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王鹏杰回复刘伟伟的回复

文摘 2024-10-28 18:03 北京

王鹏杰回复刘伟伟的回复

摘要

由王鹏杰《借助媒介危机和数字技术重识绘画本体》引发的讨论。10月27日《刘伟伟对王鹏杰的回复》的后，今天王鹏杰就此回复刘伟伟。

前天晚上，刘伟伟在朋友圈发表了几段文字，其中提到我的一篇文章《借助媒介危机和数字技术重识绘画本体》，说是“无病呻吟”，说我在文章中表达的想法是“想要平权又想要特权”。

我很不解，于是留言问他文章里有什么特权意识？哪里体现出想要特权？一个画家研究绘画媒介问题，跟特权有什么关系？他回复说，文章里“想要平权又想要特权”是个矛盾，并强调他的重点在于指出这个“矛盾”，并非说我的文章是要“维护”特权，并且揶揄我这么高学历却不知道这两个词语的指向差异。我不知道看了他朋友圈那段话的其他人，能否会更容易理解他自认为清晰无碍的本意？

言归正传，先聊聊他强调的“矛盾”——AI的民主化和平权性与绘画在今天所扮演的迂腐角色（甚至起到一种“倒退”作用，按刘原话）之间的矛盾。

他的所有立论与观点输出都建立在以上判断的基础之上。为什么他认为AI能带来民主化和平权性？因为他认为依靠AI的程序性分析结果，各行各业可以对视觉艺术进一步祛魅，“这对于一个权力集中和信息审查的社会来说，它反而提供了个体表达的可能性”。

刘伟伟对平权的解释，按他的话，“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不需要特别来保护某些群体或者某些人，承认和实现他们法律上本该拥有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平权” ，我没有异议。

但是，回到“AI促进平权”本身，我不能认同“AI天然会带来所谓的民主化和平权性”这个论断。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社会中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既不从事高科技领域的工作，也没有机会和能力监督、干预高科技领域的媒介机制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那么，谁能保证AI这类技术能利于平权而不是专制？一种被权力系统管理的高科技媒介，居然会带来更自由的表达权利？倒不如说它与“算法”亲密无间的配合，更利于某种配置资源的特权群体塑造普通人的价值观，进一步维持类似垄断的权力。就像国内互联网普及以后发生的情形，2000年初国内大多数用户都将其视为民主化、平权化的助推器，可是发展到今天，除了比前互联网时代更方便彼此交流日常信息（且这一功能也正逐渐退化）之外，早已越来越成为瓦解共识、撕裂对话、遮蔽事实、喂养脑残的最有效率的工具。

前天，刘伟伟在朋友圈发了引起双方回复的文字后，我很快就留了言。他看到了留言，但不久便看不到了，问我是不是把留言删了。通过和我交流，他知道我的留言其实是被屏蔽了，他还挺吃惊。如果有一天，他在使用AI时也发现类似情况，他还会不会觉得AI的普及是民主助推器，还足够“平权”？

在我看来，社会其他变量（尤其是法制体系）没有实现升级，单纯靠技术迭代，将更利于特权还是平权，这是个问题。对此我认为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给出准确回答。目前，大部分人都有上网、使用AI的权利，难道说民主化平台就更容易落成了？长期思考政治逻辑、社会体制和现实问题的刘伟伟竟天真至此，这让我震惊。AI的普及化，对大部分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看似有用的“暴力”和“诱惑”，也只能说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媒介处境。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大飞跃，一旦付诸于民用，就不会再倒退到更原始的技术状态。我们生活在AI技术时代，应该积极、主动地面对一系列相应的现象和问题，但急于歌颂它还为时尚早。

