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替代、融合协商、示范接纳：以家庭智能摄像头为例考察媒介化育儿发生路径

日新月异的通讯技术和手机应用将人们的日常行为媒介化，媒介成为“我们呼吸的文化空气”（Hepp et al.，2010）。如今的媒介影响已经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文本-受众”的线性传统，以开放互动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Couldry & Hepp，2013）。当下，媒介也成为家庭沟通和育儿管理的重要工具，并且在媒介工具的使用中，影响着家庭沟通和育儿决策，锻造了媒介化育儿中“媒介-信息-传播-行动”的复杂关系链（王继周，2021）。

早期的广播、后来的电视和手机等小屏幕都在重新安排人们家庭生活的日常节奏，强调了虚拟的此时此地的时间感。有研究将家庭中多屏使用的时间实践总结为“一种由多媒介的时间景观促成的时间扩张”，强调了数字科技带来的时间的开放和延伸（Chambers， 2019）。新的家庭媒介技术提供了广泛的超越时间和空间障碍的功能，并让用户有了新的时间性体验。

探究家庭使用媒介辅助育儿的经验，可以帮助理解人们为什么选择在私人家庭领域使用摄像头，以及家庭成员们如何面对这种生活，如何通过协商来解决其中可能带来的矛盾。这样的研究视野可以跳出西方相关主流研究争论父母对孩子的监控是属于关心还是属于控制（Widmer & Albrechtslund，2021），是“好”的使用还是“坏”的使用（Simpson，2014）的二元视野。数字技术为人类交流增添了一层新的意义，想要回答技术如何进一步塑造了我们的未来生活，既要了解媒体技术如何塑造家庭生活，也要了解家庭对这些技术的使用如何重塑社会（Clark，2013）。

智能摄像头可以随时连接被监控区域，不需要家里人同意接听，而且在监控区域内，人的行为会自动记录为视频资料。在城市家庭中，虽然较少有如留守家庭父母长时间缺席与不在场的问题，但由于工作忙碌，也存在家庭成员短期时空分离的情况，同样引发亲子在线陪伴的需求和焦虑。本文聚焦于城市家庭，探索父母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家用智能摄像技术协助育儿，试图丰富媒介化育儿的概念，理清其中媒介化的发生路径。与此同时，探究家庭智能媒介协助育儿如何影响家庭生活和社会育儿文化，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和隐忧。

（一）家庭生活领域的监控媒介研究

现有关于家庭生活中的监控媒介或技术的研究多为关注位置追踪应用的使用（Widmer & Albrechtslund，2021；刘杰，龙情，2023）、数字游戏和玩具（Holloway， 2019）、母婴类应用（Leaver，2017），以及家中的各种智能设备使用（Main & Yamada-Rice，2022）。也有研究关注父母控制他们孩子的日常屏幕使用时间和监控他们的在线活动（Livingstone & Blum-Ross，2020）。

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讨论监控技术带来的隐私问题，包括儿童的隐私边界和家庭成员的数据隐私。在分析父母和儿童用户的数据隐私时，数据监控的商品化经常受到批评（Leaver，2017；Barassi，2020）。此类研究批评了厂商从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将数据货币化中获利，并根据监测用户日常实践的数据化来定义或预测儿童的未来，包括儿童的健康、教育、家庭发展。这些对揭露数字监控和个人数据商品化的狭义分析，阻碍了学者们对其中社会和文化复杂性的描绘（Barassi，2017），而对数字技术使用背后的文化复杂性和用户体验的关注，能更进一步解释监控媒介在家庭生活中流行背后的逻辑。比如有学者关注智能家居技术如何进入家庭，又怎样重塑家庭关系与家的文化概念（方格格，郭珂静，2022；刘杰，龙情，2023；刘战伟等，2023）。

