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视角下的“存在主义哲学之父” | 甲骨文新书

百科   2025-01-08 13:1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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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是19世纪最富有激情,也最难以理解的哲学家之一。他生活在丹麦黄金时代,一生笔耕不辍,用极为流畅的文字撰写了大量反思基督教精神,分析爱与苦难、勇气与忧惧的作品。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不停地思考生命本身,强调“单个的人”的精神生活以及每一个人的“内在性”。直到生命尽头,他都在追问那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如何在世上做一个人。 
英国哲学家和传记作家克莱尔·卡莱尔这部充满新意、令人感动的传记,尽可能地从克尔凯郭尔本人的视角描绘了他非凡的一生,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基督教世界的苏格拉底”的生活——如他所说,在这向前活的生命中,我们却只能向后去理解它。


心灵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不安的一生
[英]克莱尔·卡莱尔(Clare Carlisle)
马睿 译
2024年12月出版/98.00元
ISBN 978-7-5228-4508-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探究克尔凯郭尔的人生经历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历程

聆听他在各种生活境况下的内心独白和对生命的呼唤



试读


译者序(节选)




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曾自称“基督教世界的苏格拉底”,立志要以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做19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牛虻”。在基督教早已成为丹麦国教、每个丹麦人自出生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时空中,他质疑“基督徒”的概念,提出“如何成为基督徒”乃至“如何在世界上做一个人”这样基本的存在问题。在短短42年的人生里,他用真名和不同的假名写下了无数令同时代的丹麦人深感不安的文字,勇敢地质疑备受推崇的丹麦主教和知名学者,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丹麦的基督教世界,至死方休。有趣的是,近年来,这位基督教会眼中的“牛虻”、卡夫卡心中无法企及的“明星”、存在主义之父,却日益成为一些人寻找精神慰藉的源头。专栏作家们写道:“想在这纷繁芜杂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安宁吗?试着读一读克尔凯郭尔吧。”现实的压力令你身心疲惫?不妨模仿一下克尔凯郭尔笔下的“放弃之骑士”。人们记起他的名言:“在世间一切荒谬的事物中,我认为最荒谬的莫过于忙碌。”想起他曾说过忧惧乃身心健康的标志,而做人的任务就是要“学会如何忧惧”。那么,为什么在他去世将近170年后,在这个世界的即时互联已经远超他所生活的火车时代的想象,我们要回到遥远的现代早期,前往几近世界尽头的北欧都市,重寻一个几乎与世隔绝之人的生命轨迹,在他的活、著述和话语里寻找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问题的答案呢? 

克莱尔·卡莱尔的这本《心灵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不安的一生》是为回 答这个问题所做的一次新尝试。为克尔凯郭尔作传必是难度非凡的挑战,不仅因为他笔耕不辍,写出了卷帙浩繁的作品和日记,其中充满了晦涩难懂的用典、矛盾困惑的情绪和袒露灵魂的自白,单是阅读、理解和诠释那些文字就要耗费几十年功夫;也不仅因为他的人生和哲学难解难分,他比其他任何哲学家更为投入地实践自己的研究和思想;还因为在他十几年的哲学家和作家生涯中,除了旅行、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散步“见人”和没日没夜地写作外,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外在的戏剧性,全是“内心戏”。这就要求传记作家,正如另一位克尔凯郭尔传记作者尤金姆·加尔夫(Joakim Garff)所说,不得不在“车载斗量的素材中”“耐着性子地推进叙事元素”。就此而言,这本《心灵的哲学家》采纳了怎样的传记方法,“新”在何处? 

