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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文人阶层以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对嵇康、孙绰、陶渊明、谢灵运以及兰亭诗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探讨了它们与《老子》《庄子》《周易》，乃至《诗经》《楚辞》《论语》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展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
何以成诗
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
[美]田菱(Wendy Swartz) 著
郭鼎玮 译
2024年6月出版/79.00元
ISBN 978-7-5228-111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试读
节选自“导言”
三世纪时，中国诗人陆机（261~303）在其元文学作品《文赋》中反思了创作这一活动，用一句话勾勒了从阅读到写作的过程：“慨投篇而援笔”——（作者）慨然有感，放下书文，拿起了笔。这两种行为有如孪生，一并凝结在文人身上。本书的目的即在于，通过解释早期中古中国阅读与写作之间的“空间”，来解析这种凝结，进而阐明这两种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诚如陆机这句赋文所言，从阅读到写作是一气呵成的，这种空间没有任何标识可寻。话虽如此，在阅读与写作的每一处痕迹中，仍然存有并体现着文本、思想和符号，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所组成的星丛（constellation），来勾勒出这种空间的面貌。阅读和写作是相互牵涉的：阅读为其他写作过程提供了解释、挪用（appropriation）和重复运用的可能性；而写作（writing），或者说改写（rewriting），从根本上而言，是解读其他文本并重新建构所读内容的行为。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罗歇·夏蒂耶（Roger Chartier）写得简洁明了：“在改写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的过程中，写作和阅读之间的经典断裂被取消了……写作本身就是对另一种写作的阅读。”这种凝结于阅读与写作之间的空间，正是互文性登场的舞台。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把互文性作为早期中古中国的一种阅读模式和写作前提来考察。法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改写俄罗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论述时，主张将“文学词语”（literary word）理解为“一种语篇表层的交集（intersection of textual surfaces），而不是一个（意义固定的）点（point），就像若干写作之间的对话，这些作品的背后是原作者、指定接收者（addressee）……以及当下或过去的文化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意义是动态的、层累的，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平面的。每一次的阅读与写作（改写），都会产生意义。“新”文本或显文本（manifest text），与“旧”文本或源文本（source text），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也许是一种夸大或削减性质的改写，也许是一种重复，也许是一种反驳；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意义产生的空间。文本并不是自存自足的实体；因此，解释文本需要以互文性作为方法。“一切使我们能够从文本中识别出模式和意义的事物”都是由互文性来指定的；不仅如此，它还使得读者能够看到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广度与深度。互文性并不是一个只与读者相关的问题。那些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作者，他们会直引原文、运用典故、改编前人文本，这些也是互文性在起作用的情形。本书的各个章节，基于以下几个前提展开：每一个文本，都是联结其他文本的纽带；每一处征引，都是一种新的创作——因为它改写了前人的文本；一切写作行为，都是“原创”的，都是对现有文本与文化资源的特殊挪用。这些前提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某一种，或者某一些思想是否与某一文本有所关联，以及如何对文本产生影响，都需要由解释工作来决定；否则，它们的意义只能停留在抽象而宽泛的层面上。
笔者所采取的方法以这样一个概念为指导：可以将文学看作一种储藏库，它储藏了一种文化的知识、符号与意义，并可以被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成员借取和运用。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作家们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确：在他们看来，“文本的形成，就是文本经过挑选与结合而产生的过程”。现有的材料就像线，而文本就是这些线交织而成的新的样式与组合。在古代中国，文学语言相对稳定且连续，为创作行为积累了庞大的文学与文化资源宝库。无论是阅读文本还是创作文本，都需要深谙这种文本传统。对文本的掌握，表现为对文本的识别、引用、用典、续写或修改；这种掌握使得人们能够参与到文化传承的结构之中，从而实现记忆的保存、传递与复苏。