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人文主义：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

2022年，我和家人从英国迁居德国，新校园电子邮箱收到的第二封邮件便来自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教授，他专程写信祝贺我获得新工作——被聘任为德国帕德博恩大学（Universität Paderborn）媒介经济学教授。莫斯可是位善良仁厚的前辈，作为热忱的人文主义者，他对朋友、同事、劳动者、受压迫者甚至整个世界都表现出深切的理解、怜悯与关怀。他在互联网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成果斐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24年2月9日，莫斯可教授猝然长逝，享年75岁，留下遗孀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两个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莫斯可教授都将被家人、朋友以及国际批判传播学界长久缅怀。

莫斯可教授出生于1948年7月23日，在美国纽约长大，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移民的儿子。在纽约曼哈顿“小意大利”的生活经历，形塑了他一生对阶层、贫困和劳动的认知与关注。他于1970年获得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历史学学士学位，1975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美国广播业的规制：一种比较分析》（The Regulation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师从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作者。他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职，1973—197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Lowell）担任助理教授和系主任；1978—1981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担任副教授；1981—1984年在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任副教授；1984—1986年在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 s University）任副教授和教授；1993—199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客座研究教授；1989—2003年任职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2003年，莫斯可回到加拿大女王大学，担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主席（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直至2011年荣休。2016年，他受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特聘研究员。

莫斯可教授创立并发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他的代表作《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作为教科书式的典籍历经两版，在全球广泛传播，被翻译成中文、韩语、西班牙语、波斯语等不同版本。他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多元议题的探讨之中，包括互联网政治经济学、数字媒介与技术、知识劳工、劳工运动与工会、媒介与技术意识形态、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信息社会、传播政策、广播、可视图文、媒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媒介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电子监视、媒介与全球化、媒介与社会性别、公共领域、战争与和平中的媒介，等等。

莫斯可教授一生屡获殊荣。2004年，他出版了《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The Digital Sublime: Myth，Power，and Cyberspace）一书，该书获得当年“加里·奥尔森图书奖”（Gary A. Olson Award）。同年，他获得了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颁发的“达拉斯·斯麦兹奖”（Dallas W. Smythe Award）。2014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授予他和麦克切尔教授“专业自由与责任奖”（Professional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Award），以表彰他们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2019年他因在媒体、市场与社会等领域的卓越贡献被国际传播协会（ICA）授予“埃德温·贝克奖”（C. Edwin Baker Award）。

在学术与社会工作方面，莫斯可教授曾于1989年至1994年担任IAMCR政治经济部主席，同时也是IAMCR国际理事会成员。1981年他和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等学者共同创建了民主传播同盟（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该协会汇聚了北美地区大量从事批判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学者，在学界和业界影响深远。自2009年以来，他一直是《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的编委会成员，2015年起受邀担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开放获取图书系列“数字和社交媒体批判研究”（Critical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Studies）的编委会委员。他的审稿工作质量极高，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稿件的问题，且总是那么高效，是编辑们非常喜欢和倚重的审稿人，这样的审稿人在学界并不多见。他的审稿意见兼备批判性和建设性，既极具穿透力，又真诚可靠。此外，他还常常以各种方式关心青年学人的成长与发展，无条件地给予他们支持与帮助。他是一个慷慨、善良、极富同理心的学者，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芒。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莫斯可曾这样说：“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有必要认识到同理心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尤其当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中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要对自己、我们在意的人，甚至反对者具有同理心。”在讣告中，莫斯可的家人这样写道：“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他的两个女儿都成为才华横溢的新时代独立女性。他的晚年，四代同堂，承欢膝下，慈乌反哺，尽享天伦之乐。他的家庭，包括数十名已经开启了各自学术生涯的弟子，是他巨大的骄傲、喜悦和爱的源泉，他们将非常想念他。”