由于刘伟伟这一基本判断在我看来根本无法成立，因此他后面的附带观点便站不住脚。出于对他以及与他观点相近的读者的尊重，我不会说“不值一辩”，我会继续一一辨析。

虽然刘伟伟的立论基础有严重的偏颇，但我还想着重聊聊他的“今日绘画观”，其偏颇程度与前者不分伯仲。

刘伟伟认为，今天的艺术（特别是绘画）早已失去跟社会对话的价值，不能与社会对话对刘伟伟来说就意味着没有意义。只有依照这种逻辑，才能理解他说，“绘画其实不再需要建立什么主体性，也并不需要再去纠结什么新的媒介或形式……对崭新事件与屏幕闪烁，我甚至觉得讨论绘画本身就是一种迂腐与倒退。”换句话说，对绘画本身、绘画作者的研究都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开历史倒车。如果再引申一点，绘画这个专业（作为学科）、绘画这种行为（作为实践方式）、绘画的相关学问（作为学术）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应该抛弃。这种论断中的独断性和傲慢性，让我吃惊。似乎，艺术（文化）只有唯一一种明确、清晰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方向，能符合便有意义，不符合就是谬误。并且，他所理解的评判标准和方向就是这唯一。无论社会现代性还是审美现代性，都有多元路径，它们是彼此共振、互动的促发关系，现代文明是在这多种方案的对话、竞争、印证、影响的过程中整体推进的。而对他来说，保留他认为正确的、有意义的那一条路径即可，其他都没有意义。这多么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很难说不具有狂妄的暴力性。刘伟伟居于社会边缘处，少有机会发挥这种思想的暴力性，但不能说这种暴力性就不存在。

那么，绘画真如他所说，是“迂腐”、“倒退”的角色吗？虽然武断，但刘伟伟也还不缺辩证意识，他还是给绘画在未来留下了一个（仍是“一个”）实践方向。在他看来，什么情形下绘画还能为“社会实践与对话”发挥一点有意义的作用呢？如他所言，艺术家如果要进行表达，只要“直接把绘画作为表达问题的工具，或着干脆AI做个PPT或找个人加工生产就行了”。关于他的这类观点和叙述，我想分几个层次来讨论。

首先，我认为无论艺术还是绘画仍然能与社会进行对话，因为社会层次如此复杂，人群特征如此丰富，任何单一对社会的定义和理解都是极其片面和危险的。现在，仍有数量庞大的人群对艺术和绘画有极大的观看愿望，很多人依然能从艺术或绘画中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思想启发，这些人难道不生存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中吗？他们的诉求不应得到满足？也许，有一些较为激进的人认为艺术（绘画）太陈旧，喜爱艺术（绘画）很无聊，应该“洗心革面”，不要再执迷不悔。如是想的人，其实恰恰与刘伟伟所推崇的“平权”相违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强权主义者。既然这个社会中存在着那么多愿意并能够观看（甚至研究绘画）的人，绘画自然就能继续扮演交流和对话的功能。

关于绘画创作实践方式、媒介特性及其拓展潜能、绘画创作史的讨论和研究，显然仍具有现实意义。至于他所说的，用AI做出的PPT可以代替艺术（绘画），至少那批认同绘画价值的庞大人群不会认同。不过，我并不反对AI这种绘画表达方式，只要是没有做过的艺术探索，谁都没有理由拒绝。只不过，单一且独断地认为艺术（绘画）不过如此的看法，既不“平权”，也不符合事实。

刘伟伟说他“丝毫没有歧视说绘画作为一种手段甚至谋生手段该被取消”，不过从他的表述中，我想大部分人都不难看出他对绘画这种媒介的不屑，他说他没有歧视的意思，那就只能说他的歧视来自于潜意识。看不起绘画这种媒介的艺术家当然不只他一个，或隐或显的“媒介优越论”一直在当代艺术圈中盛行不息。

