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节选自“导论”
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一直在为我们理解古代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缺少了自然科学，考古学是不可想象的，从铭文、硬币 到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文献，对各种类型的原始素材的研究都从科学分析中受益匪浅。近年来，自然科学的贡献进一步扩大，因为从遗传学到气候替代指标等全新类型的证据已被引入历史探索当中。正是由于这一加速发展，如今的历史研究总体上进入一个跨学科的新阶段。作为这一阶段的坚实基础，我们认识到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这本书告诉我们，对古罗马世界的研究也不能脱离这一趋势。气候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请见第一篇），对往往是勉强存续的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局部数据中重建有意义的模式，而又不掩盖局部的变化，这仍是一项艰难的挑战。然而，我们现在第一次能对较长时间内气候变化的轮廓获得初步了解。罗马国力的扩张和繁荣正是发生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恰到好处的温暖、稳定和潮湿。鉴于罗马的帝国势力范围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例外情形，这很可能不仅仅是巧合，而需要进一步探究导致这一结果的制度、地缘政治和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公元二世纪开始，伴随着罗马的国力断断续续地衰落，气候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四世纪的变暖趋势与帝国在西部的短暂复兴相重叠，降水量的增加也有助于东部的发展。四世纪的中亚大草原和两三百年以后在阿拉伯发生的人口迁移，可能都与长期的干旱有关。更为不祥的是，公元五世纪和六世纪这一地中海动荡时期经历了长期的变冷，同时火山活动激增。历史学家的任务很明确：虽然宏观社会发展趋势与气候条件之间的时间关联得到越来越多的文献记录，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仍然很需要加以详细分析。气候变化的历史也是人类韧性的历史，我们要探寻的不仅是罗马社会如何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也包括它如何应对环境因素。此外，病原体或森林砍伐等其他生态因素也需要予以考虑。
对植物残留物的研究是一个补充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请见第二篇），与气候条件的研究存在紧密的联系，尽管这二者之间的关联还有待于深入探索。现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可栽培作物在罗马统治庇护下的传播。适合制作面包的裸麦的扩散便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油料压榨的碳化残留物，它指向了橄榄栽培的扩张。某些特定作物经过了长距离的运输，后来被纳入当地耕种制度，我们可以追踪这些作物最初是如何进口的，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接纳与消费。这些观察结果与涉及罗马经济发展性质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此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帝国统治本身驱动的，抑或就像耕种活动本身一度从中东传播开来一样，仅仅是持续长期发展的副产品？从被帝国塑造的意义上讲，罗马的经济是如何“罗马化”的？罗马军队的食物供应就是一个恰当的范例：在军事场所发现的植物性食物与当地平民的食物相比，情况如何？军队所需的食物和木材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揭示了国家支撑的需求对生产模式有何影响。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征服与谷物害虫的入侵同时发生，这种害虫在占领者建立的那些巨型露天粮仓中大肆繁衍，从这件事情上也可见帝国的影响。在红海港口发现的植物残留物揭示了原本无法再现的远距离贸易的活跃度，例如商船的来源地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改变。城市遗址内植物生产的证据和对于人口规模的争论高度相关：庞贝城有六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被用于植物生产，如果以这一发现为依据，那么罗马各城市的人口密度可能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高。
但最重要的是，植物残留物是有关日常饮食的一个关键信息来源。在整个罗马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几十种不同的植物，这说明了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范围。那个时期新发现的多种多样的食物消费不一定局限于精英阶层，也存在于更普通的阶层或者是农村地区。这对正在进行的辩论——有关罗马人的健康状况以及来自经济增长和商业一体化的收益如何分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欧洲西北部的居民——他们比其他许多地区的人更能感受到帝国统治的变革性力量——在食品的可及性与多样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动物遗骸提供了类似的洞见（请见第三篇）。人们已经从时间和空间上对肉类消费模式展开研究，将其与“罗马化”和其他过程联系起来。就像农作物一样，各种动物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传播开来。在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家畜体形的增长揭示了生产力的提高。股骨测量和遗传学研究相结合有助于阐明这种进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引进或繁育外来品种。对动物遗骸的研究启发了我们对各种迁移的了解，从尼罗河鱼类出口到小亚细亚，再到黑家鼠的迁徙使其最终成为腺鼠疫传播的工具。骨骼病理学，例如那些对奶牛的利用和公牛耕地的记录，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经济效率的认识。从牙齿微磨损推断出的喂养制度告诉我们，动物是以牧草还是饲料为生，山羊骨骼中重金属沉积的不同甚至被用来追踪它们距离人类居住区远近的变化。
