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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前夕，明朝皇帝统治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世界最大城市中的大多数、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以及当时最繁荣的经济体。通过与欧亚大陆诸政权之领袖的互动，明朝早期的皇帝与成吉思汗后裔争夺成吉思汗王朝的遗产，树立自己欧亚大陆施恩者（众王之王）的形象，同时争取草原及周边地区统治精英的效忠，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明廷远非与世隔绝，而是当时欧亚大陆东部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施恩中心。
美国历史学家鲁大维利用诏书、文臣奏议和诗歌等丰富史料，将明朝早期皇帝的统治置于欧亚大陆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提供了理解明代前期皇权统治的不同视角。
[美]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 著
祁逸伟 译
2024年4月出版/69.00元
ISBN 978-7-5228-337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皇帝让历史学家着迷。皇帝往往是政权的面孔、“主权的视觉表现”和时代的象征。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皇帝行使着广泛的政治权力并拥有独特的神圣地位。在中国，他们被尊称为天子，是受天命而进行统治的人，是神圣与世俗的中介。他们具有人类所有的优点和弱点，所以他们可以显得既非常遥远又十分熟悉。本书分析了15世纪前六十年帝王统治权的行使，那时正值明朝（1368~1644）统治时期。与其他朝代的皇帝一样，明朝统治者也经常向海内外各色民众强调他们作为施恩者（patron）和君主的地位，但我特别关注的是明代前期的皇帝与当时所谓“远人”——通常是来自王朝和文化边界之外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在掌握权力和培养盟友的过程中，皇帝扮演的是众王之王的角色。我考察了这些王或者说远人中的一个群体：蒙古贵族。他们是成吉思汗（1162~1227）军事和政治遗产的继承人。正如下文所解释的那样，对于明代前期的朝廷来说，蒙古贵族是最重要的一类远人：他们是对手，是盟友，也是臣民。对于明代前期皇帝的身份、统治风格以及在欧亚大陆东部获得支持和效忠的能力来说，与蒙古贵族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成吉思汗
皇帝的身份和统治风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其他个人和群体交流而形成的。这里的身份有两种含义：一是皇帝对自己的认知，二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而制造出的形象。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皇帝与他们的政府官僚，特别是与朝廷大臣之间的关系长期是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个核心特征。朝廷大臣、较低级的官僚以及更多受过经典教育的精英人士（官僚从他们当中简拔）写下了现存大部分的历史记录。因此，皇帝与这些人的关系在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我们对皇帝和帝国统治的了解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而这些资料深受这些士人或文人特定视角和关注点的影响。然而，王朝的宫廷需要其他群体来运作，包括后妃、太监、僧侣、御医、画工、厨师等。在中国，这类群体的成员很少留下文字。因此，他们与皇帝的互动是不透明的，通常被文人的文字过滤过。文人则经常重复刻板印象：后妃被描述为聪明、温柔、节俭或诡计多端、精明、逍遥的人；宦官被描绘成忠心耿耿、勤劳、深谋远虑或者更常见的阴险、虚荣、睚眦必报的人。复原帝王与这些群体互动的实质和多样性很困难，却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明朝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皇室的运转。帝国的暮光
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美〕鲁大维 著；李梅花 译
2019年12月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与皇帝交往的另一类人是“远人”，特别是其他政权的元首或领主。这种关系非常重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事实上是在“中国”这一事物出现之前——现在被称为中国之区域中的政权及其统治者就深深地扎根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广阔世界中。婚姻、礼物、战争、军事联盟、国家控制的贸易、通交使团、人员招募、间谍活动、人质交换、宴会和私人信函是皇帝（以及皇帝出现之前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大小统治者（及其使节）互动的一些方式。在全球各地王朝的宫廷生活中，远人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传统中，展示对远方人民的控制能够体现出优越的能力、非凡的个人感召力和作为统治者独一无二的资格。尊贵的宾客为君主的宫廷增添了威望和活力，他们提供了正当性并展示了权力。特别受欢迎的是同侪的贵族，他们参与宴会、接待、阅兵和其他宫廷活动的行为经常得到详细记载。远人的重要性甚至见于对外关系相对封闭的国家，比如17世纪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反映邻国朝鲜（今天的朝鲜和韩国）朝廷所遣使者走过京都街道的文字和图像为日本新建立的武家政权提供了正当性。