说写不准确，我其实是对着语音转文字软件说话，然后修改修改。我极其厌恶一本正经的理论写作，觉得带着口水唾沫星子更自在，对此我懒得费劲费时间费脑子。理性写作的好处之一是不容易掀桌子，但我以为不过是装装知识分子，谈点不痛不痒的话。不过，只要能解决问题，我可以接受任何方式。我采取这种语音转文字的口语回应，因为这不是写辩护词，也不是搞调查报告，也涉及不他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即使满嘴胡扯也无所谓了。
在讨论问题方面我的观点是：摆事实讲道理，要分裂不要团结。所以，掀桌子可能才是真正讨论的开始。
李一凡，AI作品，2024
关于AI跟权利的关系。我的基本观点是，AI提供了更多选择，其开放性、下沉性、分享性等会带来民主化和平权性。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未来AI被更大的权力垄断，被专业人士操控，或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因为担忧是事后之事，中国互联网就是个例子，可无法否认它这20年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民间启蒙结果。说得直观一些，在现在短视频流量时代，手持身份证的人可以通过视频来举报来寻求解决，自媒体的消息也会出现在你我的手机之中，我们的视线也从新闻联播转移到每个身在第一事故现场的手机摄像头里。谁敢说这不是互联网带来的某种平权运动？谁能说这不是对垄断话语体系的一种瓦解？中国现在有十几亿网民，或许有几亿人在盯着割韭菜的手，这个时候还有某人或某部门胆敢撒个弥天大谎试试吗？
我把我前文的一段话再次放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控制如此严格的地域，即便是山寨的AI，也早就在各个行业广泛应用，工厂生产、汽车行驶、视频制作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分配，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带来的分配结果的变动，这种说法并不新鲜甚至陈旧，因为当然存在某些力量之间的拉锯战。可是，关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怎么去使用它，而不是一上来先进行辩证法式的算法担忧。现代性的代价和惨痛结果如此多见，就可以目无法纪乱杀乱砍？就非得喝中药治艾滋病？我想你我都没有忘记在封控最严重的时候，人们是怎么利用手机和网络接力去拯救那些被视而不见的生命吧。
王鹏杰说，社会其他变量没有实现升级，单纯靠技术迭代，将更利于特权还是平权，这是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也是一句废话，因为谁也无法预见新技术最终的用途。所以我根本不会去单纯思考技术问题，民主化平台也不靠单纯技术来完成，民主化的背后是权利关系的确立，以及对公权力边界的界定，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民主背后的复杂讨论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就我们的讨论来看，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它的快速下沉，起码给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一个发言发声的出口，或者是谋求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体验甚至是利益分配。说我歌颂AI，倒不如说我乐观。我前几年拍摄了大量法律案件视频，但我今年几乎不再拍摄了，因为律师也好相关案件当事人也好，他们自己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机拍摄加上智能剪辑配音等，完成表达和传播。我已经不止一次呼吁律师甚至人人都拿起手机拍摄，直接去解决想解决的问题，这不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审美构建与权利解放吗？这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吗？歌颂一词向来有为权力唱赞歌的价值倾向，我肯定我不是以这种心态看待人工智能的，我是乐观的个体体验者而不是歌颂的人。
马力蛟，AI作品，2024
所以，从现代性上讲，在我的观念里对绘画的态度，是把它视作一种呈现现代性问题的载体，建立或者解决问题的手段，我并没有发表宣言叫嚣要其取消。在这方面，我甚至还没有100年前大喊“绘画已死”的人激进，活在当下的我也不需要去喊这些口号。但我目之所及看到的当代绘画作品或项目，特别是中国当代绘画，包括王鹏杰所建立和讨论的那些绘画方法论，的确是迂腐至极，臭味难闻，实在提不出什么当代问题，更别谈政治性与批判性。