从媒介角度认为AI天然比绘画更正当、更符合当前现实的技术便利性，这种看法正是对技术主义、加速主义的迎合，自愿配合一种统一化、标准化的科技，进一步抹平人们感觉的多样性和异质性。AI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来自平权的冲动，而是顺应了技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它本身就是一个媒介论的产物。从平权的角度看，只能说人们有了某种平等被某些技术抹平的肉身感和特异体验性的权利，这种被给予的“平权”其实是对个体的模块化塑造。

作为一种媒介，绘画与AI一样都受制于某种无处不在的权力控制。不同的是，绘画受制于绘画史这一传统历史叙事的定义，并被当代文化体制所审查和筛选，也被商业市场和大众趣味所裹挟；而AI则更加直接受制于程序控制者的利益和意志，在更广泛的数据空间中接受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帮助“算法”模式塑造世界的高效载体。

西斯特·盖茨，当土地生锈时，2017，木材、焦油、人造革和铜钉，121.9 x 152.4 x 10.2 cm

他为了说明并不歧视绘画，举了一个绘画的例子：西斯特·盖茨的绘画作品。

刘伟伟说，画中铺屋顶用的焦油沥青的灼烧痕迹“既是对他父亲修屋劳动职业的私人记忆，又在更广泛的语境里呈现了美国黑人历史与种族权利问题。这种强烈的视觉张力和批判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当然了解这些绘画，对我而言，这些作品本身的历史内容和艺术家个人的肉身体验，仅凭看画并不能清晰感受到，因此所谓的批判性在我的观看中并不见得能够建立，倒是这些作品的形式感和视觉意味具有观看的价值。刘伟伟认为这个例子还能这说明：有真问题就不会存在表演的问题，无需去纠结什么绘画主体的问题。我对这一表述很质疑，如果刘伟伟不了解艺术家的工作背景，仅凭几件绘画能够感受到什么批判性？当然，是否去了解艺术家的背景，是观者的自由选择并非必须，任何一个观众都无义务在观看作品时事先了解艺术家的背景信息。

但如果不去了解，能激起人有了解兴趣的首要原因就是作品的视觉意味，这难道不是绘画本体的问题吗？经过深入了解，我领会了艺术家表达中的批判性并深有感触，正是因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准确地选择了媒介，并采取了与之相应的表现手段，不考虑主体、本体等问题，绘画主题和形式语言甚至无法形成。

由此，所谓“有了真问题就无需纠结绘画主体”（刘伟伟在“主体”和“本体”的用法上出现了多次混淆），这种判断自然无法成立。如果没有准确的媒介表现方式，即使问题再“真”，也无法得到呈现。对此，刘伟伟过于简单的解释，是直接跳过了复杂创作历程和媒介处理环节的猜想而已。

其实，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不应当是绘画，而是借助新的技术、新的体制条件而不断升级的垄断和控制。绘画只是一种媒介，AI只是一种技术，二者本无优劣，即便是在“平权”的意义上。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画家在当下采取何种态度和方法，重新理解新处境下的身体性、媒介性，这正是艺术家的探索方案，这不仅不会妨碍对社会现实环境的关注，反而是画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处理当代感觉（感觉本身是一种现实）的独特角度。

我在那篇《借助媒介危机和数字技术重识绘画本体》中所说的把握临时性，恰恰是因为真切的“临时性”能够抵达画者真实的具体感觉和意识深处，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抗美学教条和绘画惯性的奴役，因此才具有了当下的意义，并非刘伟伟所说的“表演”。

刘伟伟似乎习惯了在任何观看行为中寻觅社会批判的信息，好像看什么都能看出社会批判的内涵，这或许是他的特殊本领。比如他从自己所举的例子——一个哥们天天扎马步式拉屎来锻炼身体——这个奇观化（有媒体表演的嫌疑）的行为中，看出他“对自己当牛做马的控诉”。我不否认刘伟伟这种解读触及了某些现实问题，但非常怀疑这个“马步哥”真有此自觉性表达，刘伟伟的理解是否是一种越俎代庖式的“意淫”？