在宫廷上展示被征服的敌人充分体现了统治者使敌人屈服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君主具有统治资格的证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的宫廷里举办的凯旋仪式或者说游行入场仪式上，有“来自各地的俘虏”向“他的皇帝意志”屈服。外国俘虏的命运完全被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这种对君主权力的展示，是献俘仪式在世界各地宫廷活动中如此突出的原因之一。![]()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远人”在域内域外都存在。他们可能是某一政权的精英成员，或是在域内居住和效劳的移民群体的领袖人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在时间上是近是远，他们的出身都将他们与皇帝和主体人口区分开来。距离本身——无论是身体的、文化的还是仪式的——带有一种特殊意义。远人既作为某一政权的首领又作为帝国臣民，在帝国朝廷中担任政治、军事和文化顾问，构成了朝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时出现在跨越王朝、语言和文化边界的联姻中，偶尔还会登上权力的顶峰。为了解中原王朝和其他政权之间的互动，人们通常会借助政治学的分类。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王朝（dynasty），它常被视为和民族国家同类的事物。然而，这里我所说的王朝指皇室（ruling house），尤其是它的首脑——皇帝，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的中国。虽然对外关系（战争、贸易、通交和文化互动）也很重要，但我的主要关注点是统治：同时代的人如何理解和表现统治者在与远人交往中反映出的特点。让我们来看看明代前期的历史细节。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年在位）曾经是佃农、化缘僧、叛军士兵和野心勃勃的军阀。在元朝末年，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他于1368年创立了自己的王朝。他把大量精力用于建立统治的规则，以使他的王朝能够被顺利、牢固地掌握在他的子孙手中。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一直在细致地研究朱元璋的生平和政策，以理解这个人本身、他的时代和他为一个延续到17世纪中叶的王朝留下的遗产。![]()
朱元璋
本书关注的是一批未被如此充分研究的明代统治者，即继朱元璋之后的六位皇帝。历史学家普遍认为15世纪的皇帝远不如朱元璋。或许除了朱棣（朱元璋的儿子，也是明朝第三位皇帝，关于他的更多信息见下文），后继的统治者都缺乏朱元璋的精力、动力和野心。简单地说，他们是小人物。这样的判断很严厉，也部分正确，但基本上无关乎明初统治者的重要性以及皇帝和远人之间的联系。15世纪初，明朝皇帝统治着全球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是四亿人口中的八千五百万）、大多数的世界最大城市、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常备军以及当时最繁荣的经济体。明廷是欧亚大陆东部——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施恩中心。由于15世纪的明朝皇帝是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权的统治者，他们十分重要。明王朝并没有统治整个欧亚大陆东部，但在从今天的中国新疆东部到朝鲜、从蒙古草原到越南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广阔地域内，它对几十个较小的领袖施加影响。换句话说，明朝的统治是全球史的一部分。理解明朝的统治对理解全球历史很重要，而且反过来，明朝的统治也必须被置于全球背景下来理解。讨论近代早期世界的统治问题必须把明朝皇帝包括进来。如上所述，历史学家经常通过有文化的士人和官员的眼光来看待明朝的统治，而士人和官员留下的记载侧重于他们与皇帝的互动。他们对一个理想君主该如何行事的期望是以对古今典范的文献描述为基础的。在准备严酷科举考试的学习中，这些典范被内化为他们思想的一部分。他们对皇帝和其他政权领袖以及移民群体交往的记述高度集中在君主和他的王朝上，其目的恰恰在于突出统治的一些特点。在15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称颂皇帝的宽仁和武功让本可能对明朝构成挑战的强者尊敬和服从。这些记录反映出王朝的支持者——那些依靠掌握古代经典而获取权力的人——是如何表现事物的。我们必须从历史背景中将他们忽略或轻描淡写的东西梳理清楚，包括远人的动机和观点、皇帝与远方君主及新臣民关系的流动性，以及皇帝的新盟友对大臣影响力和权力的潜在威胁。![]()
朱棣
与其他领袖的关系构成了明朝皇帝身份不可或缺的方面。这一观点看起来是不证自明的。毕竟，明廷与许多政权保持着经常性的互动，而政权间的互动表现为王朝或者说皇室/王室之间的关系。虽然今天我们习惯于从民族国家或超国家实体（比如联合国或欧盟）之间互动的角度来思考，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君主个人之间的关系重要得多。明朝皇帝是欧亚大陆东部（又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皇室的首脑，他们与其他君主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在明朝的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观点。相反，我们对明王朝以及更广义明代历史的认知深受三组重要对比的影响。第一，尽管数十年来的学术创新已经证明了中国总体和明朝本身都和欧亚大陆东部有密切的联系，但关于孤立状态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中国的孤立往往或明或暗地衬托了西方日益增长的全球参与。就明代而言，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一个内向的中国和一个大胆扩张的西方似乎形成了确凿无疑的对比。