首先在叙事顺序上,这本“克尔凯郭尔式的克尔凯郭尔传”套用了克尔凯郭尔的名言:“生活应该向后理解,但……我们应该向前活着。”它没有遵循标准传记的时间顺序,而是选取了反传统的三段式结构。第一部分始于1843年,当时克尔凯郭尔刚满30周岁,刚刚出版了引起轰动的《非此即彼》,这是他在与未婚妻雷吉娜·奥尔森解除婚约,决定终身不娶之后开始作家生涯的关键时期。第二部分“向后理解的生活”跳到1848年,从那里回望1813年,也就是传主出生的那一年,开始记述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影响。最后一个部分“向前活的生活”,则从1849年一直写到1855年克尔凯郭尔去世。这种间接的叙事结构看起来很适合这位著名的辩证法传主,也打开了一条窥探哲学家生活的缝隙,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景式人生概貌。这一叙事顺序内部所暗含的线索,则是由克尔凯郭尔的问题、思想和写作成果贯穿起来的,“遵循克尔凯郭尔生活和写作之间模糊而不断变化的界限,让哲学和性灵问题来推动构成人物生平事实的那些事件、决定和遭遇”。克尔凯郭尔对前未婚妻雷吉娜的念念不忘、他对大量加糖咖啡的偏爱、他的工作狂作风、他热情而敏锐的信件,以及他关于上帝和个人的思考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次在传记视角上,卡莱尔并没有采纳俯视的全知视角,而是采用了平视的旅伴视角。这也借助了独特的叙事顺序的优势,三个部分的标题都与空间有关:“返程”、“向后”、“向前”。第一章开头就写到克尔凯郭尔结束了第二次柏林之旅,坐在返回哥本哈根的火车上。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没有乘时乘势的审度,没有事后聪明的权衡,只是坚定地跟传主一起踏上旅程,去面对外界和他内心的风风雨雨。这种叙事视角的缺陷是在讲述传主生平和分析其心理时,难免会带有揣测乃至虚构的成分,对传主的塑造也难免感伤和做作(“克尔凯郭尔式的克尔凯郭尔传!”),但瑕不掩瑜,它突出的优点是传记作家不仅仅是传主的旅伴,也是读者的旅伴:她只是将传主的生平遭遇和心理动机娓娓道来,坦言自己看到的、知道的和我们一样多,也和我们一样谦逊认真、小心翼翼地探索,试图用肉眼捕捉到“天才释放出的尖利的闪电”光芒,让它照亮我们凡俗人世的上空。 

当然,书中频繁出现的“旅途”、“火车”、“公共马车”和“轮船”别有深意,与克尔凯郭尔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克尔凯郭尔的一生恰逢所谓的丹麦“黄金时代”,那个时代丹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势头迅猛,整个国家和人民步入现代,开始使用迅捷的交通工具,可以看到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不过人们在享受现代的各种便利和愉快的同时,也头一次经历了随之而来的疾病和焦虑。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即1843年在哥本哈根首次开放的趣伏里公园。在托马辛·居伦堡(Thomasine Gyllembourg)的小说《两个时代》中,主人公卢萨德看到“那么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聚集在那里”,认为是他的世纪取得的伟大进步的表现,而书里其他人物却悲叹那些走进城中渴望“被看到”的人“可怕的虚荣心”,“追求娱乐像传染病一样在我们身上日渐普遍,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完整健全”。在这本传记中,我们会看到克尔凯郭尔在整个成年生活和写作生涯中经历了同样的矛盾和焦虑:他喜欢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散步、被人们看到,却又为此忧心忡忡;同样,他喜欢写作,向人们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却又厌恶被那些他觉得根本没资格的人阅读和评论。在这个人们都忙着挣钱和积聚财富的忙碌世界,基督教会似乎是唯一的精神场所,然而那里并没有给人以希望;相反,就连神职人员也都忙着攀爬职业阶梯,为自己寻求财富和声望。克尔凯郭尔上溯1800多年,在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了疗愈这些时代(和他自己的)疾病的药方。这位天才的哲学思想和著述始终关注着单个个人的心灵,因为便利是外在的,而焦虑是内在的;发展是人群共享的,而忧惧是久存于“个人”内心的;进步是抽象的,而痛苦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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