他认为只要是表达问题，颜料与屎没什么区别，他是在强调表达问题最重要，而材料技术无所谓。而我认为，表达问题重要，材料、技术也重要。颜料有颜料的媒介特性，屎有屎的媒介特性，在表达时用法也不可能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对于表达的准确性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外，二者的文化属性和参与社会文化表达的效用也不同。打个比方，很多人愿意用颜料去表达屎一般的生活，但极少数人会乐于用屎去直接创作。

再聊聊我对刘伟伟艺术观的总体看法。他说，“当代艺术就是政治问题，这没什么好说的。”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政治学才是当代艺术的真正底色》，我今天仍然觉得标题表述得比较恰当，也可表述为：真正的当代艺术自然是与社会、政治问题产生关系的艺术。然而，我绝不会说当代艺术就是政治问题。当代艺术是一种审美实践，而与社会、政治问题直接相对应的是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不是当代艺术。艺术，正是因为它的间接性和不可确定性才成为艺术。因此，刘伟伟所希望的取消“艺术家作为中间商赚差价”，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表达材料和表现方式都是媒介，只要是媒介就有内在间接性，即便是“比艺术更早更快地展示出了什么是‘激进与断裂’的说谎的权力、投机的资本、爆裂的事件”这类事物，也必须通过网络界面、视频软件或口耳相传等方式展示出来，没有媒介的间接性，我们什么都感知不到，对于直接的任何东西也无法判断和理解。

他说，今日所谓的“深度”与“深刻”并不在“主体与本体中产生”，“而在问题的语境中，在传播引发的雪崩中出现”。我基本认同。熟悉我的人知道我这些年对艺术领域和绘画实践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部分艺术家（画家）罔顾具体现实语境，做出虚假、含糊、媚俗（或媚雅）的表达，卖弄经典（换句话说，就是套路和教条，以及陈词滥调）的那点“精致”技巧或花招。也正是基于对绘画行业刻舟求剑、闭目塞听、美学腐败的批评，我才写了《素描论：一种“活”的绘画理论》这本书，希望从最基本的底层逻辑更新关于绘画的认知论基础，包括这次争论的文章也基于同样的目的而作。

他还说，“权力垄断的地方会喜好一种所谓制度性的构建，而不服从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个叙事套路。” 恰恰因为我也持有相同看法，才会在保证讨论严谨性的前提下，讨论我所认为重要和急迫的绘画问题，而并不关心什么理论的建构结果。

刘伟伟说他真心建议我“别无病呻吟于‘绘画本体的内涵’”，他的这个建议是整篇回复中最有建设性的意见，我欣然接受。只不过，我认为我做的绘画讨论既不无病呻吟，也并不关心所谓“绘画本体的内涵”，我关心的是绘画所处的媒介处境，绘画创作面临的实际困境，以及实践方面的可能性方案。为了把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我当然要重新丈量绘画在今天语境中的边界，需要重新描述绘画在今天具有的含义，毕竟我做的是研究性讨论，要把问题、状态和原理尽量说清楚，而不是喊几个简单方便、哗众取宠的口号蒙混过去。说句题外话，我同样厌恶借用粗暴的话语吸引流量的做法，憎恶那些想成为“网红”的人所渴望的媒介特权。

熟悉我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我平时关注、思考的问题大多与社会状况和政治现实有关，我对所有与“更好的社会”有关的研究方向和实践方案都保持开放的看法，我不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意义，“那样”就没有意义，对于尚不具能力客观评价的事情我也不会直接否定。我相信，走向平权和民主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实践方式，艺术的可能方式就更多了，反倒是我非常怀疑任何强调“只要这样，就能……”或“只有这样，才能……”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类观点先天具有极权的基因。真正关心社会能否走向平权和民主的人，不会拒绝任何通往目的地的路径。从19世纪以来，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整体看，各式各样的激进主义最终都走向了曾经反对的道路，许多独断论主导下的社会实践变成了社会灾难。从历史的结果看，相较于轰轰烈烈、直接激进的法兰西大革命，苏格兰启蒙主义间接、渐进、审慎的路径，倒是给更多人带来长久的福祉，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社会向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的进程。