然而，无论古代植物残留物和牲畜与害虫的遗骸能告诉我们多少东西，人体始终占据着中心舞台（请见第四篇）。观察哪些作物或动物已经传播开来或出现在特定地点是一回事，而考察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缺乏关于当时的食物消费或公共卫生统计数据的情况下，人类骨骼和牙齿是关于罗马世界的营养状况、健康和发病率的最重要信息来源。缺少了它们，我们就不能指望观察到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某个人的一生中的，还是跨越世代或世纪的。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说，人类的骨骼遗骸构成了“罗马人”样貌的最大一批档案。
并非所有的调查线索都能带来同样的收获。在评估整体健康和发展水平时，寿命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是，除了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它是很难或根本无法得到证实的，最显著的就是罗马时期埃及莎草纸上的人口普查记录。不幸的是，古代墓地中人类遗骸信息集合在一起往往不能可靠地说明从前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某些例外情况中产生了在人口特征上貌似合理的模式，这能否证明古代人口数据的重建是正确的？毕竟，即使是坏了的钟表有时也会显示正确的时间。但也许我们找错了方向：与其慨叹形塑了（从人口统计学家的角度来看则是破坏了）丧葬记录的各种偏差，不如说它们很可能反映了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习俗与偏好。最后，骨骼或许不得不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文化而不是人口方面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醒，骨骼学有能力揭示从前的生活，那远远超出了人类存活方式的生理维度。
骨骼和牙齿在识别各种各样的疾病方面最为重要，这些疾病通常与特定的感染、职业危害和文化规范相关联。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一证据的局限性：关于某些类型的疏松性病变与疟疾之间联系的争辩尚无定论，就是对过度自信的古罗马病原体负荷鉴别提出的警告。古代世界最常见、最致命的疾病，如胃肠道感染，总体来讲还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木乃伊化的尸体可以导向更广泛的研究，但仅限于罗马世界的一隅，甚至在那里也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尤其是对婴儿和儿童遗体的研究大有希望，因为牙釉质分析已经开始揭示断奶和卫生习惯，否则我们对这些仍将不明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讲，早期的发育关键阶段也是最值得了解的。不要忘了，儿童和青少年占全部古代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我们最终得到的有关儿童的信息比成年人的更为详细，将有助于弥补普遍匮乏的关于古代生命周期关键阶段的信息。
饮食也同样如此。牙齿和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人们从前消费的食物类型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尽管在实践中，精确性仍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在确定不同人群的陆地与海洋食物来源的相应权重上，同位素研究最为成功。考虑到罗马帝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海洋食物至少是他们的一个选项，而且经过加工的海洋食品可以长途运输，所以在揭示基于阶级、性别以及地理位置的饮食差异方面，这一指标比表面看上去更有用。然而，在整个罗马时代的日常饮食当中，最大的问题是谷物相对于动物产品在总体上的重要性，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稳定同位素分析有助于我们追踪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迁移活动。因为人类通过摄入当地的食物和水而获得了氧和锶的同位素特征——儿童阶段是在牙釉质中，而在整个一生中存在于骨骼当中——将这些特征与当地模型进行比较，可以对其移动性做出推断。使情况更为复杂的因素很多：短期移动可能很难追踪，进口食物和通过引渠输送的水会影响记录，不同地区可能会表现出类似的同位素特性。对当地参考数据进行系统的汇编至少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正如前几代人汇编了大量的铭文或莎草纸文献一样，现在我们也应当抓住时机，创造与我们对过往生活的理解相关的、具有可比性的科学证据。这其中包含同位素特征，同时也牵涉气候记录和遗传信息。
