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板报：“全党全军办报”的基层宣传创新实践

整风运动中，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逐渐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党办报”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与群众路线在党的新闻事业中的具体体现。为了贯彻和落实这一方针并推广其经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队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全军办报”，作为“全党办报”方针在军队报刊宣传工作中的延伸。解放战争爆发后，“全党全军办报”作为人民军队报刊宣传工作的根本方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贯彻实施，1947年，晋冀鲁豫毅字部队更创造出一种基层宣传动员的新的形态——门板报。是年4月29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头版和第四版刊发三篇以“门板报”为主题的报道《前线部队的新创造——门板报》、《门板报活跃了毅字部》、《激励人民战士的新英雄主义 毅字部队创造门板报》，给予门板报高度评价。

“门板报”的形式简单、方便操作：“每到宿营地，便竖一块门板在部队集结场所”，战士们自由集合，“从一天的行动中找出成绩，大家同意就记到记好本上，并由班里识字人写成（或画出）稿子，贴到支部出版的门板报上表扬”。门板报“收到稿子，经审阅修改，不管是三角四方破皱纸张，只要写了就贴上去”。它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战士们“能写就写，不会写可画画”。由此，门板报的时效性很强，“通常昨天的事今天早饭就可在门板报上看见”(康健，1947)。门板报在部队内“到处都有，随时可以贴”，且“战士干部干啥表扬啥”（勇进，1947a）。报道称其“在部队中所起的作用，出乎意料的大”。它不仅“传播消息、鼓励士气”，更重要的是能“发现好处，发扬正气，推动工作”（勇进，1947b），在前线部队形成了“官表扬兵，兵表扬兵，兵表扬官的群众性的表扬方法”（康健，1947）。门板报创造出来不到一个月，就“使部队换了一个样子”，实现了部队政治工作的“飞跃前进”（勇进，1947a）。此外，报道还称门板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不仅表扬了基层战士、反映了部队实际，还成功调动大批基层官兵主动参与到读报、写稿及办报工作。

对门板报这一基层宣传动员中的“新创造”，学界关注并不多。有研究者以门板报为个案，阐释了基层媒介与战争动员和文化宣传间的关系，认为门板报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创造出的一种“流动的自媒体”，从基层传播视角考察了门板报在流通过程中如何使得基层空间媒介化，从而自内容生产到阅读反馈，完成对基层官兵的动员、社交和组织工作(张慧瑜，2023）。然而，作为晋冀鲁豫“前线部队的新创造”，门板报是为何、又是如何在“立功运动”的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并广泛流通的？其在基层连队的流通实践中呈现出何种独有的媒介特性和传播图景？其存在与开展对彼时前线部队的宣传动员和政治建设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考察。

1946年7月，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大举进犯苏皖解放区，苏中战役打响。华中野战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一个多月内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万余人，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坚定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决心。苏中战役期间，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为鼓舞士气，提出“在战场上比比看， 为人民立功劳”（蔡有法等，1994：109）的口号。第二团政治处副主任赖少其在基层调查中发现，被解放军整编的原国民党战士们在李堡战斗中缴获枪械后，主动向指导员和团长请求“记功”，认为自己立了功，就不会再遭人“歧视”。为满足基层战士需求，连队设立了“功劳簿”，随时将行军作战中的功劳记录下来。“把功劳记在功劳簿”的口号随即在部队内传开。

苏中战役结束后，华中野战军损失严重，第二团的伤亡近三分之一。前线部队普遍存在“干部新、骨干弱”的问题，新参军的战士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性质认识不清、政治素质不高，老战士则因战势反复而思想松动。面对国民党持续的强烈攻势，如何加强部队管理、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苏中战役“记功劳”的做法受到第二团党委重视，同年10月8日，第二团党委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政治处宣教股起草了《功劳运动讲话材料》。两份文件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要开展立功运动、怎么立功报功等具体问题，不仅动员基层战士“有功报功，论功行赏”，“既要自己立功，又要帮助别人立功”，还在全团正式建立了个人功劳证、连队功劳簿和家庭功劳状制度，推动功劳运动广泛开展（胡志亮，2000：175）。同一时期，时任山东鲁南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在民兵中开展了“记功劳”运动，收效显著。10月10日，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为推广该运动，发布了《关于民兵自卫队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常连霆，2015：100）。

随着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立功运动的蓬勃发展，延安《解放日报》于该年11月11日在头版刊载报道《加速全面抵抗胜利的到来 华东展开立功运动》，并配发短评《号召普遍响应立功运动》，称赞立功运动是“人民解放战中的一个创举”，应该“大大提倡和推广”，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地开展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解放日报，1946）。在党中央的部署和推动下，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的解放军部队均在1946年底开展起“立功运动”。

