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化的数据”：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的兴起与发展

德布雷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媒介学应该依靠历史学，就像在自然科学中，生态学依靠生物学一样。”（德布雷，2000/2014：158-160）作为“时代的女儿”，媒介学生发于数字革命席卷全球、未来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却诉诸对过去的探索，以至于按德布雷的说法，可以直接被理解为“特殊的文化历史学”。当然，这种对于历史的兴趣并非个例，事实上，不仅仅是德布雷的媒介学，对历史方法的注重似乎是当前各领域媒介研究者不约而同的研究意识，倘使不直接以媒介史作为旗号，也会在特定的理论脉络下，开辟出诸如媒介考古学这样的新领域。那么，历史是如何在数字时代的媒介研究中变得如此重要的？

在学科版图的他处，沃勒斯坦的观点值得参照。在沃勒斯坦看来，“历史学家在体系危机时期负有特别的责任”（2004/2006：88）。尽管在社会体系平稳运行的时期，历史学家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当特定时空界限下的社会整体，也即历史社会体系进入混沌时期，旧体系行将被消解与重构、其知识结构陷入有效性危机的时候，只有历史的视野能够帮助我们体认所发生的事实，决定我们将如何沿着两歧状态下的岔道前行。因此，历史学作为一种对过去的重新合成，不仅在科学研究上，而且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具有显著意义（沃勒斯坦，2004/2006：23，88）。尽管沃勒斯坦的经验分析主要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与他所提倡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关联，但是却可以为解释数字时代媒介史研究的命运提供启发：从计算机到人工智能，数字媒介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毋庸置疑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短路性颠覆”，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既有社会知识结构的冲击，因此，媒介史的兴起，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在体系更迭的关头寻求重新认识和定位当前时代的学术现象。那么，问题就被进一步地细化为：历史如何成为认识和解释数字媒介时代的路径？

如上问题指向一条媒介史研究脉络的形成过程，本文即力图通过学说史的方式勾勒出这条脉络的基本样貌。按照本文的观点，这条媒介史研究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被弗雷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开启，并且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后，其研究范式被以美国学者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为代表的后来学者进一步加以延伸改造。尽管不同学者关于范式的论述各有侧重，但是这些媒介史研究整体呈现出一种后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也即反思并摒弃人类中心论的预设，寻求从媒介出发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境况。因此，本文姑且将这样一种媒介史研究脉络称为“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一路径下的媒介史研究著述丰富，但是本文不以穷尽媒介史家的浩瀚星空为目标，而是围绕“基特勒-吉特尔曼”这一主轴作为重点展开论述，以求清晰展现理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媒介科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倘若没有信息技术的胜利在前，也就不会有它的存在”，在弗雷德里希·基特勒成为柏林洪堡大学文化研究所媒介美学讲席教授的第一年，他就在《传播媒介史绪论》（1993/2013）中开门见山，以其特有的直白形式告知整个媒介史创新工作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诞生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的阿帕网络开始走出军事领域，民用互联网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光纤网络遍天下”的场景渐成日常。当原本泾渭分明的各种媒介突然都被统一到了标准的传输频率和字节格式之中、构成人感知世界的崭新界面时，身处文学研究领域、却对数字技术保持敏锐嗅觉的基特勒已经意识到，数字媒介那些无法被读懂的数字序列不仅颠覆了写作，而且颠覆了围绕写作而形塑的、对于人的认知。数字媒介的出现，并非是新的工具物件的诞生，而是一场对于人类文明的冲击——“我们当前屈从于法则无情的威权之下，人作为媒体创造者的幻想已经幻灭”（基特勒，1986/2017：3）。然而，要指认这样一场风暴的到来，确定当前时代所处的位置，论述“向何处去”的问题，首先就要依靠历史的方式向过去探寻我们的当前境况“从哪里来”。具体而言，如果要阐述数字媒介究竟如何影响当前社会，首先需要构建一个视角，阐明当前文明的媒介根基是什么？过去乃至现在的人类社会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被什么样的媒介所塑造？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基特勒开始探索一种以考察媒介对人类境况的塑造为主题的历史书写模式。