另一类是讨论父母的监控是否应该在社会层面上合理化。这类研究视角重点关注家庭和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试图辩论监控的动机和效果该被定义为关爱还是控制，这之间的界限应该怎么划分。许多父母对孩子的监控实践都介于关怀和控制之间（Widmer & Albrechtslund， 2021）。监控技术可以缓解父母的焦虑，让父母超越距离了解孩子的情况（Gabriels， 2016），而父母的监控和互联网文化又放大了父母“亲密监视”的必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层面成为一种流行，正常化父母的监控行为（Leaver，2015）。这类研究视角具有启发意义，但也容易陷入技术悲观主义，忽略人在创新使用监控技术时的主观能动性。

（二）数字育儿与媒介化育儿

随着数字技术在家庭教养领域的深入应用，国内外很多文献已经关注到数字育儿的话题。其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注父母调节孩子的数字使用活动，包括对屏幕使用时间和规范的管理，对新媒体内容进行挑选以避免霸凌等风险（Clark，2013，Mascheroni et al.，2018；Livingstone & Blum-Ross，2020）；二是关注父母使用数字技术帮助日常育儿，包括移动通讯技术如何影响分居两地的亲子关系等（Baldassar， 2016；吕山等，2022；甘雨梅，2023）；三是关注父母使用数字化内容指导育儿，包括新兴社交媒体对当代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等（Leaver，2017；王继周，2021；苏熠慧等，2023）。

当新的数字技术嵌入日常生活，人们容易忘记技术的存在。很多研究也容易忽略媒介同时具有物质性和内容性（胡翼青，姚文苑，2022）。“数字育儿”这一概念的本质是数字媒介深入家庭育儿场域。王继周（2021）提出“媒介化育儿”概念，用于描述育儿实践与数字媒介互动的实质，认为媒介作为一种育儿手段与资源的同时，强调媒介逻辑对育儿实践的再造。但他将媒介的涵义限定为微博、微信等个人媒体或自媒体的使用，媒介被视为育儿资源，将媒介的作用限于育儿知识的传播，而没有考虑媒介技术在实践中可作为育儿的辅助手段和工具，缺少了媒介技术使用的视角。因此，媒介化育儿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含义空间。这一概念比数字育儿更加突出媒介的本质，有助于研究者先厘清媒介的物质性，例如数字技术变革带来哪些生产力工具上的变化，再讨论媒介的内容性，例如数字化文本和文化内容给家庭、社交等社会关系活动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媒介化研究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是面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个核心出发点是：媒介日益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自身也成为社会制度。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夏瓦，2018：21）。参照这样一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意味着媒介化行为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媒介化行为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人与人的互动也更多地依赖公共媒介（彭兰，2020）。

媒介化讨论的是社会文化互动由于媒介日益增长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持久过程 （Hjarvard，2008）。媒介化理论超越了传统的符号互动的范畴，强调“媒介-人-社会”的互动关系（甘雨梅，2023），以辩证和语境化的方式反映媒介在某文化领域或不同文化领域的塑造性力量（Hepp et al.，2010）。因此，媒介化一方面指的是“媒介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渗透，另一方面涵括了媒介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周翔，李镓，2017）。

舒尔茨（Winfried Schulz，2004）曾指出媒介化的四个不同时刻，或称为传播媒介和社会变化的四个具体过程：第一，媒介延伸了人类交流的可能性，突破人类交流的时间和空间障碍，扩展了人类传播能力的自然极限。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人的延伸”（McLuhan，1967）。第二，媒介替代了以往与媒介无关的社会活动或者组织机构，改变了它们的性质。例如电话交流取代面对面的谈话和写信。第三，媒介化的生活方式融合了与媒介有关和无关的行动。换言之，媒介活动不仅延伸和部分替代了非媒介活动，这些活动还相互融合，相互交融。比如，人们在开车时听广播，在吃饭时看电视。第四，社会各部门的行动者和组织都接纳并适应了这种媒介化生活的逻辑和规则。舒尔茨强调，这四个变化过程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一个复杂过渡过程的组成部分，要用动态视角去考察各种媒介化因素和非媒介化因素的互动过程。这样的媒介化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政治传播领域，还可以帮助剖析解释其他领域的媒介化现象，比如在家庭教育领域的媒介化育儿。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育儿实践是人类社会活动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以往对育儿实践中媒介的研究主要是育儿杂志、广播电视、社交媒体等，研究视角也多为中介化符号互动的文化研究（Clark，2013；Leaver，2017；王继周，2021）。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新技术提供超越时空的体验也越发明显。运用舒尔茨的媒介化理论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有助于呈现智能监控这一新媒体技术辅助育儿的各个环节，理清新媒介深入家庭育儿场域并造成社会广泛影响的发生维度和基本路径，为家庭媒介使用研究提供新的讨论和参考材料；另一方面有助于抽象出媒介化育儿的本质特点，呈现媒介化育儿这一概念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丰富媒介化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应用。