身体高度的研究也是骨骼学的另一个分支（请见第五篇），它植根于丰富的学术传统，力图将身高与健康和经济发展等各种因素联系起来。从最一般的角度来讲，身高往往与健康相关。然而，前者是遗传和饮食等各种各样投入的单一累积结果，而疾病使这种因果性解释更加复杂。在这一领域，海量的数据和跨时空的长期比较再一次不可或缺。从当地样本的汇集中得出的一个重要观察结果是，总体而言，罗马时期人们的身高低于之前或之后的几个世纪。[]是营养还是病原体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罗马的经济至关重要。帝国统治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受到经济发展、城市化、连接性和不平等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营养和健康，进而对身高造成了相互冲突的正反两方面影响。这又与牙齿的情况相同，成年前的记录可能具有特别的价值。身高证据指出，月经初潮和男性青春期的偏晚，与当前的低收入国家和其他历史人群的状况相符。如果有充足和足够精细的数据，不同阶级的身高差异也将显而易见，这在现代早期和当代社会中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总的来讲，身体发育的研究将大大得益于适当地集成各方面搜集的资料，从牙齿和骨骼中获取的有关健康和饮食的信息，由植物和动物遗骸记录的食物的可得性，以及稳定同位素和古代DNA记录的地理上的和血统上的起源。
最后一个数据来源是迄今所调查的其他大多数类型的古代遗迹，包括植物、人类和其他动物（请见第六篇）。由于古代DNA研究相对晚近，特别是因为这一领域的快速创新，它刚刚开始对罗马世界的研究做出贡献。在确定人类、牲畜和作物的地理起源，从而建立人类移动和生产资料转移的模式方面，基因分析尤其大有希望。古代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与更晚近的托斯卡纳人（Tuscans）之间在基因上可能并不存在连续性，还有伊特鲁里亚人和东地中海地区之间的联系，显然与我们如何评价有关其起源的古代传说以及人种形成的现代模式有很大关系。远距离迁徙的个别案例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对局部连续性的发现同样很有价值。总的来说，对较大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是向前推进的最佳途径。就古代而言，迄今最具启发性的发现是与病原体，而不是与人类有关的。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瘟疫”（以及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的病因被确定为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这必须被视作历史流行病学记录上的一个里程碑。早期的全球大流行，如公元二世纪的“安东尼瘟疫”和公元三世纪的“塞浦路斯瘟疫”，其背后的原因仍有待科学发现。在其他类型的严重感染中，相较之下很难从骨骼证据中推断出来的疟疾也越发引人注目，尽管相对于它在古代世界可能的传播规模，现有的基因证据的确还很少。即便如此，鉴于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成熟速度，在丰富我们对古代世界的了解方面，它仍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力。
对当前人口遗传构造的研究，形成了过往人口统计过程的大量史料，也补充了对幸存的古代生物分子链的分析（请见第七篇）。对亲缘性和混合性的考量揭示了活在当下的人们的起源。在这一领域，如同古代DNA一样，大多数现有的研究都集中于史前时期。虽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已被最新的进展取代，但这些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模式，表明从黎凡特到北非，以及从爱琴海到西西里岛和普罗旺斯南部的移民与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者的活动可能存在关联。罗马历史缺乏类似的独特的迁移事件，或许证明了该领域的此类研究成果较少。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是，大量奴隶涌入意大利半岛的部分地区，这是否在基因记录中留下了痕迹。需要整理古代和现代的DNA来回答此问题。在其他地方，基因随时间推移的连续性有着确凿的证据，可以用来校正对地中海环境中人口移动性的夸大见解。
即使对以下各篇中涉及的一些问题的浅尝辄止的观察，也应当毫无疑问地表明，在历史探究中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上，自然科学的方法都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在光谱的一端是个体。理想情况下，通过整合各种方法，我们现在能够知悉某个人来自何处，以及这个人是在多大年龄搬到她去世的地方的；她在什么年龄断奶并经历了严重的生理压力；她赖以生存的食物更多来自陆地还是海洋；还有她是否死于瘟疫。她的身体数据可以和遗址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并与当地的栽培品种、杂草、牲畜和害虫的残骸以及常见的无机考古残留物进行匹配。此前从未有可能如此细致地考察罗马人的个人生活细节。
在“中观”层面上，对某一特定地点的长期数据进行系列分析，并与其他遗址的数据展开比较，将我们导向了更宽泛的问题，有关帝国、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还有城市化和文化变迁对地方或地区以及更大层面的影响。与长期致力于从陶器到金属和石头等无生命物体的考古科学一样，气候学和生命科学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处理这些问题的额外工具。
更进一步走到光谱的另一端，我们现在能够第一次尝试从整体上对罗马帝国进行合乎情理的生物历史叙事。凯尔·哈珀的新书将气候替代指标和有关病原体的科学数据与更传统的资料相结合，阐明了几个世纪中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随着科学证据的扩充，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真正跨学科的古罗马历史的轮廓如今终于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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