这样的观点很难解释一个皇帝为什么会培植域外盟友、与外敌交战、搜集关于远方政权的情报或是为远离故土的商旅和使者的安全通行而担忧。第二，就那些深知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人而言，他们的注意力一般集中于经济、文化、技术和人口的联系。这些方面的发展往往和明王朝以及皇帝本人关系较远。事实上，诸如白银的全球流动、海外贸易、军事科技的传播、东南亚的中国移民等往往是违反王朝法律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皇帝的缺位对我们关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主流历史叙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叙事制造了一种对比：一边是向现代迈进、朝气蓬勃的中国社会，另一边是奄奄一息、保守滞后的国家和王朝。这样的视角让我们在面对一个统治者率领大军深入草原、占领其土地、因为亲身涉险或决策失误而引发政治危机和思想动荡的时代时无所适从，而这些正是明代前期统治者作为众王之王的方方面面。第三，对于帝制晚期和近代早期（1400~1800）的中国历史学者来说，明朝统治者与在约1636~1911年统治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之间有显著区别。从清政权建立之时起，清朝统治者就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了他们和“众王”（the multitude of lords）的关系中，包括汉族、蒙古、准噶尔、西藏和之后的维吾尔的首领。这种关系不仅决定了清王朝的发展轨迹和界限，还构成了清王朝一个主要的甚至是标志性的特征。近几十年来，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成果研究了清朝皇帝统一并治理一个空前庞大和复杂政治体的策略。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清朝皇帝如何处理他们的对手、盟友和臣民之间的宗教、文化、政治和族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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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比较视角，如果说清王朝具有世界性，那么明朝皇帝就似乎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明朝皇帝的绝大多数臣民是汉人，他们的地缘政治视野更加狭窄，他们话语和政策的多样性也不足。那些居住在京师的其他政权的庞大后裔群体很容易被人们忽视，而他们的生存和地位直接依赖和皇帝的个人关系。那庞大的恩惠关系网络更容易被忽视，该网络把15世纪的明朝皇帝和女真地区、蒙古草原、中亚绿洲城市、西藏边疆地区以及西南边陲联结在了一起。对比会掩盖问题，但也能带来启发。考虑到上述三组对比（扩张的西方与收缩的中国、活跃的社会与僵化的王朝、文化非常多元的清朝与缺乏异质性的明朝）的影响力，把注意力放到15世纪明朝皇帝和其他君主的关系上将对我们很有帮助。首先，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15世纪世界上最强大政权的统治，包括在域内和域外的统治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其次，这不仅可以让我们简单地驳斥明朝在前期孤立自满的观点，而且能让我们深入思考明廷以何种方式、出于何种目的与欧亚大陆东部相联系。比如说，明朝皇帝知道自己需要盟友，因此倾注了大量资源去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最后，这清楚地表明，对外部盟友的追求会导致内部的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收编了数万也许是数十万的新臣民，而这当中的许多人成了明朝秩序的守护者。
[美]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 著
祁逸伟 译
2024年4月出版/69.00元
ISBN 978-7-5228-337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内容简介
近代早期前夕，明朝皇帝统治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世界最大城市中的大多数、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以及当时最繁荣的经济体。通过与欧亚大陆诸政权之领袖的互动，明朝早期的皇帝与成吉思汗后裔争夺成吉思汗王朝的遗产，树立自己欧亚大陆施恩者（众王之王）的形象，同时争取草原及周边地区统治精英的效忠，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明廷远非与世隔绝，而是当时欧亚大陆东部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施恩中心。
美国历史学家鲁大维利用诏书、文臣奏议和诗歌等丰富史料，将明朝早期皇帝的统治置于欧亚大陆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提供了理解明代前期皇权统治的不同视角。
作者简介
[美]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赖特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明史、军制史等。著有《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传道及其时代》等。
译者简介
祁逸伟，英文译者，从事明清史研究。
本书目录
翻译说明／001
致谢／003
绪论／001
第一章 成吉思汗后裔世界里的权力之路／026
第二章 寻求控制权／077
第三章 明廷中的蒙古贵族／116
第四章 竞逐成吉思汗的遗产／174
第五章 盟友与共通性／218
结论／263
参考文献／289
索引／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