我第一次接触莫斯可教授和他的学术研究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当时我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莫斯可的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我和许多学者而言，无疑是了解传播与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核心文献。在这本书中，莫斯可阐释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七条原则：历史性、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实践性、商品化（包括内容、受众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时空关系和结构化。这一系列原则既全面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也侧重于展示如何运用这七条原则及其内在联系，对纷繁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全面考察与深入反思。在促进公共利益和公正传播理念的指引下，在莫斯可和他的学术成果的启迪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媒介与传播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并运用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资源，分析和省思现实生活中的阶级、阶级关系与社会抗争。

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强调了人类活动——劳动与实践的重要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构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总是与政治、行动主义、社会运动工联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和社会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莫斯可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关注为了谋求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各类社会抗争（即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的活动，特指人们通过自由和创造性的活动生产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自己”，而政治经济学“根据指导我们实践的价值观来衡量政治经济学知识，包括公众参与和平等的社会民主价值观”。由此可见，莫斯可所提倡的分析传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一种基于结构（结构化、商品结构、阶级结构、权力结构）和能动性（劳动、社会运动工联主义、实践）的辩证法。在马克思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观点基础上，他提出，结构化是分析我们成为结构性产物的过程，这些结构往往是由社会行动或人类的能动性所产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旨在进一步探究社会行动是如何在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只有在社会结构允许的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带来社会变迁并创造历史。这种方法无疑挑战了过去专注于结构分析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

莫斯可倡导传播政治经济学应采取批判人文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即强调结构与“主体、社会进程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形塑关系。其中对于商品化、资本主义和劳动的分析体现了他对阶级关系的重视。莫斯可的结构化分析不仅关注阶级，还聚焦“阶级、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勾连”，这也是为什么他坚持传播政治经济学应立足于“对传播中权力关系的分析”的观点。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这个观点，但其重要性在于，性别关系、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都有经济和阶级方面的影响，这些方面对于传播现象的政治经济分析是至关重要的。“阶级是考察结构化过程的起点”，阶级分析则是“理解传播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切入点”，因此研究人员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应该同时考量社会性别、种族和社会运动等互相形塑的结构性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分析可能与阶级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也可能存在冲突，这也体现出阶级和支配之间复杂交互的关系及其张力。例如，在对通信产业女性劳动者的研究中，学者们需要关注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带薪和无偿劳动、再生产劳动以及传播资本主义中的性别结构等诸多理论资源与研究议题。

莫斯可突出强调了劳动研究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他警示道，在传播研究中，鲜有学者关注劳动和劳动过程，因此不夸张地说，劳动仍然是传播学研究的盲点。今天，有大量关于媒介与传播产业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抗争的研究，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运用莫斯可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开展对媒介产业从业者的研究，而且这种方法变得愈发重要。他和麦克切尔在《传播劳动：全世界知识劳动者会联合起来吗？》（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分析的基础，并区分了狭义、广义和延伸的“知识劳工”概念。狭义的“知识劳工”将知识工作定义为“直接创造性”的劳动；广义的“知识劳工”指“处理、分发和传递信息与知识”的劳动者；最广义的“知识劳工”包括“知识产品生产和分发链中的任何人”。换言之，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最为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

