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杰：最后一次回复刘伟伟

文摘 2024-10-31 16:05 北京

你和AI谁更文艺一点？——近期最后一次回复刘伟伟

摘要

由王鹏杰借助媒介危机和数字技术重识绘画本体引发的讨论。10月27日刘伟伟对王鹏杰的回复的后，王鹏杰就此回复刘伟伟。昨天刘伟伟对王鹏杰的再一次回复。今天王鹏杰再次回复刘伟伟。

从刘伟伟的几番表达中，能感受到他立场先行、屁股决定脑袋的惯性，大半是自说自话，甚至对别人的完整看法也不能（或是不愿）准确理解。

其实现在的网络用户，大多有这种习惯。于是，与他的讨论已很难再指向问题和道理本身，再理论下去有点浪费时间。

他说自己讨论的原则是“摆事实讲道理，要分裂不要团结。“后半句，他做得挺到位，前半句还差得远。

他在摆事实方面还能保持理智，讲道理的时候比较“不讲道理”，论述以感觉为主，不求准确，不在乎偏颇和漏洞。这样轻松的“讲道理”真的爽，往好里说是浪漫、文艺，客观点说是不负责任。

他觉得理性写作的好处之一是不容易掀桌子，我觉得理性写作最大的好处是不浪费双方的时间，如果表达连理性都做不到，那还写什么劲。

他字里行间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大老粗”“混不吝”，说认真讲理的写作“不过是装装知识分子，谈点不痛不痒的话。“ 说出这么充满偏见的反智话语，真是不得不服。他极其厌恶一本正经的理论写作，“觉得带着口水唾沫星子更自在，对此我懒得费劲费时间费脑子。” 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写这篇回复了，既然他对公开表达的观点不想严谨对待，那作为对话者和读者的我，自然没必要再“费时间费脑子”，谁的时间不珍贵呢。

单从这种交流伦理看来，他就不那么“平权”。不过，他在回复中还是谈到了一些我关心的话题，我的看法又跟他不同，所以还是再写一篇吧，算作这次隔空聊天的最后一篇。

互联网、AI与平权

虽然我在上次回复中已清楚地解释了为何AI不见得会促成“平权”，甚至更可能阻碍民主，不知道刘伟伟是否认真想过。

他的反馈是：“AI提供了更多选择，其开放性、下沉性、分享性等会带来民主化和平权性。” 今天很多人都在观察AI对人的影响，但可能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AI目前是刚刚开放给民用的技术，它对个体政治前途具备何种功能和作用，未来的变数很大，也许当下的观察都是片面的。

我略说说自己的一点观察体会，与刘伟伟是不同的。

初期互联网、公众号、短视频，包括AI技术，每一次技术的迭代或更新都在初期阶段带来思想和实践的平权机会，在某个时期对特权的话语体系构成消解的力量，会给予尽可能多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有“收益”的快感，不断进化的媒介技术从而在广大用户心中形成天然的合法性。

刘伟伟认为，即便是山寨的AI也会促成一种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分配，大约与此有关。

在技术最初被普及化、吸引全民使用的初期，当然是这样的，否则无法实现普及。

若从更长的时段看来，不需多久，人们就会发现香槟开早了，意识到世界已被重置，社会完成了更精密的一体化。AI依照一种统一的标准程序运行，而且其运作逻辑普通个体无法干预，根本上是一种被动的平等。这种被动性，说白了就是被规训和被塑造。

刘伟伟以中国互联网为例子展望AI能带来什么，他说：“无法否认它（中国互联网）这20年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民间启蒙结果”。这个叙述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不能作为依据说明中国互联网利于平权。

如果没有互联网，中国这20年的启蒙不见得会发展得更差。如果顺着80-90年代的社会发展趋势，启蒙也会通过各种人们方便运用的手段和工具进行下去。

有了互联网，传播启蒙思想（作为知识的启蒙运动和思想）变得更加方便；而另一方面，作为真实社会文化运动的启蒙却似乎更加困难。其原因，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详细说明了，这里再稍作解释。全民皆依赖统一化的技术系统，最终更受益的人肯定不是普通用户，而是制定规则（并能随时修改规则）且具有监管能力的人。

