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过去还是贬低从前？——不同年代怀旧歌曲对时间比较的影响机制探析

近年来，传播研究日益重视媒介物在怀旧中的作用，致力于理解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如何被旧日的照片、音乐等媒介物所唤起（Bonus，2021；Pickering & Keightley，2015；Wulf，Breuer & Schmitt，2022）。怀旧媒介消费会为人们带来感官输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抵御变化带来的情绪。在所有怀旧媒介中，音乐对于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怀旧情绪至关重要（Wildschut et al.，2006）。已有研究发现音乐可以改变情绪状态，实现诸如安慰、缓解压力、社会联结的作用（Boer et al.，2011；Hole et al.，2015；Hunter，Schellenberg & Griffith，2011），且不同情境下的歌曲对加强音乐唤起的怀旧情绪产生了差异化的作用（Barrett et al.，2010）。如果将怀旧视为一种可被启动的状态，那么，人们似乎很容易美化过去，对过去产生比当下更为积极的评价（Osborn，Markman & Howell，2022）。然而，一项传播学研究却发现，接触怀旧歌曲引发了思乡（homesick）程度较低者更多贬低过去而非美化过去的时间比较（Bonus，2021）。这两类看似矛盾的结论是否有在理论上进行调和的可能？

在时间自我评价理论看来，对过去的渴望同样可以由贬低从前以产生“进步感”的需求所驱动（Wilson & Ross，2001）。换言之，作为一种渴望过去的情感（Sedikides et al.，2016），怀旧并非只是为旧日岁月加上一层“玫瑰色的滤镜”；那些对当下的状况适应得更好的人往往试图且能够在社会当中寻求更佳的位置，从而更多地通过追忆和贬低从前来产生自己随着时间改善的错觉，而适应较差者则反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音乐唤起怀旧与时间比较理论的内在张力可能将统合于一种共同的潜在解释之下：怀旧和美化过去/贬低从前的倾向都可能与个体的自我增强动机有关。

延续周雪光等学者对“文革的孩子们”的典范研究（Zhou & Hou，1999），国家政策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会集中地反映在当前的临退休群体中——他们恰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参加工作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这一群体在怀旧时所听的“老歌”，既可能是盛行于其青春期的“革命歌曲”，也可能涵盖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复兴的抒情老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听老歌”并不完全是既有研究所称的“缅怀革命”（Li & Yan，2020）。在中国，怀旧歌曲的多样性又有助于解决时间自我评价理论中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人们对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等不同时期的往日自我是否存在评价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因何造成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理解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历史事件和制度安排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对其时间感知和历史意识的影响（Westerhof & Keyes，2006）。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采用时间自我评价的理论框架，借助自我增强动机来澄清怀旧状态产生的根源及其与歌曲等媒介物激发的不同方向的时间比较有何异同。除了上述理论必要性之外，本研究在实践层面的关切还包括，现有社会心理学路径下的时间比较研究多将青年学生作为被试，其社会适应能力普遍较强且内部差异较小，而在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现实背景和毕生发展（life-span development）（Heckhausen，Wrosch & Schulz，2010）的社会趋势下，临退休群体的自我增强动机可能更为多样，其在具有高选择性的音乐市场中展现出何种接触怀旧媒介物的趋势？产生了哪些自我的和历史的评价后果？对于回应怀旧与时间比较的理论争议而言颇有裨益。

（一）音乐怀旧与社会变迁

音乐被视为怀旧的主要触发机制之一（Wildschut et al.，2006）。音乐是一种时间媒介，以“节奏化”的时间捕捉并唤起人类经验相关的情感，将听众从世俗与日常中解放出来，唤起听众对地点、光线和过去经历的特定记忆。一方面，听一首老歌可以唤起尘封的过去记忆，激发复杂情绪的产生；另一方面，音乐本身也可能成为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可以在团体环境中得到增强（Botstein，2000）。例如，Gvion（2009）研究发现，以色列歌唱Yiddish语歌曲的老年人群体通过唱歌将他们所经历的过去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叙事，将集体过去与当代经验联系起来，以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同时，他们将怀旧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用其联系个人身份和群体身份，调节过去的身份，并将自己视为目前生活中有意义的参与者。Holyfield等（2013）通过对流行音乐节的研究发现乐队通过音乐中的怀旧情绪与听众建立了情感联系，音乐作为怀旧叙事获得信服的动力载体，创造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