本研究主要考察父母使用家庭智能摄像头和家庭沟通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深度访谈法进行资料搜集。笔者于2023年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中，有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和观察，并进行了初步的资料收集，为访谈提纲的制定和访谈的实施积累了前期经验。2023年2~8月间，笔者正式访谈了居住于上海城区的20户在育儿中使用家庭摄像头的父亲或者母亲（见表1），访谈内容包括摄像头安装的原因和动机、家庭成员的使用情况、使用的经历体验和心得，以及对亲子关系的描述等。研究对象的选择主要以重点访谈家庭中的“摄像头安装决定者和使用主导者”为原则，访谈时间在60~120分钟，受访者家庭平均年收入在40万元以上。

（一）延伸替代：时间扩张与空间在场

在我国，由于长期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继替和养老保障的唯一希望（冯文，2018：133），父母和家庭几乎把全部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近年来，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许多家庭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如何“照看”而非仅仅是“喂养”，成为重要的家庭与社会议题（刘杰，龙情，2023）。

舒尔茨（2004）在解释媒介化的前两个过程中提到，媒介的作用是弥合时空的距离，部分或完全改变一些社会行动的原貌和特质，且延伸和替代过程可以同时进行。在父母使用监控协助育儿的实践中，监控媒介实现的时间扩张，在线陪伴部分替代传统亲身陪伴的过程也同时进行。现代社会技术在加速变革，社会改变和人们的生活步调也都随之加速（Rosa，2013）。在加速社会中，育儿媒介化过程中延伸替代的节奏也密不可分，无需再将替代单独视为媒介化的一个重要时刻。而将延伸替代归为一个整体时刻，更有助于整体分析媒介延伸了怎样的交流能力，提供了哪些可替代的交流形式。

媒介化的延伸过程，主要体现在技术升级交流形态，实现技术物的拟人化，消弭通勤时间。城市中产家庭特别是双职工家庭，需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需求。智能摄像头技术深入家庭，提供观看、收听、喊话功能，延伸了父母的眼睛、耳朵、嘴巴等感官，让家长在外也可实现随时照管孩子。

受访者常提到的安装家用摄像头的原因有：外出工作时，可以照顾家中孩子的安全或者是用来监督孩子的日常习惯，包括学习和作息。受访者1是一位父亲，一名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他说：疫情期间，老师来投诉，说大儿子网课上得一塌糊涂，上课不听，作业不做……我就先后在客厅和两个房间装了摄像头，后来看到他晚上通宵玩手机，要到早上6点才睡。

媒介化的替代过程，主要体现在媒介提供的中介化服务，促成新的交流空间，升级人对环境的感知和操控。媒介物进入人们的日常实践后，慢慢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监控技术可以物化父母的肉身，延伸具身性育儿的适用范围，从而替代以往的线下沟通，实现随时在场。在智能媒介构建的家庭沟通情景中，可视化的在线互动拉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受访者4刚生完孩子后不久，将孩子交由外地的爷爷奶奶看管，自己和丈夫在上海工作。当时她在公婆家中的卧室和客厅都安装了摄像头，她说：我们和孩子虽然不在一个地方，有时也会想知道孩子在干什么，通过摄像头，经常能看到宝宝，也算是缓解了相思之苦。监控设备除了提供数字化沟通平台，其自动化技术也部分替代了人为的观察和照顾。受访者15是一位职场妈妈，她在孩子出生后就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她表示：主要就是使用直播功能，摄像头通过系统消息实时地推送给我们，比如，“检测到哭闹声”、“宝宝睡醒”、“靠近围栏边界”，还能给宝宝做睡眠监测。