在开辟这样一条路径的当口，后结构主义的知识考古学成为基特勒重要的史学理论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特勒求学乃至任教于德法边陲小镇弗莱堡，因此也相较德国学界整体而言更早地接触和了解风头正劲的米歇尔·福柯：依托话语（discourse）这一核心概念，福柯挣脱出思想史乃至整体历史研究以人作为中心的预设，强调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知识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建构性面向，构成历史断裂性与异质性。在此视角下，“人”从不言自明的分析前提被转变为特定历史时期建构出来的话语主体（福柯，1969/2007）。在基特勒看来，福柯的话语分析恰好展现了图书馆的档案资料作为一种书写媒介以知识话语的方式在规限现代社会的运作，倘若将分析的立足点从书写媒介的话语转向各种物质性的媒介技术，就能显出一条后人文主义的媒介史研究进路：长期以来，将观念和思想理所当然地看作人的产物，媒介则被贬斥为工具的观点，不过是一种人文主义幻象。相反，从古至今，媒介技术都是塑造特定时期社会结构及观念重要的机制性前提，简而言之，就是“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media determined our situation）。

由此出发，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媒介范式的确定，也就是说，媒介究竟以何种方式决定我们的境况？尽管没有严格的媒介定义，但是基特勒已经通过充分的论述勾勒出他所理解的媒介的样态：基特勒认为，从城市空间、书写印刷到留声机、电影等模拟技术，再到数字化的计算机，媒介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够记录、传输和处理数据的实体，其意义就在于设定一个信息系统的运行模式。如果用基特勒热衷的计算机语言来形容的话，媒介就是一个“硬件”（hardware），人类文化作为“软件”（software）则都可以被还原到硬件运作方式之中去：在媒介所支持的数据流通系统之中，人则作为信宿而存在，根据所接收的信息数据而做出反应与评估，人类文化由此构成。因此，媒介所存在的意义，就是设定一个“技术与制度的网络，让一个特定的文化能够进行选择、储存与处理相关数据”，也就是话语网络（Kittler，1990：369）。由此可以看到，是媒介物件（而不是人）在主导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变革，文明变迁与其说来自于人类的智慧，不如说是媒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的更迭。再一次，人从分析单位转变成了被分析的历史现象：承袭福柯，基特勒看到的人同样是一种“晚近时期的发明”，是以书写与印刷媒介主导的18世纪话语网络中由于“书写单位与声音和视觉符号之间流畅的、毫不费力的互相转化”，“使得语言被建构成一种同质化的元媒介”，从而将“自然与文化编制在连贯的意义之中”，塑造出一个被称为人的“掌握语言的主体”（温斯罗普-扬，2011/2019：73）。然而，当留声机和电影等模拟技术带来不受人类自觉操控的信息数据传输方式，以现代主体为主导的人类文化自然也就开始其江河日下的命运之途。

按照这样的思路，全新的历史图景得以展开，并且在两个主要层面体现出其创新性：第一，媒介历史的样态，呈现为依据特定媒介的出现而构成的文化分野。所以，19世纪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技术媒介的出现，意味的是既有文明之意义秩序的颠覆：当摄影及留声机为视觉及听觉数据提供了不依赖象征媒介作用的存储与传播渠道的时候，书写印刷时代那些主体、自然、灵魂等观念实体就受到了冲击；第二，进一步地，媒介史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文明史，或者说人类文明历史变迁的一种阐释面向。在其1993年所著的《传播媒介史绪论》这一关键文献之中，基特勒将整个人类历史按照四个媒介变革阶段的分发重新组织与阐释：古老的文字和手稿带来独立于人际互动的传播，后者伴随19世纪印刷机的诞生而构建起早期现代主体及现代社会；19世纪留声机、电影、电话等模拟媒介横空出世，将信息以电力的方式从传播中分离出来，人类的运动神经与感官由此外化，现代主体及其文化因此开始消解；历史最终导向20世纪中叶计算机的出现，通过以数字为基础的信息传输，使得整个人类智能都被外化，“渠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除了各种媒介之间的差异”，对于思维运作的认知也将在计算中走向瓦解（基特勒，1993/2013）。