特权用看似“平权”的媒介景观、“多元”的表达权利下沉，实际上收获了更加细致、准确、完整的用户信息，对任何可能现实化的思潮和社会运动都可以进行更快速、有效的管理。

在这一整体方案中，何种信息能有效传播不取决于什么“平权”实践，而是被控制和选择的。基本上，你只能看到它想让你看到的。

如果说目前这方面还存在某些缝隙，那么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随着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管理体系的完善，这些尚未完善的bug也会得到解决。

如果启蒙的传播与交流主要停留在知识层面，那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启蒙，中国启蒙之艰难也与此有关。关于启蒙的具体生活感觉、富于思辨性的密切交流、群体性的行动往往在现实中缺失，被压抑的启蒙冲动转移到互联网上，完整的启蒙被改造为“网络学院派”，比在具体现实学校空间中的学院派更“学院”。

三言两语的网络争论因为网络媒介机制本身制造的误会与摩擦（毕竟不是真实的面对面交流）会进一步分化对话者的共识，这一点倒是如刘伟伟所愿：要分裂不要团结。

就我的观察，这几年来一些网络世界中潮起潮落的类思潮，其涨落节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制造出来的，有时看起来蛮像“启蒙”的。

刘伟伟说，今天“手持身份证的人可以通过视频来举报来寻求解决”，这确实是短视频流行之后一个利于民主和平权的事实，这种表达只要在媒介的默契尺度范围内一般可以被容忍。

但是，相应的反制措施也从未停止被构想和实施，比如其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上网实名制征求意见事件。每一次网络世界的曝光、穿刺（突发事件），对后台系统而言皆是可分析和收集的数据，其成功率会越来越被精确控制在一定水平范围内。

刘伟伟说，因为有了短视频，“我们的视线也从新闻联播转移到每个身在第一事故现场的手机摄像头里” 。因为互联网的普及，短视频举报了很多违法违规现象，一些申冤无门的人有了一线希望，但同时也制造了很多赛博谣言和网络暴力。网络与现实的关系相当复杂，并非单单推动平权。

对于更普遍的短视频用户而言，他们的时间在自由意识还没来得及参与大脑工作时已被媒体流剥夺了，人进一步白痴化。我发现身边的不少人，在习惯使用短视频功能之后变得比此前更容易被骗，更无法自主做出判断，换句话说，更接近彻底的白痴。

当然，如果我无处伸冤也会运用数字媒体引发关注，没有数字媒体也会用其他工具、方法求生，但这与数字媒体是否有利于民主、平权不是一回事。

刘伟伟提出一个很有“气势”（还是用这个词吧，这个词怎么那么适合他）的问题：“中国现在有十几亿网民，或许有几亿人在盯着割韭菜的手，这个时候还有某人或某部门胆敢撒个弥天大谎试试吗？” 如果理智的回答，答案应该是：可能还真的敢，难道不是这样吗？

刘伟伟写道：“我想你我都没有忘记在封控最严重的时候，人们是怎么利用手机和网络接力去拯救那些被视而不见的生命吧。“看到这里，我终于能走心一下。是的，我当然记得，而且只要没有老年痴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但是，对于疫情的体验，我有自己的观察和视角。我常常会想，若非大数据和互联网的高效，当初是否会出现那么多被困家中造成的悲剧？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捆绑，更利于人们获得救助，还是造成了更多人陷于困境？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有答案，因为我们没有准确数据，无法做出回答，这也要拜不断升级的数据化技术所赐。

真相这种东西，不会因为大数据和互联网变得更透明，这也是互联网普及畅通无阻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获得真相的困难，刘伟伟提及的法证建筑的实践才有了重要意义。我对于他们的工作怀有敬意，在2021年的课堂上用大约一整天时间介绍和分析了法证建筑的实践。