莫斯可和麦克切尔认为，更好地定义“知识劳工”，不应仅仅从纯粹的理论依据出发，而是应该加入政治考量。从历史上看，当工会规模小且分散时，他们的力量就会弱化，而包括媒介资本在内的资本已经变得更加集中，并以全球公司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在传媒领域，媒介技术的融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当资本是全球化的、灵活的、网络化与垄断的，而劳动者相反是以国家为边界的、不灵活的、静态的和分散的时候，工会实质上就缺乏挑战全球传媒集团权力的能力。由此，莫斯可和麦克切尔赞成第三种最广义的“知识劳工”定义，这有助于大型工会的创建，以及工会和工人权力的扩大，同时将尽可能多数量的工人纳入组织服务和知识劳动者的工会之中。这样的理解指向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或观点，即“知识劳动者能否跨职业或国家边界团结起来？”换言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组织一个超越传统的，不会限制工人抗争机会及其需求的大型工会，使得知识劳动者更容易团结起来？在此背景下，“全世界的知识劳动者会联合起来吗？”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莫斯可提醒媒介与传播学者们不应只聚焦“下一个新事物”，即“新技术、新编程、新观众”，而是要关注诸如“世界的通信人工会联合起来吗？”这样的政治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曾与加拿大通信、能源和造纸工人联盟（Communications，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 of Canada）以及电信工人联盟（Telecommunications Workers Union）等垂直领域的工会合作。莫斯可和麦克切尔用“劳工联合”（labour convergence）一词来描述工会合并、网络化工会以及跨行业、跨国家、跨职业和跨其他各种边界创建大型工会的现象，这些边界是多维度的，包括媒体技术与媒体内容、家庭与办公室、带薪与无偿劳动、全职与兼职，以及固定工作者与自由职业者，等等。“劳工联合”承诺赋予工人阶级更多权益，其中比较典型的“劳动联合体”有北美地区的美国通信工人联合会（CWA）、德国的Ver.di以及全球工会联盟（UNI Global Union）等。其中，CWA 代表的是航空乘务员、电信工人、汽车、航空、家具和电器行业的工人、公共卫生保健工作者、公共教育员工、记者以及音频和视觉行业的工人。ver.di 是一个代表金融服务、文化、媒体、印刷、运输、公共服务、健康保健、零售和交通等行业服务工人的德国工会。全球工会联盟是一家在15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支的全球贸易工会，它活跃于护理、商业、金融、游戏、出版、印刷、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媒体、艺术、物流、物业服务、专业人士和管理等众多领域。全球工会联盟拥有超过2000万的会员。这样的大型工会可以集中大量的资源，用于劳资纠纷、企业行动、法律冲突、公共关系和宣传活动，这使他们在与资本的对抗中获得更多的议价权。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为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学术灵感与思想源泉。他在《按键幻想：可视图文和信息技术的批判》（Pushbutton Fantas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Videotex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技术将工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属物”，以此来论证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自动化进一步导致“工作的贬值”。他在《按次付费社会：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与传播》（The Pay-Per Society. Computers &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一书中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并强调：传播手段与整体的增长或资本积累过程之间存在关联。不难发现，资本主义不断将传播与信息技术纳入其生产的基本过程之中。在讨论空间化问题时，他发现：“时间消灭空间”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即资本主义利用和改进交通与传播方式的能力不断增强，缩短了货物、人员和信息在空间上移动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减弱了空间距离对资本扩张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传统注重“历史性、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在莫斯可看来，这些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他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受到关注“阶级统治、剥削、矛盾、斗争和抵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启发。在《云端的马克思》（Marx in the Cloud）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启发我们思考：数字世界何以更接近“一般智力”的愿景，而不是一个“公众的权力仅限于购买数字服务”的世界？这一愿景的前提是，信息是一种公共管理的资源，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它；与此同时，公众控制数字世界，形成“公共云”（public cloud）。

我依然记得，2011年的IAMCR年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在当年的会议上，我和莫斯可不约而同地都提交了有关马克思与传播的论文。他计划发表题为“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哪一个？关于知识劳动和媒体实践”的主旨演讲，而我则打算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围绕“互联网批判研究的现状”和与会者展开交流和讨论。虽然莫斯可教授未能出席会议，但在会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激发了我们共同编辑开放获取期刊tripleC特辑的想法，以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媒介和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特别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语境中。关于特辑的名称，莫斯可教授睿智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斗争：今日卡尔·马克思的重要性”和“马克思回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对当今批判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两个选项，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最终选择了后者作为特辑的标题。该特辑于2012年5月出版，共刊发了29篇论文，约500页。这期特辑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装自己;另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从未离开我们，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始终是我们手中的“思想武器”之一，帮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媒介与传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特辑将29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即（1）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2）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3）马克思与媒介使用；（4）马克思、替代性／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与莫斯可教授共事是令人愉悦的，我相信任何与他合作过的人都会有相同的体验。我和莫斯可教授不仅都对马克思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合作的过程也极富建设性和趣味性，我们各抒己见、互通互鉴、不亦快哉。