诚然，在基特勒之前，北美背景下的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欧陆背景下本雅明等的媒介研究，其论述都展现出某种后人文主义媒介史的朴素视角；然而，是基特勒以离经叛道的创新方式开辟出一条后人文主义的媒介史书写路径，形成全球范围的学术气候。在德国本土，基特勒媒介史书写的影响力伴随其进入柏林洪堡大学文化研究所而逐步扩大，并且在新一代学人所开辟出的文化技艺或媒介考古学等研究领域之中被持续深化；20世纪末以来，基特勒研究的英文译介则带来美国人文研究者、特别是德语及英语文学史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

基特勒开启了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的基本视野，关注媒介如何通过对数据流通模式的设定带来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变革。但是伴随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别是跨文明的借鉴与应用，其范式之中广为争议的问题也逐渐展现出来：基于对物质性的重视，基特勒是将媒介理解为具有某种技术逻辑的实体物件，然而如此一来，技术逻辑就被内置于物件之中，被看作媒介物的固有属性。无论是纸笔、印刷机，还是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抑或是计算机，都被看作是具有某种特定技术形态的媒介，比如纸笔实现脱离现场互动的传播，留声机实现对声音的技术化存储复制，计算机实现外化于人体的智能运算。因此，可以说，在基特勒的范式之中，媒介技术的特征是独立于历史语境的，是内在于硬件之中的一种自然特质。然而，后续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媒介技术的形态往往与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物质实践有关，当历史语境不同的时候，同样一种媒介也可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技术样态与社会意义。因此，早期范式把特定的技术逻辑作为物件内在属性的“硬件”式理解，可能无法展现媒介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所存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美国媒介学者丽莎·吉特尔曼对基特勒媒介史研究范式上述问题的反思可谓典型。尽管吉特尔曼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比较文学专业，但出于对科学史与文学史的交叉领域的关注，使得吉特尔曼在职业生涯早期曾经担任罗格斯大学托马斯·Ａ．爱迪生文库编辑。由于熟稔爱迪生的文献资料，吉特尔曼敏锐地发现，基特勒对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解释，是依据一个不言自明的留声机技术样态而展开，也即现今所理解的、能够完美储存和复制人类声音的机器，根据这样的预设来组织和阐述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背景。因此，在基特勒的分析中，尽管他给出了留声机作为电报改造副产品、深受合成声音机器和声谱描记法影响等发明的解释，但却始终难以确立这些前提对留声机发明具体影响的历史证据。在吉特尔曼看来，基特勒是拿着一个自己设想好的技术样态按进爱迪生的发明历史里去，然后竭力为其寻找发明的背景因素。然而，这种做法，恰恰将留声机发明的历史语境置之不顾。吉特尔曼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基特勒将特定的技术形态想当然地当作媒介物件的本质，媒介面世之时就已经成形，因此，基特勒“似乎不需要通过阐述留声机被发明的原因和细节来说服他的读者，因为他早已经知道什么是留声机，并且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这使得一种媒介在其自身的历史之中，既作为证据又作为成因而存在”，事实上落入循环论证的窠臼（吉特尔曼，2006/2023：8-9）。因此，在秉承基特勒基本视野的前提下，吉特尔曼依据早期范式所展现出来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对媒介范式的改造，寻求一种能够展现人与媒介历史互构的研究路径，推动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早期范式面临挑战、亟待创新的时机，科学史研究的理论资源推动了吉特尔曼对媒介史范式的改造。取科技史之“石”攻媒介史之“玉”，得益于吉特尔曼特殊的教育经历和科研背景。尽管出身文学史，吉特尔曼在研究生时期就对科学与文学之间“两种文化”之区隔提出质疑，在博士研究中，她通过对1777年前后英美海军以库克船长为代表的探险团队的勘查报告和1852年H．M．S．响尾蛇舰队研究报告的考察，描述公共报告的叙事形式如何勾连探索者的私人经验和西方对他者世界的公共知识，从而形成对于对世界的科学感知与呈现（Gitelman，1991）。博士毕业后，除去担任爱迪生文库编辑，吉特尔曼也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科学史专业。丰富的科学史研究经历，使得后来先后到天主教大学媒介研究系和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任教的吉特尔曼相比其他学者而言，更能够汲取科技研究的养分来服务于媒介研究。