正是因为社会变量（比如法制）没有升级，而互联网和数据管理技术已经迭代，造成了法证建筑这类实践在我们的社会里无法展开，即便有人尝试实践，也不会产生类似的社会影响，这就是我们共在的具体、现实的社会语境。

刘伟伟说：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它的快速下沉，起码给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一个发言发声的出口，或者是谋求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实事求是的说，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近年来的经济状态、就业形势、学术争鸣、深入思考变得更让人乐观了吗？

谁在脱离生活现实如此浪漫地谈论理想？我试着用刘伟伟上面的句法写下截然不同的话也成立：

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它的快速下沉，给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提供了一个感觉自己参与政治的幻像，一个便于将自己发言进行制作和异化的平台，或者让原本可以糊口的传统职业者丧失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得不面对紧迫的职业转型，这本身确实是一种权利体验甚至是利益分配。

AI、艺术（绘画）、社会与审美

刘伟伟说他把绘画当成呈现现代性问题的载体，建立或者解决问题的手段，并没有发表宣言叫嚣要其取消。他是没有说要取消，说不说也不打紧，绘画取不取消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转移。

100年前有人大喊“绘画已死”，绘画没死，他倒是死了。

刘伟伟只不过觉得谈论绘画没有意义，因为他武断地认为相关讨论和实践不可能呈现现代性问题。

所以他认为中国当代绘画，包括我做的绘画讨论迂腐至极，臭味难闻，实在提不出什么当代问题，更别谈政治性与批判性。

他评判绘画（或者绘画以外其他的艺术类型）主要依两个标准：1、是否呈现了现代性问题。2、他的感觉。

关于第一点，我上一篇文章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虽然很多当代艺术和绘画确实无病呻吟、大部分艺术家跪着要饭，但确实有一些绘画能够呈现问题（还不只是现代性问题）。

我可以确信自己对绘画或其他艺术问题的思考，既跟真切的审美处境有关，也与生存的现实语境有关，更与实践的个体（在画画的活着的人）紧密相关。

退一万步讲，即便绘画不涉及具体的现实问题，只要不屈服于功利和实用逻辑，做什么方向都是正当的，都在审美自治领域推进了现代文化的进展。

第二点连讨论的意义都没有，他觉得迂腐、恶臭，那他就觉得吧，我觉得现在大部分AI艺术更迂腐、恶臭，感觉嘛，随便感觉，反正不用讲什么道理。

我觉得他其实根本没有看明白我的文章，或者他觉得不值得认真看就可以做判断，或者看完后仍强行按照主观感觉做出判断，他的质疑很多来自坚决的误读。

我谈的绘画不是他所说的学院绘画，我谈论的问题和思绪也不是他所谓的什么“学院式的主体性教育或作者性的审美技术风格”（我都不知道他这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怎么来的）。我讨论的正是他所谓应该关注的“艺术工作者如何面对正发生的基础问题”，从媒介的角度谈绘画的处境就是谈论人如何理解今天的绘画、在今天进行绘画的人如何呈现具体的问题和感觉。我讨论绘画的临时性，就是谈论人以何种审美方式应对当下的生活世界，或者说在今天的生活世界里，人如何可能去做一个更自由的人。

我对AI、绘画的考虑并非集中于技术方面，其实更多还是社会方面。能从任何东西中看出“社会批判”的刘伟伟似乎无法看到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此外，他认为不值得研究的媒介问题，我却认为相当重要，在上一篇回复中已经详述，此处不赘述。

他问：绘画主体或颜料技术回应了什么问题了吗？现代性精神要求的政治民主化，对肉身被摧残的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呈现出来了吗？

我回答他：我谈的不是颜料和主体，而是画画者（他是具体的活着的人）的审美伦理和生活处境，我谈如何面对技术压迫去解放感觉不就是谈论肉身被压迫的批判和反思？

如果你认真看明白文章，就不会这样发问。他是自说自话，并带着明显的媒介偏见，认为绘画（也可能包括他头脑中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具有原罪，顺带也认为研究和实践这些媒介的人也有原罪。