家居摄像设备的安装者往往也是具体使用情境中的发动者和主导者。深入分析以上场景的描述可以发现，智能摄像技术下实现的媒介化育儿，其本质是一种时间扩张空间重塑的体验和在线陪伴的需求及实践。城市生活中的人们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一个全方位、虚拟的移动生活场域中，快速进行空间场景转换。随时的视频语音连线可以提供高维度的具身体验（甘雨梅，2023）。

本研究中的20位受访者，14人通过朋友或朋友圈及家长群的推荐或讨论，6人通过商业广告了解并购买使用了家庭智能摄像头。可见在出现需求和达成供给之间，下文将提及的媒介化“接纳示范”起到重要作用。受访者1在浏览某电商平台时，通过平台广告购买了家庭智能摄像头：“我主要看中回放功能，平时上班很忙，没办法时刻盯着，有空就看回放”。空间上的迅速穿越感，带来时间扩张的新体验（Chambers，2019）。受访者2说：“生好孩子后，我一直发愁孩子照看的问题，后来在妈妈群里看到有一款摄像头的讨论和推荐，价格也不贵，就马上下单了。”

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的远程在线互动，似乎可以让“不在场”的父母“不缺席”。然而，这种“不缺席”也意味着家长在空间场景转化后，依然要在育儿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多线型开展职场工作和家庭育儿。受访者5日常工作相对繁忙，她说：家里刚开始装摄像头时，觉得特别好用，我一边在单位上班一边看着女儿，有要求隔空喊一喊就好了。但后来发现这样很难兼顾工作，工作上的注意力直线下降，还出过好几次错。但是装了又不能不看，这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压力。后来，我就要求孩子的爸爸一起关注摄像头，我们分时间段在线上看孩子。我们都是孩子的父母，也都是上班族，既然我可以边上班边看监控摄像头，那他也可以。

（二）融合协商：育儿分工与处理矛盾

媒介化生活方式模糊了媒介行动与非媒介行动之间的界限，这是舒尔茨总结媒介化融合时刻的特点。技术带来自我调节的灵活性模糊了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和家庭时间之间的界限（Barassi，2020）。智能摄像头可以延伸用户感官，让人们实现线上感官的自由穿梭，替代了线下肉身的固定在场。随着这一技术深入家庭，线上家庭和线下工作的融合、数字材料和真实互动的融合，会进一步重塑家庭育儿模式和家庭关系，媒介化的延伸替代环节和融合协商的环节相互紧密联系。“技术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掌握在不同主体的手中”（刘战伟，包家兴，刘蒙之，2023）。分析媒介化融合协商过程，需关注人们在使用技术时，如何协调关系、阐释情感、建构意义（刘杰，龙情，2023）。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主体出于各自需求会创新使用媒介技术，并在人际冲突中不断调试技术使用的具体场景。

家庭场域中的主体关系主要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子女之间的关系和代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样本中出现了三类使用摄像头技术带来的育儿模式和关系变化，一是夫妻之间亲职的重新分工以共同承担育儿职责，二是多子女家庭中对照顾每个孩子时间的再分配，三是代际之间（父母、子女、祖辈）围绕监控使用形成新的判断逻辑和行为协商。

远程监控实现超越时空的在场，可助推职场夫妻协商育儿任务的分担，日常较少参与的一方也可借由家用摄像头，回归参与到育儿中去。受访者14是一位工作忙碌的父亲，孩子幼年时的养育基本交给妻子。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妻子提出让他多参与管教，于是他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他说：在外出差也可以看看摄像头直播，可以和她妈妈一起远程管理孩子，而且对工作基本没有影响。