20世纪末在科学史领域颇为火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吉特尔曼影响深刻。与后人文主义的理论主张类似，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79/2023）在解释现代科学相比先前时代所呈现出的断裂性特征的时候，摒弃了归因于理性思维觉醒，或者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等人类中心主义的路径，而是聚焦于既往研究所忽略的“非人行动者”——科学实验室日常使用的纸张图表、印刷刊物、技术仪器等科学器具。在拉图尔看来，正是通过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才能实现经验现象向文本图像的转化，使科学家坐在工作台前就能够感知到科学实体。为了把握科学器具在现代科学的形成之中起到的作用，拉图尔挪用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铭文”（inscription）概念。德里达使用铭文来描述前于书写的、形成意义之物质痕迹的原初形态（拉图尔，伍尔加，1979/2023：288）；拉图尔则用铭文指代科学研究中所依托的文本符号和成像技术，也即通过视觉化形式把握科学现实、将其“铭刻”于平面之中的技术形式。作为一种“不可变的可移动之物”（immutable mobiles），铭文装置与作为调动实践（mobilization）的研究活动相结合，技术器具可以被任意携带到各种地点，例如带着地图绘制工具从欧洲到远东大陆探险，然而无论如何处置，铭文所勾连的只会是被限定好的现实，地图无论从何方带回，它始终是对地球上某个角落地理现实的再现。如此看来，现代科学的历史形成，完全可以理解为是铭文的调整、叠加与创新。通过统计图表的叠加运算，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可以跃然纸上；借助成像技术的堆叠组合，浩瀚星空同样可以被呈现于肉眼之前。在这种科学运作的模式之下，“最弱者通过痴迷地、专一地操纵各种铭文而成为最强者”。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革命，事实上就是铭文世界的重组革新，拉图尔（1986）大胆宣称，“借助纸面上那些远比所提取事实单薄的脆弱铭文，哪怕单枪匹马，亦可以统治万物生灵”。

尽管行动者网络理论发源于科学史及科学人类学，但是拉图尔以铭文为核心的阐释路径却具有一般本体论及认识论上的创新性价值。吉特尔曼就敏锐地抓到了媒介与科学器具的共同特质，在她看来，媒介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的科学性器具”（th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a society）：正如科学家通过数字成像铭文的再现进入微生物的世界一样，媒介的核心同样被指定为一种作为铭文的技术形式，一方面，其以再现的形式构建人与特定社会实体的关联，给人类社会带来某些具有自明性（self-evident）的现实，例如史书记载远古的事件、网络直播带来地球此刻其他某处的影像等，“媒介进行再现并且界定了再现的方式，新媒介则提供了可以持续、日常地体验某种再现本身的新场所”（吉特尔曼，2006/2023：4）。另一方面，铭文与调动实践互为基础，围绕显微镜图像的科学铭文调动实践构筑出从试验仪器到实验室制度，再到科学成果发表的制度环境，显微镜图像的意义因此才得以形成和维持，媒介也是依托技术形式与传播实践的相互塑造，举例而言，电话的技术形式通过围绕电话形式的系列传播实践形成各种层面的社会协议配置：日常的电话交流规则、依托相互问候的社交仪式、电话服务的商业关系、电话基础设备环境的架构及其制度，如此等等。在这一视角下，“媒介被定义为在社会层面上所实现的传播结构，其中，结构包含技术形式以及它们关联的协议（protocol），传播则是一种文化实践，一种在同一心像地图上共享或践行关于再现的流行本体论的不同人群的仪式化组合（collocation）”（吉特尔曼，2006/2023：6）。作为结果，正如铭文与调动实践共同形成科学事实以及相关数据搜集、处理和存储的社会结构，构成现代科学文化；技术形式与传播实践的相互塑造与推动，也使得特定的社会现实以及使其相关数据运转的传播结构得以存续，塑造特定的社会文化。