刘伟伟对平权的渴望是真切的，对普通个体（尤其是被压迫者）的关注也是真切的，但展示和触及社会问题的方式，并非只有他能理解的“直接表达”这一种。

我说刘伟伟有极权主义的倾向，更准确地说，是他有一种思想方面的专制味道。这不算什么“扣帽子”，因为这是我确实感受到的东西，或许他自己并未察觉。这或许与他专一（单一）、强硬的世界观有关。为此，刘伟伟还到维基上查阅，“极权主义，是政治学术语，描述对社会有着绝对威权并全然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之国家政治制度。” 他认为自己在朋友圈所写的三段文字与上述定义毫无关联。按照他对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以及对“平权”“民主”一以贯之的态度，我不怀疑他相信自己所表达的立场与价值观。他确确实实“是站在对立面去批判极权主义的”。可同时，他也经常采取批判极权主义的方式来批判非极权主义者，至少从表述方式上很接近一个唯自我观念才正确的思想施暴者，把所有的现象和问题都强行纳入自己能理解和解释的框架中，对于开放的讨论而言，这分明具有话语控制和精神暴力的属性。

我当下在他朋友圈留言并非急于为绘画辩护，而是他的武断和粗蛮给人一种应激的刺激。我以为一个社会阅历丰富、对艺术保持反思能力的人，不会如此随意表达自己的武断。他觉得不解，说自己一直站在反精英反体制的边缘，其批判话语却被我评价为“气魄”，甚至被指与极权主义有粘连。其实，如若仔细去看人类历史，太多后来成为极权主义者的人物，此前都是反精英、反体制的边缘人。刘伟伟自然尚不具备极权的条件，从本意上也一直反对极权主义文化，但其思想惯性中隐隐存在独断专行的特质。他对我提出了建议，我也回馈了一些提醒给他。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单一的思维模式和独断的思想特征，将对他的社会实践和世界认知造成严重障碍，前文所批评的问题也与此有关。

虽然对于刘伟伟的言论，我以批评的态度进行了回复，但我仍对他近年持续的实践表示尊重，这并非因为他做的事情与社会发生交流、对社会问题有有效批判，也不因为他的观点尖锐或具有启发性，而纯粹因为他在做的是一系列无功利的事情，且持续至今。一个人对自己的理念毫不怀疑，虽武断偏激，但也因执念而身体力行，用行动对观念负责，毫无虚假表演的企图，此种人事在今天确实少见。

因此次回复，我对刘伟伟的了解有所加深，尤其体会到他天真的部分（参看前文）。在今天，做一个天真且锲而不舍的人，很难。之所以这次对他观点予以仔细回复，也因其言论中所包含的问题非常之典型，这些问题值得批评和讨论。

我之前批评过徐冰、张晓刚、汪建伟、陈界仁等带有“光环”的大艺术家，很多人留言支持，也有很多人转发点赞。虽然留言中有独立看法，但大半多是看客和混子，也有并非明白我批评之道理而无脑支持的，更不乏各类深陷腐朽美学惯性和庸俗绘画趣味的画家、观众。论艺术创作成就、历史贡献、思想水平，甚至为人格调，这些看热闹和乐子的人，连上述艺术家（尽管他们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局限）的裤脚都够不着，看到这些人的热烈支持，我深感无奈。

还有很多同行，即刘伟伟在朋友圈文字第三段所批判的“跪着要饭的艺术家们”，如果以前看我的批评文章或视频是出于喜见拆台、幸灾乐祸，欢迎你们取关我，谢谢。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MDEyMzkzMg==&mid=2650568345&idx=2&sn=206e72c1919b76ca5e4f36a2b93b0c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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