受访者11表示，家里装了摄像头后，上班很心安：我出门上班或者出差，点开手机随时可以看到孩子和老人的情况，能和孩子的妈妈一起分担看管家庭的责任。

对于多子女家庭，摄像头像是父母的一个分身，帮助实现工作、家务、育儿之间的兼顾。受访者3曾在二儿子出生后有段时间暂时离开职场，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她回忆说：有时候我在房间里哄睡老二，老大就要一个人在客厅，我也担心她的安全，或者突然有什么需求，我照顾不过来。在客厅装了摄像头之后，我在房间照顾老二，手机就放在床上，时不时瞄一眼，确保老大的安全。在这个案例中，家用摄像头技术重塑了家长对不同子女照看时间的分配和对家庭生活节奏的安排。

当媒介科技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技术使用和非技术使用融合在具体的使用情景中。用户还会根据特定需求创新使用媒介技术，形成策略性实践（吕山等，2022）。摄像头提供视频证据的功能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促成了以物质材料为事实依据的交往逻辑。受访者1说：有一次，我和儿子争吵起来，我记得他做了一个承诺，当时是在客厅说的，但是他说他没说过。于是我就说调客厅的摄像头监控记录出来看，结果一看，果然有，儿子也只能承认。后来我们就经常拿摄像头来确认一些发生过的事情，不仅仅是对小孩，也是对我。受访者11的女儿出生后，外地父母来到上海帮助育儿，由于他自身工作繁忙，又担心父母与妻子在家相处产生矛盾，之后他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初衷是在摄像头的回放记录中，窥探父母和妻子相处的细节，辨别婆（公）媳矛盾。

媒介化的融合过程中，媒介技术和内容都深入实践，而在日常实践中，人的主体性显现出来。在媒介化育儿的家庭场域，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都受媒介影响，围绕如何使用媒介的问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有待协商。远距离的育儿照料中存在一种不对称的互惠关系（Baldassar，2016）。在家居摄像头使用的情境下，这种不对称的具体表现为操纵端的时间扩张，家长随时可以打开摄像头收看孩子的情况，但“被看”的另一端处于被动的丧失选择权的单向时间。父母对孩子的单向凝视有些类似“全景监狱”式的管制，想让孩子无条件服从大人的关心和监督，在家庭内部产生了新的权力结构不平等（顾理平，王飔濛，2017；陈华，2022）。由此，家庭摄像头也带来新的冲突和博弈。受访者7转述了女儿的不满：在摄像头安装2年之后，女儿有一天回来明确说：我也有个人自由空间的权利，你一天到晚24小时监视我，我不同意。受访者17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提到：孩子平时比较听话，我安装摄像头时她并没有反对，但是她有时会有意无意地碰掉摄像头开关，等到我打电话询问，她才不情愿地重新打开。受访者18是一位两个孩子的爸爸，疫情期间自己和妻子上班，家里装了摄像头管理女儿和儿子：摄像头只装在书房里，主要是看他们的学习状态，其他区域还是“自由”的，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排斥，反应强烈，后来就拆掉了。

如前所述，许多父母对孩子的监控实践介于关怀和控制之间。有学者发现，儿童对父母亲密监视的反应有三种类型：顺从、自主和隐私敏感型（Sukk & Siibak，2022）。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的监控似乎意味着关怀、鼓励和陪伴，因为幼儿还没有隐私意识。然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摄像头更像是父母弥散型的控制。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就会开始意识到隐私问题，并对监视采取抵抗策略（Ur et al.，2014）。

被监控者的反抗还体现在与孩子一同呈现在摄像头视野中的祖辈。受访者11说，虽然安装摄像头之初，自己和父母说明意图后，双亲没有反对，但是现实情况却有些微妙：有一段时间，我妈妈在追一个电视剧，有点着迷了。可能不想让我们知道她在追剧，她会把摄像头往反方向一转，我们就看不到她了。等看完电视再把摄像头转过来。感觉算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吧。

可见，摄像头进入家庭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但也会引发新的矛盾。媒介科技可以成为改变人类已有沟通模式的一个推动要素，但不会自动加速解决问题，还需要媒介使用者和相关联者之间的协商、理解和沟通。受访者7在安装摄像头之初，和孩子坦陈了原因并得到同意：一是为了确保她在家安全，二也是看看她学习是不是认真。装了摄像头之后，这位妈妈有了“新发现”：我看到她一直在学习，累了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会，等一会又起来学习了，满辛苦的，以前没装摄像头，没有那么真实的体会。之后的一次闲聊中，受访者7把安装摄像头的原因和“新发现”分享给一位家长朋友，朋友也很快购入了家用摄像头。