他提议“要思考如何通过绘画这个工具完成当代问题的有效表达这个问题”，看到这我只好无奈的笑笑，哈哈，我这十年来思考和谈论的绘画问题不都是这些吗？还用他提议？哪个在今天严肃思考绘画并身体力行的人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他们的工作经历各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哪个不比他在这方面有发言权？

刘伟伟推崇AI艺术，在我看来，AI艺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展现人们在刚刚使用这种媒介时遭遇的不适的复杂感觉，并提出真正像样的具体问题：AI如何塑造了世界的秩序（权力系统和感知结构），人与AI技术之间是何种共生的关系？

就我的目光所及，看到大部分运用AI做的所谓作品比这些艺术家此前的创作更幼稚和无聊，仅仅把数字媒体当成一种用于视觉制图的旧媒介，或者土法炼钢式的多媒体互动艺术，虽然用了更便捷、新颖的技术，效果上也不同于实体化、手作的作品，但视觉形态的构造逻辑缺乏想象力，明明换了媒介，美学方式还是制式化的经典形式，表达方法还是采取象征和再现，无论展示的信息还是展示方式，大都无聊而陈旧。

虽然在用AI这种去除精英质感的媒介，可营造出的正是刘伟伟不屑的艺术家强硬主体性（推崇AI艺术的刘伟伟现在可能对于视觉艺术已经丧失了判断能力）。AI对艺术家感觉的重新配置，我是没看出来，就是看到了艺术家感觉匮乏、观念迟钝的尴尬状态，这或许就是AI艺术目前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吧。

当然AI艺术的未来还无法确定，希望作品越来越有意思吧。

刘伟伟说“已经不止一次呼吁律师甚至人人都拿起手机拍摄，直接去解决想解决的问题，这不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审美构建与权利解放吗？这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吗？”

被他呼吁之后，他们为什么没有人人皆拿起手机去解决想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去做他呼吁他们该做的艺术家呢？

我想，因为他们是具体生存在现实中的人，各自的现实困境使其不会全然如此行动。能如此行动的，自然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情境给予了这种意志（能获得这种价值观，本身就需要非常具体的现实条件）以及相应的实践空间。

在当下的世界，我认为某些个体仍然有能力去做这样直接行动的艺术家，展开此类行动的社会空间仍然存在，但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具有这样的意志并掌握行动的方法，这一切所需要的条件很苛刻。

A认知中的天堂，也许就是B认知中的地狱，尊重个体，真正的平权，首先要推己及人。

如何真正面对现代性

我在上次回复中谈了现代性，刘伟伟在上一篇也谈了他理解的现代性，现代性概念集中了包括当代生活在内的诸多重要问题。

但我觉得他谈问题的方式还挺前现代的，为什么呢？

认知（概念的与逻辑的）、伦理（私人的与社会的）、审美（日常的与艺术的）这几个基本领域彼此相对独立的现代文化基础，他全然不顾及，拿一个“政治”像穿糖葫芦一样想把所有现代性问题、现实生活问题、道德与法制问题、经济与科技问题、审美及艺术问题全部穿透，看起来挺激烈痛快，但追究起来就是把复杂的问题集群强行简单化，观念既机械简单又野蛮粗暴，这确实倾向于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独断——对应政治学意义上的独裁主义。

认知、伦理、审美，亦或政治、社会、宗教、历史、技术、市场、道德、艺术，无论如何进行问题领域的区分，都不存在一竿子到底的研究方法和讨论路径，如果像他这样采用一种话语方式、一种提问方法，并妄图对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给予解释，那现代性对他而言永远都是个谜。而且，这个谜会让人产生一种答案非常清晰的错觉。

单说现代的实践伦理吧，其基础是自律，承认每个人各方面的有限性，并对自己展开反思。

刘伟伟的表述中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个认为自己正确无误、伦理无瑕的天真形象。

运用单一的决定论话语（以政治批判为形貌）指点江山，符合他论点的便有意义，否则全无价值，其实是用一种粗暴的总体观念压抑其他个体的具体生命经验，直眉瞪眼地否定很多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实践潜能。