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阐述了她对文化本身的见解：“文化在生者、死者和未出生者之间缔结了一种契约。当人类回顾、重述、阅读、评论、批判、讨论那些积淀在遥远或新近过去中的事物时，意义生产的疆域（horizon）就得以扩张，参与者的视域（horizon）也随之开阔。”如果说，文化是连接其成员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那么，前人的过去，尤其在书写文化较为强大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种供给来源，它继承着，也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文本和文化的种种模式与符号，文人群体与这种供给之间保持着一种有机的、不断协商的“互惠互利”关系。文化是持续不断地形成的，而文学正是这一持续过程的记忆。雷纳特·拉赫曼（Renate Lachmann）以非凡的洞察力指出：“文学是文化的记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手段，而是一个由种种纪念性行为所构成的整体，这些行为包括一种文化所储存的知识，也包括这种文化所产生的、同时构成这种文化的几乎所有文本。”每一种文学传统都由一个个文本构成，而互文性正是每一个文本的记忆。
互文性，表现为文本网络中符号的迁移、调适或修改，在它的作用下古代中国阅读和写作实践的基本秩序得以形成。对互文性的分析尤其适合早期中古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文人阶层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并以这套方式参与着他们的文化传承，文化财富因而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这些方式包括：进行哲学层面的对话、创造新的文学体裁、展开文学批评，以及汇编诗文选集等。当时的学者还运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典籍文献与诸子哲学（如玄学），并对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教义进行翻译。各种各样的资源，组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网络，并逐渐延伸到标准的文学传承之外；能够接触到这一网络的诗人们，以这种新的可能性为资本，广泛而不同程度地从一套核心哲学典籍中汲取了灵感，这套典籍后来被合称为“三玄”：《老子》、《庄子》和《易经》（指《周易》）。在这一时期，哲学与诗歌彼此交汇，它们之间的交集留下了种种印记，这些印记形成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为我们研究互文性运作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我们可以据此考察，对这三个文本的指涉，是以何种方式融入了彼时文本联系和文化符号的星丛。
明代钱谷绘-兰亭修禊图局部（兰亭集序字）-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诗人们：有的人是当时的文坛巨擘，并影响了后来的几代作者［孙绰（314~371）、谢灵运（385~433）］；有的人诗名几乎不为同时代人所知［陶渊明（365?~427）］；有的人以散文家的身份著称［嵇康（约223~约262）］；还有些人主要是当时精英文化中的名人雅士［如兰亭诗人群体，尤其是大书法家王羲之（303~361）与大政治家谢安（320~385）］。之所以选取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早期中古时期互文性的典范之作。每一个人物都从“三玄”的一部或多部典籍里汲取了不少内容，从而展现了六朝诗歌与思想的流动性与复合性。每一个诗人手头都拥有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他们为了自己的特定目的，充分利用了这些集合。这些诗人共同拓展了诗歌的边界，发掘了诗歌的可能性——他们让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形成时期，诗歌可以是怎样的，并且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一章阐述了指导本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这种阅读和写作的互文性模式，首先与中国古典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有关：解释、注释、文本权威性，以及对前人模式的遵从。正是文本的可解读性（readability）和可（再）重述性［（re）iterability］，构成了一个文本传统的根基。这一章还仔细研究了关于阅读与写作的各种观念和表述，并且概述了早期中古时期展开这些实践所需要的、具体的文化与文本才能。若要从一个社会的文化资本中调动可用的资源，就要去挖掘这种文化的记忆；这种行为，终究而言，会使文化获得新生。这是因为，为了使文化服务于新的目的，每一次这样的读取，都会重新塑造文化自身。
其余的章节则专注于个案研究。第二章考察了嵇康如何以一种“拼装匠”（bricoleur）的方式，利用了手头的各种材料和话语，其来源丰富多样，既有公认的正典诗歌素材库，也有玄学思想。第三章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叙述，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曾经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孙绰所获得的评价并不高：近年来一般认为，孙绰大部分诗作被贬低、忽视并最终散佚的原因，是其内在抒情性的缺乏，或者说，他的诗作偏离了正统的诗学传统；但是，笔者在这一章中将关注点放在孙绰对不同文本材料和词汇工具的选择上，以说明这是为了实现对其诗学旨趣“玄”的追求。第四章则重新审视了若干鲜有研究的、由当时主要文化名流所撰写的诗歌，其作者群体来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集会之一——公元353年的兰亭雅集。