按照铭文与调动互构的角度来理解媒介（本文权且简称为“铭文视角”），不仅能够展现媒介造成的文化塑造性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直击基特勒那种“硬件”式媒介预设的要害：不同于基特勒将技术逻辑看作是媒介物件内在属性，奠定一种具有本质化、先验性的媒介形态，在吉特尔曼看来，技术形式“作为核心的连贯性特征可能是试探性质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被看到的时候是那样的”。因此，“将技术自然化和本质化，如同它是各种变化的漩涡里那个不会变的‘具有某种先天自我规定属性的稳固物件’，是一个极大的谬误”（吉特尔曼，2006/2023：7）。举例而言，同样是电话，但是政治或商业领域播放广告宣传的电话，和日常社交之中朋友畅聊的电话，其不光再现的内容、传播的场景乃至规范制度天差地别，就连关键的技术形式也不相同（前者是声讯撒播，后者是远程对话）。因此，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电话技术形式，相反，电话的技术形式是与特定的传播实践相关联的。然而，吉特尔曼所挪用的“铭文”，则是一种塑造实践的形式，是存在于社会传播实践之中的，本身外在于媒介物件。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某种本质化设定的媒介先验。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微妙但关键的改造，吉特尔曼解决了对基特勒早期范式将技术形式固定化的问题，使得媒介技术形态从分析的前提预设转变成被分析的历史现象。

铭文视角的打开，直接带来媒介史样态的转变。如果媒介技术不存在一个固定样式的话，那么它本身就是在传播实践的历史语境转变之中不断更新。因此，铭文视角下媒介史书写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使得媒介的面貌从单数转变为复数，从依据超越历史情境的特定物件作为根据罗织起来的历史，转变为不同社会背景下多元化的媒介形态堆叠起来的历史。不光每一种媒介都能构成一部历史，即便是对于同一种媒介，伴随着所处时空环境和社会场域的变化，也会不断生发出与先前迥异的媒介形态及其意义，媒介史的样态就是连续不断的断裂点的集合。在这里，马文（Carolyn Marvin）意义上的“旧术犹新”（when old technology were new）的时刻成为历来如此、时时如此的常态，媒介史呈现为由“新新不息”（always already new）的媒介所构成的历史。