在“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处处立功”的热潮下，基层连队进一步创造了“记好学好”的新方法，连队不仅将日常行军作战中的点滴好人好事即评即记，还能积好为功。“好”分为班好、排好、连好，三三累进，两个连好就是一小功，有效解决了日常立功、记功过于零碎的问题。“记好学好”也是更基础、更广泛的群众运动，能够将部队上层组织动员的“立功劳”转化为基层战士可操作化的“做好事”，是政治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的可行办法。从具体实践流程看，“记好学好”的初始环节是“共同找好提好”，由基层战士与干部一同在连队日常行军作战中挖掘好人好事，经过讨论、评议后即用文字“记好”，随后用公开表扬的方式“公布好”，从而实现连队内的共同“学好”。同“立功运动”的激励路径一致，“功劳”和“好”只有被“记”下来并被公开“表”出来，才能把好的东西发扬起来，起到大范围的“比功（好）”作用，“如立了功不广泛传播，则只能在该单位作用，亦不能推动与影响其他”（立云，1947）。

“记好学好运动与门板报是紧相结合的”（勇进，1947a）。为了满足并配合基层连队内部记录“好”、公开“好”、传播“好”的日常需求，李塞毅字部队于1947年4月间创造出一种“公共功劳簿”。毅字部队在行军时，战士们每天晚上“边汤脚边找好”，经大家同意后就记到记好本上，再“由班里识字人写成（或画书）稿子，贴到支部出版的门板报上表扬（有时也有批判）”（康健，1947）。门板报由此成为连队官兵的“新式武器”，只要有了它，全连、全团乃至全旅便“马上活跃起来”（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毅字部队政治部主任姜思毅在座谈会上总结了门板报的十大好处，认为其可以“（一）及时记好，发扬正气。（二）提高觉悟，提高文化。（三）广播消息，交流经验。（四）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五）帮助领导了解下层。（六）互相勉励，增强团结。（七）推动工作，改造落后。（八）群众评议，功过分明。（九）发动竞赛，造成热潮。（十）宣传主张，实现政策”（勇进，1947a）。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4月底连发3篇报道介绍毅字部队创办门板报的经验后，门板报在前线部队间快速推广开来。

从革命现实和政治需求着眼，门板报的创造无疑是为了配合前线“立功运动”，以实现“好”的实时记录与公开传播，主要作为动员基层战士学好、立功的“公共功劳簿”而存在。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门板报作为“报”的简易变形，由“功劳簿”延伸为基层部队宣传动员实践中的“创新性媒介”。一方面，门板报虽不似报刊、广播等大众媒介生产规范、组织完备，但契合了基层部队的文化环境和受众水平，其传播灵活、形式简单、经济可行，适应部队行军打仗的日常流动需求，为开展连队宣传与动员工作提供新的路径。另一方面，与革命根据地常见的黑板报、墙报（壁报）等基层媒介相较，门板报也表现出独有特性。为勾勒门板报的媒介“创新性”，下文将结合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情境，在具体实践与比较分析中对其传播内容、生产机制、物质基础和功能作用等展开考察。

（一）门板报的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

作为前线部队自创的基层媒介，门板报的传播内容呈现出很强的“现实性”。1950年对两个连队门板报的一则统计显示，他们的稿件“是紧密的结合部队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而反映了战士的思想和生活的”，某连队在行军过程中每天最多有62篇稿子，“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反映行军互助的”（张铁夫，1950：75）。作为“工作学习的武器”，门板报“不是摆设，不是历史文献，不是空洞论著”（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