个体以诗歌形式所表达的观点，以及集会所带来的群体性互动，都围绕着一套特定的文本和典故展开，这些文本和典故不仅证明了他们的集体性身份，也证实了每个成员的文化素养。第五章指出并规避了陶渊明研究中两块主要的绊脚石：其一，认为他的文学具有“自然”的特质——这种观念会妨碍或阻止一切关于其作品之出处的探究；其二，见到其作品含有《论语》或《庄子》《老子》的内容，就必然得出其思想从属于某一家的结论。这一章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陶渊明的诗学有着若干核心主题，如生死、隐逸、道德准则等，如果不去考察它们与《庄子》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我们就无法从最全面的角度去体悟这些主题的重要性。最后，第六章以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为例，探讨了《易经》在其作品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阐明他对景观的解读与刻画，是怎样通过对《易经》的引用得以体现。在谢灵运的作品中，对《易经》《诗经》《楚辞》等文本的指涉比比皆是；他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一定程度上是以文本为中介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其著作中文学传统的分量（或者说，文学传统里的“直接性”），与作者的山水体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这本书所追求的旨趣颇具分量，甚至有些棘手，因此不能说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和困难。本研究的核心内容涉及意指与解释这两个孪生的议题，这一领域本就漫漶缥缈，对其进行探求可能会产生与答案一样多的问题。但是，每一章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填补六朝时期阅读和写作实践的部分图景，并揭示当时作者们理解和运用符号的种种模式。阅读与写作，作为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e）和纪念性（commemorative）的行为，留下了种种痕迹，所有的章节都会以互文性模式为背景，对这些痕迹展开探究。这些行为的实现，取决于共同的才能与兴趣；而共同的才能与兴趣，反过来又确定了六朝文人的群体身份。他们作为行为者参与了意义的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处于阅读与写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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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成诗
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
[美]田菱(Wendy Swartz) 著
郭鼎玮 译
2024年6月出版/79.00元
ISBN 978-7-5228-111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内容简介
六朝时期的文人阶层以一套独特的、镶嵌式的方式参与了文化传承，生产了呈指数级增长的文化财富。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对嵇康、孙绰、陶渊明、谢灵运以及兰亭诗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探讨了它们与《老子》《庄子》《周易》，乃至《诗经》《楚辞》《论语》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诗人们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落笔成诗，创造性地运用了异质多样、千变万化的文本和文化资源，展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才能、思想理念与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
[美]田菱（Wendy Swartz）
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著有《阅读陶渊明：历史接受范式的变迁（427~1900)》[Reading Tao Yuanming：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427-1900），2008]；主编《早期中古中国：文献导读》（Early Medieval China：A Sourcebook，2014）与《中古中国的记忆：文本、礼仪和社群》（Memory in Medieval Chine：Text，Ritual，and Community，2018）；译有《嵇康诗》（The Poetry of Xi Kang，2017）；论文见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中国文学：随笔、论文和评论》《早期中古中国》等学术刊物。
译者简介
郭鼎玮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汉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书目录
致谢
凡例
缩略词
导言
第一章 早期中古中国的阅读与写作
第二章 嵇康与拼装式诗学
第三章 孙绰的诗歌素材库
第四章 兰亭之游与谈玄之诗
第五章 作为互文性文本的“自然”诗人陶渊明
第六章 解读山水，游于风景：谢灵运诗赋中的《易经》
结语
附录 兰亭诗英译之一种
参考文献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