这种媒介史样态的变化，在吉特尔曼与基特勒关于留声机迥然不同的历史叙述中得到具体体现。有别于基特勒将留声机发明的时刻视为划时代的节点，在吉特尔曼的视角下，留声机完全是一种“多重人格式”的机器，也就是说，留声机在发明时候的样子与后来的样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按照她的勾勒，早期的留声机起码先后展现出三种样貌：首先，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初，留声机的技术核心并非基特勒所说的人声复制与回放，因为当时留存声音使用的锡箔纸十分脆弱，几乎不可能反复播放，相反，留声机是作为一种记录声音的特殊形式而出场，它将声音转化到锡箔纸的划痕之中。这种新奇的听写机器在1878年前后被签约展览者带到全美各地进行展演，成为公共娱乐，特别是滑稽表演的组成部分；其次，到了1889~1893年，蜡制圆筒改良之后，回放方才成为留声机的主要功能。这一时期，留声机是以投币留声机的形式被放在公共会客厅、沙龙、酒店、商场等地方，供人投币后通过听筒收听美国时兴的户外乐团音乐，成为一种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在公共场所开展私人娱乐消遣乃至培养民族情绪的机器；而后，到了20世纪初，留声机逐渐成为第一种非印刷类的大众媒介，它以家庭留声机的样态深入到作为私人空间的美国家庭之中，通过预录制唱片为家庭妇女提供歌剧及多元音乐的标准化收听体验，成为美国中产社会家庭文化塑造的关键要素。从滑稽戏到乐团音乐再到歌剧，从音乐厅到沙龙会客厅再到家庭，留声机并未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就被定了形，相反，它持续被卷入不同的社会情境，遭遇不同的传播实践，从而在不同文化的运作中扮演着关键的构成性要素，也在这一过程之中展现出三种迥然不同的硬件样貌。在吉特尔曼这里，留声机史是被锡箔留声机、投币留声机、家庭留声机等多种技术形态堆叠出来的各种断裂点的集合。

更为新近的信息技术史同样体现出吉特尔曼与基特勒范式的显著差异。基特勒旗帜鲜明地宣判数字网络是“媒介史的终结”（基特勒，1993/2013）：由于数字技术整合一切实体渠道，因此，媒介如同弗朗西斯·福山笔下的人一样，也就走到了尽头，“一个基于数字基础之上的媒介联合体将消灭媒介的概念本身”（温斯洛普-杨，2011/2019）。然而，在吉特尔曼看来，基特勒结论的基础只是建立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的数字网络实践之上而已。事实上，数字网络同样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展现出多样化的技术形态：在20世纪中叶，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络被构建出来的阶段，数字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文献管理方式而出现，逐渐建立起数字文本沟通的文本模式、操作规范、输入／输出设备乃至应用场景；然而到了数字网络实现全球应用的当下，数字网络的技术形态发生了改变，不再局限于对纸质文本的数字化，而是产生出完全根植于数字环境的文件（比如Word文件），扩展出文献学事实新的维度，我们日常使用数字文本时出现的“找不到对象”、“格式不正确”等问题就是其中的体现。如此看来，数字网络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成形模样，它同样时时处于更新变化之中。在吉特尔曼的笔下，历史并未因为数字媒介而终结，相反，数字媒介的出现，为川流不息的媒介史长河又开辟出一条新的支流，基特勒的“终结”变成了吉特尔曼的“发端”。

在新世纪之交，吉特尔曼在基特勒所开启的问题域之下，通过援引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资源，拓展出崭新的后人文主义媒介史范式。事实上，除去“基特勒－吉特尔曼”这一脉之外，同样也有其他学者在反思及改造基特勒的早期范式：举例而言，在德国本土，以伯恩哈德·西格特为代表的媒介研究者通过“文化技艺”（Kulturtechnik，Cultural techniques）来解决基特勒的“硬件”视角可能带来的问题，将聚焦的核心从媒介技术本身往前提到特定的操作实践（operation）：“文化技艺的概念聚焦于那些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先于媒介概念的操作或操作序列，媒介的概念正是从中产生”（Siegert，2011：15；Siegert，2015）。例如，文化技艺是视数数行为而非数字为本体，而真正呈现在纸上的阿拉伯数字则被看作是操作序列在特定语境下呈现出来的形态。在法国媒介学领域，雷吉斯·德布雷则用中介行为来区分于可能落入到物件层面理解的媒介，强调是作为“运输传播设备上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功能”的中介设定了物质层面组织的秩序与形式，使得特定的思想及人类文化得以被传承下来。无论是文化技艺还是媒介学，后来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媒介物件不应被作为确定的、先验性的技术物来看待，相反，正如米歇尔与汉森所说，“媒介本身就是被调节（mediation）的结果，媒介通过个人主体性、集体行为、技术能力之间的三向交流构建而成”。因此，如上这些后续的范式调整，无论具体理论的构建有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开显出因为基特勒式的、“对事物和技术做经验性收集的媒介”而被遮蔽了的、“作为一种理解角度的媒介”（米歇尔，汉森，2010/2019：1-14)。