音乐也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映（Wai-Chung，2006；徐开彬，陈婧之，孙靓，2020）。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阶段跟我国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划分基本吻合，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6年，为社会主义改造前七年；第二个阶段是1957~1965年，“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的政治运动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66~1976年，为“文革”时期；最后一个阶段是1978年及以后，为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梁茂春，1993：6）。在考察歌曲唤起的怀旧时，需要考虑不同年代的歌词中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对记忆唤起的影响。中国“文革”十年期间，整个社会的发展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在文化上表现为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与批评，导致“样板戏”为文艺作品的主旋律，允许传唱的歌曲类型单一，主要为后来被归类为“语录歌”和“战地新歌”为代表的革命歌曲与群众歌曲，歌曲风格以“高、快、硬、响”为主。通过对“战地新歌”差异化记忆进行考察，研究者发现，不同年代群体对革命音乐的怀旧有三个主题，其一是创造记忆场所的手段，其二是想象社区的新方式，其三是对过去情感的恢复（Bryant，2005）。改革年代指的是1978年以后10年。这一时期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这个阶段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导致了焦虑和不确定性，老一辈人会感到失落或困惑，并在过去寻找熟悉的东西（Bryant，2005）。随着国门打开，欧美及港台歌曲传入内地，极大丰富了中国内地的音乐市场，中国本土也涌现出大批抒情歌曲。

基于此，本文所关注的人群是1973年及以前出生的临退休群体，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背景有第一手的经验，同时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更能理解音乐与歌词的情感含义。在收听怀旧歌曲时，他们一边回忆过去的经历，一边也在不断评估当下的时代背景。

（二）时间比较理论及其发展

时间比较理论（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TCT）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们被音乐唤起的怀旧，包括怀旧究竟是对过去的一种贬低还是美化。该理论将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SCT）从不同个体间的人际比较发展为个人的内部比较，即人生不同时间点上的比较。其前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人类都天生被驱使保持着一种持久的、连贯的和完整的自我认同感（Davis，1979），这促使他们在现在和过去的自我之间进行比较（Albert，1977）。时间比较理论超越了对回忆的单一关注，考虑了人们在回忆之后如何积极地参与以及如何理解他们的记忆。类似于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1954），人们可能进行两种类型的时间比较中的一种，其中，向下的时间比较是思考他们是如何成长的或他们的生活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的，即“贬低从前”；而向上的时间比较则是思考他们是如何退步的或他们的生活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的，即“美化过去”（Albert，1977）。

在时间比较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时间自我评价理论（temporal self-appraisal，TSA），描述导致人们回顾性地向上或者向下修正他们对过去自我评价的心理因素。该理论假定人们倾向于以一种使他们对现在的自己感觉良好的方式来评价过去的自己，在试图维持或增强积极的自我观时，个体会采取一些策略，比如贬低过去的自我，同时赞扬最近的自己来保持自尊（Ross & Wilson，2000）。对未来的自己有积极预期者更可能进行自我贬低（Conway & Ross，1984），如果人们认为过去的情况更好，或者将来会变得更糟，那么刺激改善动机不太可能导致人们对时间比较的兴趣增加。相比之下，对糟糕过去的记忆或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时间比较活动，从而引发改善动机。

也有学者在时间比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变化的自我系统理论（self-systems theory of subjective change），强调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体验对个人福祉的重要性（Keyes，2000）。该理论认为，个人必须在回忆的基础上构建时间比较，时间比较是一个人当前自我系统的结果，是对稳定与变化的主观建构过程。自我系统假设自我管理有两个基本的动机：自我一致与自我增强。自我一致（self-consistency）指的是一段时间内保持同一个人的标准，即自我验证；而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则是保持或增加一个人积极自我形象的标准，比如增强自尊或者保持对自己的积极评价（Taylor & Brown，1988）。

根据音乐唤起怀旧和时间自我评价理论，本研究推断，临退休人群在开展时间比较时，更可能出现“觉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增强效应，被歌曲唤起向下而非向上的时间比较，这种机制尤其明显地出现在临退休人群聆听年代上更具能动空间的歌曲时。有鉴于此，本研究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三）内外部归因焦点

对事情成败的内外部归因被视为影响时间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的研究测试了归因焦点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个体暂时与过去成功保持距离的程度，发现与可归因于外部原因的事件相比，可以自行负责的事件对时间距离接近感的影响更大（Haddock，2004）。当人们对结果进行内部归因时，主观上感觉比进行外部归因时更接近过去的成功。一项考察柏林墙倒塌后东西德老年人个体感知的研究发现，根据主观变化的自我系统理论，当衰退或增长被归因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外部因素时，会使时间比较与积极影响的体验失去关联（Westerhof & Keyes，2006）。“文革”歌曲作为一种参与群体与定义个人身份的手段主要为教育与动员群众服务（Bryant，2005），多为表现集体生活的歌曲，歌曲主人公多为“我们”，很少是个体的“我”。出于革命歌曲对国家、集体和领袖等外部原因的强调，加之自我增强动机能一致地预测时间自我评价的方向，对未来有积极预期者将产生更强烈的“贬低从前”趋势（Conway & Ross，1984）。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四）内隐理论