2013年，我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欧洲社会学协会（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遇到大卫·法森费斯特（David Fasenfest），他是《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期刊和“批判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Critical Social Science）书系的编辑。他建议将tripleC上刊发的优秀论文汇集成书，成为书系的一部分。经过商议，我和莫斯可教授接受了这一提议，将马克思特辑拆分为《马克思与媒体政治经济学》（Marx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两本书同时出版，并额外收录了特辑之外的几篇论文。

莫斯可在为特辑撰写的文章中发问：马克思的哪些观点与今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关？他的回答是，“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从早期关于意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研究到后来关于资本主义结构和动力机制的研究。前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启示，后者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不过，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尤为重要。在《大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播技术作为一种关键性工具，与交通工具一起，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而且社会知识（一般智力）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商品化。一般智力“具有将资本主义扩展到知识、文化和信息产业的巨大潜力”，但“控制这类劳动力远比控制和引导体力劳动者更具挑战性，毕竟资本对体力劳动者知识和情感的影响较小”，这也暗示知识劳动者有可能挑战资本的支配性地位，并推动知识公共领域的发展。关于马克思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莫斯可强调：“马克思利用他的新闻工作关注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他支持“言论自由、反对审查制度”并“关注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大纲》提供了将知识和传播劳工理论化的可能路径，而马克思的新闻工作展现了如何用激情和智慧去实践它。这值得所有传播学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学习。从他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阅读和运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助于当代学者进一步发展传播和社会的批判研究。

媒介具有文化性，不同的观念通过媒介在公共领域传播，人们对其进行阐释与讨论。在阶级社会中，媒介是想法、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场，由此产生出“媒介中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in the media）和“关于媒介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the media）。在《数字化崇拜》一书中，莫斯可分析了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指出神话是蕴含尚未实现甚至不可实现的美妙幻想，是虚构、不真实的流行图像和叙事。他提出“数字化崇拜”这一概念，并解释到：互联网是创造当今时代神话的关键力量，这些神话包括：互联网带来历史和政治的终结；全新时代的开始，战争和冲突的结束，以及和平与民主的到来；地理区隔的终结，人类将在超越民族主义和冲突的地球村中和谐共处，等等。这些神话“与现实相去甚远”，互联网成为一个“政治性场域”。他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解构了“数字化崇拜”，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中的商品化逻辑、企业垄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监控等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数字化崇拜》一书是对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批判，提醒学者们意识形态分析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因为神话“通过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使某些现实或被建构的现实自然化。

在《按键幻想》中，莫斯可对可视图文进行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通过揭示信息传播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解构了可视图文的意识形态。可视图文是一套交互式的信息通信系统，它结合了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数据库以及通过电话网络的数据传输。与之相关的是图文电视（Teletext），作为信息系统，它结合了文本信息、电视接收器，以及通过广播网络的数据传输。可视图文是现代互联网的早期形式，是非全球性的，以国家为边界。在法国和加拿大，可视图文和电视图文都作为公共系统来进行开发和使用。公共邮政服务和电话运营商Postes，Télégraphes et Téléphones（简称PTT）运营着法国的可视图文系统Minitel。加拿大通信部门运营可视图文系统Telidon。在英国，电视图文系统（Ceefax）是由BBC运营的公共系统。而可视图文系统（Prestel）最初是由邮政部门和英国电信运营的公共系统。1984年，撒切尔政府将英国电信（BT）私有化，Prestel成为私有化后的BT的一个部门。它被转化为一个在资本主义所有权结构下运营的系统。在美国，可视图文服务的开发和运营完全由私营企业控制。Knight-Ridder和AT&T运营了Viewtron。另一个可视图文系统Prodigy始于1984年CBS（广播公司）、IBM（计算机公司）和Sears， Roebuch and Co.（零售公司）的联合投资，1986年，CBS退出了投资。