作为农村根据地常见的宣传动员媒介，黑板报与墙报所载内容差异不大，贴近实际的同时丰富多元，覆盖新闻消息、政策、常识、文艺等，以满足基层群众的多元需求。但黑板报与墙报一般“版面”较大，往往需要“用毛笔誊写清楚，按栏贴布底子上”（蒋有年，1947），同时讲究布局规整或“美观大方”（岳瑟，1990）。这自然与其教育动员群众、满足群众文艺需求的目的相符，以期最大限度地吸引根据地群众阅读，但无疑也提高了“办报”的门槛和难度。门板报与之相较，传播内容较为“单调”，主要执行“应该记好”的方针，“以具体的表扬为主要内容”，采纳“本单位以内的具体反映与意见”（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简单来说，即“战士干部干啥表扬啥”。如毅字部队在老田庵战斗后，“英雄们马上在门板报上出现了”，战士们“用简单的几个字、一幅漫画或几句顺口快板来表扬自己班排连的同志”。行军至徐楼村时，“老百姓看着部队群众纪律好，也写稿往门板报上贴来表扬战士”（勇进，1947a）。前线门板报呈现出一幅干部表扬战士、战士表扬战士、战士表扬干部、老百姓表扬战士和干部的热烈图景。值得一提的是，门板报刊登“好”的标准并不高，被记好的“当然不是特殊的功臣”，只是“比一般的水平略高一些”（吴象，1947）。如某部队机炮连的门板报上记着：“成善、张光梁、朱有祜、韩有忠，这四个同志真能干。半夜起，同和面，天明就把院子扫，到晚又把水来担。整日工作积极快，勤务公差争着干。”（方德，1947）在日常的行军、作战、练武、群众工作中着力发掘“微小的、萌芽的好”，构成了门板报的主体内容。即便“有时也有批评”，但比重小且并不尖锐，仍以劝人学“好”为目标，更易被群众接纳（人民日报，1947年5月24日）。此外，门板报也刊载少量的前线战事消息和党政政策。如山东大捷的消息刚通过电话传到某团部，特务连的电话员王国栋即请示指导员，在门板报上将“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山东消灭敌人七个师”向全连战士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

门板报在表现形式与书写规范上也凸显出简单灵活的特征。为了适应基层战士文化水平，文字稿件不要求长篇大论，“群众能写啥写啥，一个书也可，一句话也可”，写成“快板、诗、三字经、梆子腔、二簧调、坠子、鼓书”等形式均可（张晋德，1949）。门板报编委会奉行“放手叫群众表现”的方针，只要“没有原则毛病，帮助改一下（也不要改得太多），有稿尽量刊出”（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图画稿件则更为多元、不拘细节。战士们画的“有的眼泪比眼睛还要大，指头比胳膊还要粗”（吴象，1947）。最受战士欢迎的形式是带快板的漫画，这种漫画“均以极简单的几笔画出特点，再加以快板，边看边念，趣味横生”（方德，1947）。如表扬有人砻米积极，“便画一个砻，画一个人点着灯在推砻”；表扬战士帮群众挑水，就“画了一座山，一片竹林，竹林中一条小路，一个战士挑着水桶在小路上走”（张铁夫，1950：77）。门板报的“版面”亦颇为简洁，它“不用讲究缮写、排版、装饰”且“没有一张有过去一般墙报那样整齐与美观”，门板报的纸“是四方的、三角的、或者破绉的，字有铅笔的、钢笔的，还有毛笔的，大小不一，颜色不同”（吴象，1947）。它用最简单易做的形式，表达战士的意见，“不要求字写的多好，内容如何不‘平凡’”（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

（二）门板报的组织与生产机制

同革命时期的多数传播媒介一样，门板报的“传播主体”由负责编辑、组稿的编辑委员会和担任通讯员的基层群众两部分共同组成。

相较于黑板报和墙报专门组建的编委会，门板报编委一般直接由连队支部组成，政治指导员担任门板报主任，负责领导门板报的全盘工作；文书任编辑委员，负责稿件的写作动员、登记和张贴工作，直接与通讯员打交道；支部宣传委员负责阅读修改来稿并及时评论每班、每排的稿件质量。门板报编委会架构简单、分工明确，其与党支部的高度重叠则能够发挥“组织传播”效力，强有力地推动门板报工作在连队内开展（张慧瑜，2023）。为办好门板报，编委会还进行了“细致的组织工作”，以“艰苦耐心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针对基层战士文化低、不识字的情形，连队干部一方面鼓动战士“想说啥就写啥，干什么写什么”，另一方面通过代写、逐字逐句朗读等方法帮助战士学习识字和写作。

依靠通讯员办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传播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门板报的通讯员主要由部队基层官兵组成，但规模极大，几乎覆盖全连队的战士，“许多连队的投稿人都达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吴象，1947）。如李塞毅字部队有“五十多块门板报，两千多个战士通讯员”，“一个团半月内即写稿一六零二篇”，该团的特务连更是有百分之八十三的战士参与写稿，每日平均三十多篇稿件，四连一天就写了八十多篇（勇进，1947a）。门板报不仅广泛发动了基层战士加入通讯员队伍，更实现了战士的积极主动参与。即便是“最疲劳的长行军，甚至紧张的战斗中”（吴象，1947），门板报仍坚持出版。豫北战役期间，各连队更是把门板报“搬上了火线”，构筑工事的门板上贴满战士们的稿件，没有门板的时候，战士们就把写好的稿子在战壕里互相传阅。在进军大别山途中，长期行军也未能影响门板报的出版，有连队在半月中出版了十三期，刊载稿件五百四十篇之多。有的连队在山地行军买不到纸，“战士们在山上摘下大片的树叶子来写稿子”（张铁夫，1950：75）。基层连队在行军作战中培养了对门板报的热烈情感，战士们亲切地将其称作“咱写稿的根据地”（吴象，1947）。门板报也由此被《人民日报》评价为，“从过去一切形式平凡的墙报中冲出来，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性”（勇进，1947a）。