虽然他个人的现实体验可能是鲜活的，但在认知和伦理上，这种狂热的一根筋才真有些迂腐。最后，本来颇有活力的政治批判被他操练成了狭隘的教条，激进的实践幻觉（快感）通过冲撞式的表达，为他提供了继续的动力。当然，他可以说这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表演，哈哈哈。这种车轱辘话，怎么说都可以。

刘伟伟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中有偏激的暴力性和专制色彩，不过他说自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这评价还比较客观。我说他这个人天真，他也否认。

他说：“我根本不在乎内容逻辑和遣词造句方面的毛病……你是怎么轻易得到我是粗暴、独断、专行的结论的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漏出一些窟窿让大家欢乐的呢？所以这就是你的主观判断，你没看到我个人真实的性格和真正混蛋的一面”。

我虽然没有全面看到，但知道他确实挺混蛋的（也许，他觉得这是个褒义词），逻辑有毛病也不在意，那你写个屁啊？你是不是故意表演，与我何干？如果你愿意如此表演，就是自愿为之，那我如此认知你，于情于理没任何毛病。至于你到底是什么个性，管我什么事。

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了解、更关心社会问题，我不清楚他这种蛮横的自信从哪来的。

他建议我走出四川美术学院，拉下身份真正去仔细感受一下，何为社会当代的问题、何为今天中国的现场的问题。其实，不用拉下身份，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也不觉得关心社会比他更少。

他长期与律师、工人在一起，我长期跟年轻学生、艺术家在一起，这些人都是真实生存的社会群体。他关心的那些问题，很多我也关心，我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他未必关心。实实在在的社会病痛，并不只存在于法院和工厂，也存在于学校和家庭。

他面对很多工人时体验到五味杂陈，愿意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我面对很多年轻人体验到困顿无奈，愿意深切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层次高低的分别。单位当然是一个有空间局限性的场域，我愿意利用各种机会进入一些不熟悉的社会空间，去了解和学习更多东西。他不建议，我也会这么做。

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上，我和刘伟伟大致相近，他所捍卫的价值，基本上也是我所捍卫的，所以才有这三番对话的思想基础。

但我们对问题的描述和理解有明显差异，在对现实的体验和阐释上也有分歧。

对我而言，最根本的分歧是他立场先行，选择性误读对方观点，在讨论中轻视逻辑严谨性，把各种问题都削足适履地按自己强硬的意志来理解，能把问题的讨论改造成立场的抒情。他总谈论幻觉、表演，却似乎没有意识到，有时候极端强硬、单一化的正义表达，也可能是一种幻觉表现。愤世、正义的刘伟伟，骨子里是个文艺入骨的艺术家。

这次网络聊天到了这步，我基本上把他的反馈视为一种艺术表达，一种审美实践。既然已成了艺术，那就把它交给审美领域吧，不必在认知领域纠缠。

任何普通人无法介入的普及化的技术媒介，我都不信任，也不会相信它会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解放，除非其他相关社会条件发生重大改变。

刘伟伟也说民主化平台也不靠单纯技术来完成，“民主化的背后是权利关系的确立，以及对公权力边界的界定，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是啊，谁说不是呢？

至于依靠个体努力是否能促成这些变量发生变化，我不去考虑，因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只考虑如何在自己的具体处境中，尽可能调动所能运用的技术和能力，去促进我所在的微观生活世界变得更适合人的自由发展。

我考虑如何通过理论研究、公开交流、教学实践以及日常交往，一方面让自己更理智、开放地生活，一方面能帮助他人获得类似的可能性。

我对加诸每个人的各种类型的暴力深恶痛绝，也认真研究这些暴力的来源，并努力使自己成为这些暴力的抵抗者。

说的简单一点，我对什么平权、民主的远景不报任何期待，但在思考和实践方面，尽可能朝向“更好的社会”努力，并且对这种努力的价值丝毫不会怀疑。

希望以此与各位看完本文的所有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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