在《按键幻想》中，莫斯可挑战了可视图文的意识形态，即可视图文的“主导幻想”（the dominant fantasy）——资本主义可视图文系统只有优点，它能为大众提供在家中学习、购物、银行业务、工作、娱乐等机会，使得“人们在不离开客厅的情况下就能不断丰富其日常生活”。他解构了可视图文背后的各种意识形态：后工业意识形态声称资本主义可视图文为所有人创造了财富，并提供大量有创意、令人满意的知识型工作。多元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可视图文创造了一个多元民主社会，在此，每个人都被赋权，且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大众社会思想指出，资本主义可视图文要么创建了一个公共的全球社区，要么创建了一个极权的监视社会。发展主义声称，西方资本主义公司将资本主义可视图文系统出口到全球南方，这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财富积累和民主建设。对此，莫斯可通过借鉴斯麦兹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的权力结构分析、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过程理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对这些主张提出了质疑与批判。

莫斯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视图文的现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指出，可视图文确实帮助一些人“赚钱，有更多的掌控力，更容易地获取知识”，而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消费和劳动的异化。基于斯麦兹对商业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受众商品理论和受众劳动研究，莫斯可提出，可视图文推动了消费者监视（consumer surveillance），将家庭转变成了工厂，通过创建“受众领域”（audience sphere）（即“受众商品”侵入公共和私人生活）破坏了隐私和公共领域。可视图文扩展了“公司量化受众、市场化以及深度介入他们自身商业化过程的能力”。其发展趋势是“在国家支持下，企业利用可视图文获取利润”，跨国公司也因此获得了“边缘地区深受压迫的低工资人口创造的利润”。质言之，可视图文既是一种全球性力量，又成为一种“跨国企业全球扩张的工具”，打开了国内外的信息市场。其结果是信息资源的分配日益失衡，少数大型企业控制着信息的生产与分配，这导致信息富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鸿沟持续扩大，进而加剧了全球权力的分化。

传统上来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是“泾渭分明”的。例如，劳动过程分析较少关注意识形态，而批判话语分析也鲜少将文化劳动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作为其研究对象。莫斯可同时关注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批判，将意识形态批判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八条原则。对马克思而言，意识形态批判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他不仅将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还将其理解为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商品拜物教作为资本主义逻辑、美学和意识形态之间联系的深刻反思。

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理论、方法、道德哲学和实践。他明确了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特别是将深度访谈视为获取丰富的传媒和社会信息的重要来源。同时，他强调对意识形态展开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以及我们可以从文化艺术品中获得的启发，这些文化艺术品，包括文学、电影、音乐、戏剧、建筑等。例如，莫斯可在《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To the Cloud: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中将云视为一种隐喻，通过与阿里斯托芬（Artistophanes）的戏剧《云》（The Clouds）（首次表演于公元前423年）、14世纪的灵修著作《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the Unknowing）、戴夫·米切尔（Dave Mitchell）的小说《云图》（Cloud Atlas）以及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和托马斯·萨拉切诺（Tomás Saraceno）关于云的艺术作品的讨论进行对话，探讨了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学到哪些关于云计算的知识。在《数字世界的智慧城市》（The Smart City in a Digital World）一书中，莫斯可深刻地剖析了城市是如何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想象中被组织起来的，比如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关于乌托邦城市的写作，规划师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倡导的纪念碑主义建筑，以及创意城市。在《数字化崇拜》中，他阐述了在电报、电气化、电话、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分别崛起的背景下一度曾广泛流行过的故事、迷思和想象。