（三）示范接纳：社会化讨论与监控育儿合理化问题

舒尔茨（2004）总结的媒介化最后一个时刻为接纳，指出人们逐渐适应了新的媒介逻辑，媒介化的传播互动方式最终推动了社会改变。从媒介活动与非媒介活动的融合到社会广泛的接纳并非一蹴而就，除了媒介使用者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还有一个由点到面、从个体（单个家庭）示范到群体接纳的并行过程。这一过程推动着媒介化融合协商的时刻和示范接纳的时刻相互过渡。前文提到，延伸替代和融合协商这两个环节联系紧密，所以媒介化整体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环环相扣。分析媒介化的示范接纳过程，需要重点考察某种媒介使用的社会化路径，找到关键个体（家庭）示范的案例节点，剖析案例中潜藏的符号意义。家庭领域，既是一个私密的内部空间，也是与外部社会环境相互交流渗透的开放空间（刘杰，龙情，2023）。当某种媒介化育儿行为从家庭领域出圈到社会领域，这一行为背后的意义和价值得到普遍认可，就完成了社会化过程。

本研究发现，家庭摄像头日积月累沉淀的数字影像材料，加上使用者的情感赋予和描述转发，成为媒介化育儿经验的示范标本，助推家用摄像技术的逐渐流行。

受访者10手机中有一个日常使用频率很高的妈妈微信群，她说：群里的家庭基本上都装了摄像头。妈妈们平时也讨论，也不是抱怨，多数是娱乐性的吐槽，比如：“你看我家孩子又不见了……”受访者2是一位不满2岁孩子的母亲，她描述说：平时妈妈群里，有一些孩子摔下床的镜头，有的妈妈会把监控视频发到群里，大家会讨论一番……摄像头会定期捕捉宝宝一些可爱的画面，包括视频和照片，都会帮我们保存下来。孩子长得很快，每隔一段时间再去看，就会觉得宝宝真的一点一点地长大了，感觉这个摄像头也挺有人情味的。

摄像头记录的孩子成长的画面材料，会被家长配以解说带动感情，发到朋友圈或者家长群以及其他社交平台上，进行社会化讨论。这类育儿行为的社会化讨论还包括对于摄像头设备的口碑介绍。受访者9曾经在个人朋友圈晒过摄像头视频的截图，感叹深夜孩子瞪大眼睛不睡觉，引来了几十条评论，当即有朋友私聊问她，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家庭摄像头。受访者19和受访者20是同事关系，两人平时经常探讨育儿方法，前者将“监控经验”和摄像头的品牌介绍给了后者，两人均表示，摄像头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远程监管的效果。

以上几个案例揭示了媒介化过程中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使用者主动向外披露家居摄像头技术的使用经验，促进了与家庭之外社会成员之间的讨论。社交短视频平台的流行，也促进了家用媒介的讨论，在一些平台搜索“摄像头下的一幕”，众多网友分享的自家视频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亲子关系。这些在公众领域对私人家庭领域的讨论，推动了亲密监视广泛的社会合理化（Leaver，2017）。

在本次研究的20个访谈样本中，虽然家庭情况各不相同，但在谈及亲子关系时都有一致之处，认为自己很爱孩子，希望孩子过上他们喜欢的生活，比如受访者16说：“孩子小时候很喜欢做菜，未来他哪怕成为一个厨师，我也会很开心。”但是多数受访家长表示，在孩子未成年之前，还需要家长监管督促，使用摄像头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孩子。“为了孩子好”——是平常家长之间探讨家庭摄像头的话题，基于这样的“共识”，家居监控这一技术物就具有了家长关心的符号意义。