（三）门板报的物质基础与流通方式

作为传播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传播媒介（渠道）在整个运行机制中至关重要。黑板报和墙报作为根据地基层媒介，具备经济可行、出版简单的属性。如黑板报的物质基础“黑板”，主要通过“制一块黑板或刷一片黑墙”（刘松涛，1952），书写工具是“粉笔，甚至是白粉、红土、黄土”（杨岭机关壁报编委会，1944）。墙报讲究不一，可直接写在大开彩色纸张上，也可将多张写好的稿子先贴于粗布或旧纸上，而后贴在柱子、墙壁、门口等位置。也有的“是用延安特产马兰草制成的‘马兰纸’，呈粉红色……蓝布衬底，美观大方，贴满教堂侧边一排石窟的过道两旁”（岳瑟，1990）。以“门板”为载体的门板报轻便、易携，相较于固定的黑板和墙报，更能够配合基层部队行军作战的分散和移动需求，随时随地开展传播，方便基层战士集体阅读。“每到宿营地，便竖一块门板在部队集结场所，收到稿子，经审阅修改，不管是三角四方破皱纸张，只要写了就贴上去”（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门板报放的位置也不固定：开饭时就把门板报抬到饭厅里，游戏时就抬到操场上，行军时不能用门板，就把报分散贴在一些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看，作战时就把门板报抬到战壕里”（张晋德，1949）。

（四）门板报的传播实效

门板报作为一种“前线部队的新创造”，其受众群并不似黑板报、墙报等多元，主要以部队官兵为主。单一固定的受众群却伴随着极高的覆盖率与接受度，实现了“大家写，大家看”的广泛传播。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门板报几乎存在于“每个部队所驻的院子里”，战士们“只要一有机会，就都聚集在门板报的前面，各班争先读自己的报”。门板报形式多元，常与快板、诗歌等相配合，由此读报场面“有说有唱，有时还带表演，大家都爱听爱看”（张晋德，1949）。而当它在一个连队里出现后，“马上得到全连战士的欢迎”并迅速传到其他连队，更有战士写道：“门板报，真是好，早知你在哪里，早打电报把你找！”（张铁夫，1950：73）在门板报创造之前，部队内也有墙报，“但只有很少数人写稿，每次由文化干事和文化教员包写包抄，把它贴出去”，结果就是“看的人很少，广大战士对他不关心”（张铁夫，1950：73）。墙报在基层部队“遇冷”，主要与其出版周期慢、编排形式规范、少数专人负责写稿等因素有关，不像门板报能及时反映连队实际且无法适应行军作战的移动需求。 

门板报极高的受众覆盖率与接受度确保了其传播效果的实现。在根据地的流通实践中，门板报对基层部队产生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门板报广泛开展表扬，动员战士“学好”。门板报的内容以“记好”为主，通过公开刊载大量围绕连队内好人好事的表彰性话语，鼓励先进、改造落后。如某营机枪一班的张文明，被叫做“怪话大王”，“脑子里存在着混饭吃的思想”，在诉苦运动后有所改善，门板报也立刻表扬了他。他看见后，“越发变好了”，进一步主动帮助别人学习。“怪话大王”的名字在报上不断出现，他也顺利当选为互助组长（勇进，1947b）。通过互相找好、表扬等途径，“战士与战士、干部与战士也更加团结”（勇进，1947a）。门板报一方面能记录“好”、公开“好”、传播“好”，另一方面“好”能够被累计，转化为“功劳”，从而使战士获得实际的回馈（荣誉称号、奖状证书、晋升干部等）。这种公开透明的“量化管理方式”（张慧瑜，2023）营造了民主自由、积极向上的连队氛围，推动了基层部队工作。

第二，门板报动员基层战士参与读报、写稿工作，提高了部队官兵的文化素养。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基层部队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识字读报方面存在困难。在门板报初期开展阶段，连队的干部下尽苦功，不仅主动带头写稿，还广泛动员战士参与。面对基层战士“有的说不识字，有的说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干部们一边鼓励战士们“想说啥就写啥”；一边替战士们写稿再逐字念给他们听。如某营部理发班，全班一个字不识，通过找文书“代写”再“套着仿写”，“十天后，每人最低能识三十个字，有的竟认到九十个”（人民日报，1947年5月23日）。