莫斯可将政治经济学视为连接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社会学与文化分析，演讲与文本，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以及社会与技术之间的桥梁。他指出：人们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来开拓第三种路径，这种路径既不会回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占据不同领域的世界，也不会回到一个领域主导另一个领域的世界。有学者提出，这需要形成第四种文化，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也不是两者的某种结合，而是在两者所描述的世界中形成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介入其中，它将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与艺术（传播）两者有机地融接在一起。

道德哲学与实践是莫斯可倡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七条原则中的两条，也是思考如何推进公正传播的重要面向。莫斯可关注媒介与公共利益，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强调劳动者、工会和抗争的重要性。他认为，传播的自由空间既包括另类新闻、公共服务广播（与国家控制的形式相对）等传统形式，也包括很多新的形式，如公共接入的有线电视频道，以及提供开放电子会议地点（往往通过博客和社交网络来实现）的计算机网络。进一步来说，这些替代方案受到阶级、性别、种族等结构性不平等因素的制约。公共媒体之所以是公共的，不是因为它占据了一个相对不受市场影响的独立空间，而是因为它的构成模式强调公共性而非商品性。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系统，莫斯可在对可视图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提出，可视图文也存在自身的矛盾和裂痕，因此劳动者和消费者应该通过抗争的方式改变可视图文的发展与使用方向。他设想了使劳动者能够“控制生产过程”的可视图文版本，并主张在法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加强可视图文的公共性。莫斯可还借鉴了德国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戏剧理论和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解放性媒体使用”（emancipatory media use）概念，提出将视频文字转变为“公共利益项目”（public interest projects），并推进“公众对可视图文等信息技术的访问与控制”。他总结道，《按键幻想》是以实现信息公平分配和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斗争，它预示着这些目标不再只是“按键幻想”。

对莫斯可而言，公共利益、社会制度和公共事业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他的研究也聚焦于此。他在《云端》的第二章中强调，在计算机发展史中曾有将信息和信息技术视为公共设施的观点、项目和技术，这些设施就像“道路、水和电力”一样被视为“受监管的公共事业和公共企业”，以此来遏制或防止资本主义的权力垄断。此后，他在《成为数字化：迈向后互联网社会》（Becoming Digital: Toward a Post-Internet Society）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用公共互联网替代资本主义互联的想法，希望公众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信息服务，同时公共信息服务对所有人开放。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公共互联网的建立与社会行动密不可分，这些社会行动涉及的议题十分丰富，包括打破科技垄断、规范商业主义、控制电子垃圾和污染、隐私保护、引入基本收入保障，等等。这些社会行动都与未来互联网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数字世界的智慧城市》一书中，他关注城市作为社会环境的存在，分析了智慧城市政治经济的现实、问题与潜力，阐释了国家控制的智慧城市和企业控制的智慧城市的问题，并提出了公民主导的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本书展示了智慧城市作为当代的一种“数字化崇拜”，它的政治经济运作过程以及所蕴含的民主的替代方案。该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份智慧城市宣言，概述了未来智慧城市的愿景和十项智慧城市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人们让城市变得智慧；（2）鼓励公共参与；（3）重视公共空间；（4）致力于信息的公共享有；（5）保护个人隐私；（6）不歧视；（7）确保高速通信；（8）保护环境；（9）交通建设以人为本；（10）提供公共服务。

我发现莫斯可教授在每一本著作的最后，都会强调如何使媒介服务于公共利益。可见，莫斯可的研究一直是以公正传播、公共利益和良好工作的愿景为指导，并致力于将学术研究和身体力行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也构成了批判人文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莫斯可教授的一生都秉持着深刻的人文主义哲学，我们应将其视为我们日常生活和今后治学的榜样和灯塔。我们相信，他所倡导的批判人文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将继续激励着学术界，影响着未来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而他的奉献和功绩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与缅怀。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批判人文主义：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2024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