亲密监视的社会合理化过程也离不开商业逻辑的案例示范和大众媒体的内容推动。摄像头商家打出的广告语，例如“踪迹尽在掌握”、“守护不分日夜”、“家庭看护更放心”等，都在示范并推动亲密监视的社会性接纳。家用摄像头作为一种市场消费品慢慢转变为现代家庭装置。这个装置提供延伸替代的随时在场服务，融合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重塑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模式，包括协商关系冲突。媒介技术深层次嵌入家庭生活内部后，生成大量私域的媒介内容，与外部话语（如广告、社会新闻等公域的媒介内容）一起建构社会对媒介化育儿的认知和想象，打造“完美亲职”的形象，掀起新的媒介化育儿风格。这种媒介化的使用场景不断重复出现在媒介内容中，打造了人们对媒介技术使用的认知和符号认同，从而乐于使用家居监控技术辅助家庭育儿。

商家和社会文化越来越将监视与照顾孩子、守护安全的话语相勾连（Rooney，2010），这种监控正常化需要警惕，因为生产商为了销售产品，会夸大渲染社会风险，并将不在家使用监控的父母行为污名化为不负责任的养育方式（Taylor & Rooney，2017）。城市中产家庭父母存在普遍的育儿焦虑，这样的焦虑主要出于他们对孩子的控制感。摄像头技术的使用似乎满足了他们控制感的需求，但也在无形中加重了育儿焦虑，形成更弥漫的掌控需求，带来了一种时刻需要盯着孩子的育儿压力。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虽然集中在上海城区，但城市家庭中养育焦虑是普遍存在的（刘杰，龙情，2023），数码产品已然成为当代职工父母经营亲子关系的关键（胡春阳，毛荻秋，2019）。主打“安全守护”话语的家庭摄像头使用率越来越高，据统计，2016~2023年我国家用摄像头出货量保持增长趋势，预计未来中国家用摄像头产品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0.9%（全拓数据，2024）。

本文无意将父母使用家庭摄像头辅助育儿的行为合理化，而是探索解释城市家庭为什么和如何使用媒介及技术来解决育儿问题，试图剖析这种育儿文化流行背后的推动因素，并揭示在这类家庭的实践中已经出现和将来会出现哪些问题。父母的责任意识和育儿价值观，家庭内部的规范和对彼此的期望，以及外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都映射在监视技术的偶然兴起和流行使用中（Widmer & Albrechtslund，2021）。

舒尔茨的媒介化理论视角注重考察社会实践与媒介互动的过程，延伸、替代、融合、接纳的四个时刻提供了研究新媒介嵌入社会互动的宏观理论指导。该理论跳出以媒介为中介的符号互动研究框架，细致地分析传播技术带来的新的具身体验，新的媒介使用对社会生产传播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历程。宏观的理论和规律，必然浓缩体现在相应的微观领域，认真研究微观领域的现象过程，可以与宏观理论知识相互映照，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形成互动和印证，并尝试发现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从媒介化理论出发，结合舒尔茨提出的媒介化的四个时刻，本研究从对城市家庭使用智能摄像头辅助育儿的分析中，延伸替代合并了舒尔茨对媒介化四个时刻概括中的前两个步骤，进一步总结概括出媒介化育儿的三个过程，并强调了媒介化三要素（媒介、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见图1）。本研究对家庭智能摄像头使用现象的分析发现，媒介活动、非媒介活动融合和社会广泛接纳这两个步骤之间，不仅有媒介使用者和相关联者的协商过程，还有个例示范促进媒介使用社会化合理化的讨论过程。所以我们总结的媒介化育儿的三个过程为延伸替代、融合协商和示范接纳。