在2024年的今天，艺术所面对的问题，早就不是学院式的主体性教育或作者性的审美技术风格构成了，而是艺术工作者如何面对正发生的基础问题，即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和知识认知模式上的独立性。这两个问题，前者是启蒙的现代性结果的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后者是审美的现代性结果的问题，事实上人如何生活？今天的绘画工作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当代性提出问题来了吗？绘画主体或颜料技术回应了什么问题了吗？现代性精神要求的政治民主化，对肉身被摧残的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呈现出来了吗？所以，要思考如何通过绘画这个工具完成当代问题的有效表达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先考虑考虑上述那些基础问题比什么都强。
关于激进主义问题。我重点说说我对激进主义的看法。法国大革命把自由与奴役对立起来争取自由，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核心线索，一种不断革命的激进政治实践逻辑，即人民作为主权直接出场切断原有的政治体系，是一种绝对的彻底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会直接中断原有政府法制体系，所以会直接造成通过革命来获取某种稳定性或利益分配。某种程度上，这是激进主义政治不断革命观念的源头，目的是为争取自由，而手段是人民集会甚至暴力革命。结果呢，最后革命压过自由，甚至成为目的本身，这就造就了你所说的“激进主义最终都走向了曾经反对的道路”。相反，你提到的苏格兰启蒙主义间接、渐进、审慎的路径，是一种自由宪政主义，是有别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它的目的并不是直接革命，而是要建立法制政府与权力边界，它只要求政府解体而不是社会解体，人民主权的建立也不过是为了建立立法主权，通过立法法律的目的来保障人的安全、自由和财产。由此可见，苏格兰启蒙和革命（其实是反革命）采取的是一种审慎的路径。
对比这两种方式，再结合我做的事情，不难看出在社会构建的逻辑上，我更倾向于审慎和宪制的方式，我对激进主义没有什么兴趣，更对暴力的逻辑和底色充满警惕。所以，你说我有专制味道或者极权主义倾向，我是不认可的。说话声音大点，道理粗糙点，话语句式有问题，并不能说我就是一个透着专制极权的人，顶多说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至于你说的天真和潜意识等，我想说我就是在朋友圈和上篇回应中随性回应了几句，我根本不在乎内容逻辑和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因它不是辩护词或严谨的调查报告，你是怎么轻易得到我是粗暴、独断、专行的结论的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漏出一些窟窿让大家欢乐的呢？所以这就是你的主观判断，你没看到我个人真实的性格和真正混蛋的一面，所以去纠结那些什么潜意识也没有意义。
Open Group在社交平台上分享Pavlo Kovach入伍时的照片
关于“当代艺术就是政治问题”。我承认当代艺术是一种审美实践，但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因为审美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以及，与社会政治问题直接相对应的，不一定是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在我看来就得是当代艺术实践，甚至，当代艺术才是种种路径中的最佳路径，因为它直接提供了一个可感知的行动和事件空间，只不过在中国这个现场能完成表达的少之又少。
我说你们绘画迂腐你觉得重了，那我就说，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更烂更不靠谱，我也懒得再展开去解释这里面的原因了。
我接着说为什么“不一定”的问题。以法政建筑的实践为例，他们在广阔的事件现场、冲突现场工作，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调查艺术式的审美体验，还直接带有立场地参与例如巴以冲突，例如直接进入法庭作为证据。
乌克兰Open Group艺术小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运用多种媒介，围绕战争、边界、身份、公共空间，以及个体与集体等议题展开艺术实践。在俄乌战争中，不光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收集现场证据，小组成员甚至直接入伍去参与战争。中国也有好的案例，我就不提了。
以上案例，跟最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光对应了，甚至是直接参与和改造。活动就是媒介本身，出现就是社会政治问题。在此，我建议王鹏杰走出四川美术学院，拉下身份真正去仔细感受一下，何为社会当代的问题？何为今天中国的现场的问题？你还没活到浮士德开篇的年纪，怎么满脑子脱离实际的想法，揪着书斋里的烂摊子不放呢？
现在是10月30号晚上2点34分，早晨5点我需要去机场。收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