从基特勒到吉特尔曼，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因应数字革命而出现，将描述媒介对人类文化历史变迁的构成性影响作为核心视野，并且历经二十年左右的发展，逐渐摆脱对于媒介技术形式的自然化及本质化预设，将研究范式的核心逐渐从媒介物件本身转变为基于媒介、形构媒介的社会传播实践，形成一种既关注历史媒介的塑造性影响，又向多元异质的社会语境敞开的媒介史研究范式。

如上研究脉络的兴起与发展也意味着媒介史在学科层面上的再定位。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史更像是历史学或是传播研究的子领域，关注的范围集中在媒介机构及其专业领域之中，那么数字革命激发出的后人文主义路径下，媒介史研究的学科地位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国，伴随着1993年柏林洪堡大学文化研究所的重组，媒介史登堂入室，后续发展中，无论是文化技艺还是媒介考古学，都成为德国文化研究里重要的研究脉络；在法国，德布雷在学科版图中勾勒出媒介学这一崭新领域；在美国，即便是媒介研究系，也见证了数十年来媒介研究相对其他人文研究而言在规模上的突飞猛进（吉特尔曼，2006/2023：1）。齐林斯基的看法能够反映这些变化背后共同的时代现象：由于对于媒介认识的转变，使得媒介史乃至整体媒介研究已经无法被框定为某个学科范围内的东西，其超学科的性质与其被设定为某种学科内的“媒介理论”，不如以超学科性质的“媒介思想”来概括（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

不仅如此，由于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作为一种视角存在，意味着人文学科本身的形成与演变本身也可以成为媒介视野下的历史现象，从这一点上看，媒介史还具有人文学科之元学科的潜力。事实上，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已经出现对于科学知识生产的人类学思考，既有研究已经探讨过生物学家如何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植物学家如何利用简明拉丁文辨析植物、物理学家如何应用数学模型概括复杂现象等，将学科知识的“真理”放到科学铭文的视角上去思考。同样地，当问题变成艺术史家如何学会观看、历史学家如何学会阅读、哲学家如何学会论辩这样的议题时，媒介史同样能够派上用场：吉特尔曼就曾经探讨过留声机对文学知识变迁的影响：留声机提供了一种通过模拟技术直接将声音转化为纸面痕迹的记录模式，使得书写作为一种记录方式的人工性显现无遗，暗示前于书写的事实的存在。作为后果，在同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家摩西·科特·泰勒（Moses Coit Tyler）的《美国文学史》之中，就创造性地将言说看作文学的源头，而将书写印刷看作是寻求既往记录的一种特定痕迹，奠定了美国文学史最初的框架和模式（吉特尔曼，2006/2023：40-43）。尽管吉特尔曼的分析颇为大胆，未及构建严密的逻辑论证，因此也未必能够让人文学科其他领域研究者服膺，但是这样的分析切实展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学知识形式与同期新媒介经验可能存在密切的关联，显现出媒介史作为人文学科之元学科的可能。

作为数字革命的新兴热土，中国土地上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媒介变革。这样一种变革在宣告既往知识有效性危机的同时，也在传唤着历史思考的到来。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对诠释中华文明的古今变迁，定位数字时代所处的历史境况能够提供来自媒介面向的启发。可以看到，后人文主义媒介史研究的路径近十年也在本土媒介研究中兴起，无论是技术哲学脉络下宇宙技术的探索（许煜，2016/2020），还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内部围绕媒介实践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倡导（黄旦，2015/2018），媒介史正在成为一种探索中华文明的过往与现今的新兴路径，为人类社会认识新兴媒介革命及其人类境况提供本土经验的贡献。

（陈鑫盛：《探究“文化的数据”：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的兴起与发展》，2024年第8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