第三，门板报体现了最广泛的群众性，增强了干部战士对党的政治认同。综观上述门板报在基层部队的传播实践可以发现，连队战士不仅是门板报稿件的写作者和办报工作的传播主体，也是内容的阅读者、传播过程的受众，门板报真正实现了“大家写，大家编，大家办，大家看”（张铁夫，1950：71）的有效动员，办报工作完成了从“政治动员”到“积极自觉参与”的转变，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性”（吴象，1947）——此亦是门板报作为基层媒介的独特价值所在。某团干部评价门板报流通后，“（干部们）更加了解群众、更加接近群众了，工作比过去做的又多还又轻松”，而这不仅是一个报纸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新的好的领导方法。基层连队内的互相了解与团结一致无疑有助于塑造政治共同体，使基层官兵围绕在党的周围，齐心协力，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而奋进。

概言之，门板报虽与黑板报、墙报（壁报）等同属于中共领导下创造的基层媒介，但进一步契合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需求和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形，是基层宣传与动员工作中的一类创新形式，在流通实践中呈现出独有的媒介形态与传播图景，并发挥了相应作用。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前线部队创造出的“公共功劳簿”，门板报有效配合“立功运动”，动员战士“记好学好”，发挥改造落后、弘扬正气功能的同时，也作为一类“报”的简易变形，鼓动了大范围连队官兵积极主动参与读报、写稿及办报工作，有效践行了“全党全军办报”路线，实现了广泛的群众性。

在任何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空间”的占领与固化都是无法绕开的关键一环。政治合法性有赖于空间的主权化。然而，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为这一认知提供了差异“个案”。根据地是“一种去空间化的空间”（张慧瑜，2024：120），有很强的临时性和流动性，能够在短时期内灵活迁移、流转，并通过这种流动来保存有限的人力、物力，积累革命资源。在经年累月的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社会文化建设的价值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工作方法。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作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武衡，1984：21）。其不仅广泛运用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和戏剧、歌曲、舞蹈等特殊宣传形式，更因地制宜地发明创造了一批诸如黑板报、墙报、门板报、宣传栏的“基层媒介”。这种基层媒介往往取材常见、成本低廉，最大限度适应了根据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水平，有效宣传了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实现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政治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门板报在部队继续流通。据195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部队“连队每周出墙报，班内有门板报”（赵文彬，1950）。同时，随着全国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它逐渐跳出了部队网络，作为一种“宣传到户”的基层媒介开始在全国各省市地方流通。1951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高潮中，湘潭县实现了黑板报普及到村，门板报普及到户的广泛覆盖（鄢光润，2000：75）。1956年，湖南省湘阴县成立科学普及协会，利用黑板报、门板报、墙报、宣传窗、幻灯、电影、举办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城乡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湖南省湘阴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758）。1957年，湖北浠水县天鹅农业社俱乐部在建设鸡公山水库工程中，“办了二十四块鼓动牌，三块门板报，还办了筐报、大字报、喜报和光荣榜”（人民日报，1958年2月9日）。1958年7月，四川南充县新民乡指路碑农业社“木门板，家家有，选一块，当报纸；鼓动词，写几首，进出念一遍，思想文化两丰收”（周祖佑，1958）。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后，门板报仍在继续使用。1983年8月，株洲市司法行政机关为进行法制宣传，共出黑板报、墙报、门板报57126块（株洲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7：2457）。党的十五大召开期间，四川省岳池县借助门板报宣传十五大精神到农村农户，受到省、地委等领导的重视并在全省推广（四川省《岳池年鉴》编纂委员会，1995：35）。据2002年11月25日新华社报道，四川岳池县l万多名各级干部走村串乡，将30多万张“门板报”贴到山乡的农家院坝，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十六大精神（中共岳池县委宣传部，中共岳池县委报道组，2004：41）。

总之，斗转星移，作为“公共功劳簿”和基层动员媒介的门板报已渐渐隐匿于历史长河中，但其中所蕴藏的“群众性”和“全党全军办报”方针的成功实践，依然有力证实了中共宣传动员工作的灵活高效和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报刊工作的可能性，为新时代处理党媒与群众关系、建设基层媒介组织提供了有益经验。

（邓绍根 强若琳：《门板报：“全党全军办报”的基层宣传创新实践》，2024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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