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 录
2024年第7期
莫斯可教授在每一本著作的最后，都会强调如何使媒介服务于公共利益。莫斯可的研究一直是以公正传播、公共利益和良好工作的愿景为指导，并致力于将学术研究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也构成了批判人文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莫斯可教授的一生都秉持着深刻的人文主义哲学，我们应将其视为我们日常生活和今后治学的榜样和灯塔。（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化生存让数字游民工作、生活的过程越发紧密缠绕，线下空间的生产过程与数字游民和社交媒体工作实践相互关联，所以在地空间的形成不仅是经验性设置，也指向行为主体的态度与习惯实践。这种惯习衍生出的跨空间“游牧”弱化了游民的组织行为，产生了不稳定性，在地空间成为其随时“移动”的暂时性驻足地，有可能产生新的资源置换和空间秩序，因此形成一个具有物理形式和稳定的社区对其自身和地方发展相当重要。（牛天 陈绚）
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职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会产生倾向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新闻客观性，展现出更具反思性的道德意涵。这是因为记者手记中的情感表达来自记者对自身情感的觉察，这种觉察非但不是让其肆意地表达个人主张，反而有助于其保持反思的态度。（吕佳臻）
1947年，晋冀鲁豫毅字部队创造出一种基层宣传动员的新的形态——门板报。“门板报”的形式简单、方便操作：“每到宿营地，便竖一块门板在部队集结场所”，战士们自由集合，“从一天的行动中找出成绩，大家同意就记到记好本上，并由班里识字人写成（或画出）稿子，贴到支部出版的门板报上表扬”。门板报“收到稿子，经审阅修改，不管是三角四方破皱纸张，只要写了就贴上去”。（邓绍根 强若琳）
在提高战时生产力的实际要求下，妇女必须走出家门，将其对小家庭的劳务贡献部分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但是，妇女经济自立的革命新伦理与“贤妻良母”的乡村旧伦理之间存在冲突。打破小农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必然触动乡村的固有秩序，在传统道德体系仍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开展妇女工作，必须从改善其家庭生活、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不宜彻底破坏家庭单位内的生产关系。为此，《解放日报》的妇女模范报道落脚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参与生产不脱离家庭；二是凸显参与社会生产有效改善了家庭生活。以“贤妻良母”为表征的妇女评价标准随之发生微妙变化，不再“把‘改造家庭教养儿童’作为妇女唯一的职责”，一种既能料理好家务，又积极响应号召、投身家庭纺织并改善了家计的劳动妇女形象现身报端。（石尚上）
传统陕北民歌中充满苦怨，叹揽工苦、婚姻苦、没钱苦，怨出门人、征兵人、负心人，这种苦怨之情恰恰是维系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经过改造的陕北革命民歌将革命需求与民众的劳作、生活相结合，将陕北的视野由家庭引向家国，将民众个人情爱融入民族大义，逐步建立民众对于家国的想象。如李冠春改编的绥德民歌《三十里铺》不复往日的哀怨色彩，因为三哥哥要“一心一意去抗战”，四妹妹要“支援前线争当英雄”，二人“打败日寇咱再相见”。（张姣 曹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形成反蒋热潮，不仅有政界之努力，亦有舆论之功劳。上海之所以能汇聚反蒋舆论，也不单是党派文人的鼓与呼，更有报贩不经意间的努力。在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下，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摸索出一套特殊的经营方法，像红细胞运送氧气一般在密如血管的城市街道中传递“反动”报纸，协助推高反蒋的舆论浪潮。诚然，报贩销售报纸的首要目标是获取利润而非在政治层面反蒋，但是在贩卖报纸的过程中，他们很难不被卷入政治。何况，“政治生意”本身就是依托政治而存在，脱离政治而成为纯粹的商业，也不太现实。（陈李龙）
在媒介化育儿的家庭场域，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都受媒介影响，围绕如何使用媒介的问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有待协商。在家居摄像头使用的情境下，这种不对称的具体表现为操纵端的时间扩张，家长随时可以打开摄像头收看孩子的情况，但“被看”的另一端处于被动的丧失选择权的单向时间。父母对孩子的单向凝视有些类似“全景监狱”式的管制，想让孩子无条件服从大人的关心和监督，在家庭内部产生了新的权力结构不平等。由此，家庭摄像头也带来新的冲突和博弈。（林颖颖 刘娜）
节选自最新一期《新闻记者》，阅读原文及引用请参看《新闻记者》2024年第7期对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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