本研究中，延伸替代指的是父母在家庭中使用摄像头技术辅助育儿，延伸替代了他们的眼、耳、嘴，协调了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带来了一种时间扩张和空间重塑的体验，似乎媒介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永远在场的亲子陪伴。融合协商指的是媒介化的生活方式融合了线上和线下时空，而媒介技术的具体使用场景中，少不了人类主体之间的协商沟通。家庭智能摄像头技术能够推动解构并重塑以往的亲子模式和家庭关系。示范接纳指的是个体使用媒介材料示范经验、分享感悟，促进社会层面对媒介化育儿的讨论，加速技术使用的传播和接纳。正如舒尔茨补充说明的，这些媒介化的过程不是有明显先后顺序的线性结构，每个过程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错综复杂的过渡，需要用动态的视角来观察。科技和文化、政治和社会变量一起作用时，媒介化才会推动社会变化（Deacon & Stanyer，2014）。综观整个媒介化育儿的过程，是在延伸替代、融合协商和示范接纳三个时刻节点不断前进后退、不断循环往复。不知不觉中，媒介化育儿成为现代家庭的生活日常，改变着人们对家庭情感和亲密关系的认知。

本文通过解析媒介化育儿的过程，进一步丰富了媒介化理论。新技术的媒介化发生路径可概括为：首先，个体的媒介化需求和想象被市场捕捉，技术产品推出新的延伸替代功能，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个体需求。其次，技术不断与实践场域融合。主体之间根据不同的动机协商技术使用，在冲突中不断调试技术使用的频率和场景，同时改变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家居技术在育儿场域中嵌入不同的家庭模式，影响家人之间的沟通行为逻辑。最后，乐意分享的个体或群体，将私人领域的技术使用示范到公共领域，形成媒介化需求和符号想象。经过不断的传播推广，新技术的媒介化逻辑被社会接纳。延伸替代、融合协商和示范接纳构成了螺旋式上升的媒介化过程，形成了媒介-人（家庭）-社会的不断循环和再生产。这个整体过程中，技术产品的功能性嵌入，技术使用的情境性调试，技术流行的社会性接纳，都是关键步骤。本文总结的三步式螺旋循环的媒介化理论框架，不只适用于媒介化育儿，也可用于分析媒介化交友、媒介化养老等数字亲密关系议题。

运用媒介化理论考察新技术的流行使用主要有两个实证分析经验。其一，注意考察技术中介化的双重过程，媒介技术一般兼具物质性中介和内容性中介的特征。以家用摄像技术为例，摄像头的技术可供性包括随时的视频影像沟通和存储。摄像头技术形成虚拟的物质中介，中介平台连接不同使用者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与此同时，摄像头储存的影像构成媒介化育儿社会化的内容中介，助推媒介化行为的符号意义流行。其二，注意捕捉技术介入生活实践的具体情境。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主要分析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舞台式印象管理，但这一情境视角有助于分析新技术媒介化的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本文以具体的媒介化情境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包括技术物功能的情境、家庭关系的情境、和社会讨论的情境。在延伸替代和融合协商的家庭情境中，技术物使用的主体之间存在不同层次不同权力的关系。新技术的某种媒介化情境一旦有了示范效应，达成社会化叙事的共同定义，就会促成新技术使用的广泛接纳。

在家庭使用摄像头的实践分析中，本研究发现了两个问题。首先，家庭摄像头技术带给家长的扩张型时间性体验，同时也扩张了他们凝视孩子的权力。这对孩子成长发展和心理问题的影响还未可知。在父母长期的监控保护下，儿童容易依赖父母和技术提供的这种安全保护，从而降低他们对外部风险的感知力，对新环境的适应力，个体发展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信任他人和被信任的能力（Rooney，2010）。安装家庭摄像头的出发点虽然是以爱之名，但在线保护和关爱的界限在哪里？这里面的伦理问题也仍需更多讨论。

其次是关于智能摄像头辅助育儿的社会合理化问题。新媒介技术提供了深层次超越时空的体验，方便父母在育儿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同时，也在助推一种超能父母永远在线的社会期待（Lim，2019）。技术的常态化使用让过度养育和直升机式父母更加普遍（Clark，2013）。当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之间的界限区隔进一步消失，双职工家庭的生存压力和育儿压力是否也在增加？这种全时空、琐碎的亲职劳动是否会消耗并分散父母的注意力，反而使家长也有“被控制”的焦虑或倦怠？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也需要社会、制度与政策等各方面的协同支持。

（林颖颖 刘娜：《延伸替代、融合协商、示范接纳：以家庭智能摄像头为例考察媒介化育儿发生路径》，2024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