另一个影响时间自我评价的因素是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当记忆被遗忘或者难以获取时，人们会利用关于稳定性的内隐理论来建构他们在个人属性上的过去，这意味着不同人对于自己如何随着时间改变持有不同的信念（Ross，1989）。亦有学者提出变化与稳定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 of change and stability）（Chiu，Hong & Dweck，1997），将人们看待历史的两种方式分别称为增长理论和稳定理论。其中，增长理论（incremental theory）认为世界的核心属性是可塑的（malleable），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而稳定理论（entity theory）认为世界的核心属性是固定的（fixed），很难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变；许多研究发现，内隐理论是影响人们社会感知（McConnell，2001；Molden，Plaks & Dweck，2006）、动机与自我调节的重要因素（Grant & Dweck，2003；McFarland & Buehler，2012）。既有研究同样验证了变化与稳定的内隐理论对时间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Ward & Wilson，2015）。一方面，由于增长理论认为世界的固有属性是可变的，当听到强调此种历史意识或内隐理论的歌曲时，人们可能会因自我增长的相对速度落后于世界的总体速度而犹豫是否批评过去的自我；另一方面，稳定理论认为世界的固有属性是不变的，听到此类歌曲的人们会被激发，通过贬低从前的自己来制造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自我完善的感觉。本研究据此提出下列假设：

由于世界的核心属性难以由个体自行推动，自我增强者对改革年代歌曲的偏好也可能受到歌词中内部归因与稳定世界理论的共同作用。例如，革命歌曲通常更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国同构观念，可能削弱人们自我增强的动机，缓和其贬低过去的倾向；以个人生活而非爱国主义情怀为主题的老歌能够唤起个人青春岁月的斗志，可能强化目标人群自我增强的动机，提升其贬低过去的倾向。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那么，怀旧是否总是与向下而非向上的时间比较有关？从概念上看，怀旧是对回到过去的地方和时间的向往（Boyer，2010）。当人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面临不确定性和身份不连续时，这种情绪尤其强烈（Best & Nelson，1985）。怀旧的产生是个人特征和一系列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共同塑造的（Sullivan，2022）。因此，怀旧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特定社会的政治趋势。它涉及各种社会/个人功能，可以提供积极情绪、提高自尊、加强社会联系、增加对社会支持的感知（Sedikides et al.，2008；Wildschut et al.，2006；Wildschut，Sedikides & Cordaro，2011；Zhou et al.，2008）。当引入思乡（homesickness）作为连接时间比较和怀旧的概念时，不难发现，思乡与适应新环境的困难以及相关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密切相关（van Tilburg，Vingerhoets & van Heck，1996），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伴随搬迁而经常发生的现象。思乡情绪关乎个体对当下生活的适应程度，对当下生活适应较差的群体更可能产生思乡的情绪。进而，思乡可以被看作一种“迷你悲伤”（mini-grief），即一种主要由于与家庭和依恋对象分离带来的消极情绪状态，导致人们很难适应新环境（Stroebe，Schut & Nauta，2016）。一项研究让对大学生活拥有不同适应程度的学生被试聆听怀旧音乐，发现适应更好的低思乡者产生了更多向下时间比较，即贬低从前，这增强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高思乡即不适应者的主观幸福感则没有发生变化（Bonus，2021）。可以推测，人们之所以会被歌曲激发怀旧情绪，不仅因为不同年代和歌词内容的歌曲满足了人们对从前差异化的想象，更可能是因为这些歌曲为人们带来了更明显的自我增强空间，产生了向下而非向上的时间比较趋势。本文提出最后一个研究假设：

（一）调查实验设计与实验材料

延续既有研究对人们聆听怀旧歌曲和非怀旧歌曲时产生差异化时间比较的讨论（Bonus，2021），本研究将通过一项调查实验，考察人们在收听不同年代、归因焦点和内隐世界理论交叉构成的10种歌曲时，分别展现出怎样的向上和向下时间比较模式，这种模式又如何中介了人们被歌曲激发的怀旧状态。调查实验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指的是通过调查方法实施的以个人为对象的实验，又被称为嵌入调查实验（Mutz，2011）。其结合了调查和实验方法两者的优势，以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进行准确的因果推断。借助3（歌曲年代：革命年代 vs 改革开放初期 vs 非怀旧，被试内）*2（歌词归因焦点：外部归因 vs 内部归因，被试内）*2（内隐世界理论：增长理论 vs 稳定理论，被试内）*2（时间比较方向：向上时间比较即美化过去 vs 向下时间比较即贬低从前，被试内）的四阶交互重复测量实验设计，研究致力于考察当聆听怀旧或非怀旧歌曲时，自我增强动机的个体差异导致人们“贬低从前”或“美化过去”的时间比较方向是否会因各年代歌曲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不同而有所差异。

既有考察音乐激发的怀旧和时间比较的研究建议，对怀旧歌曲的操作化定义应当兼顾歌曲年代与调查开展时保持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距离以及歌曲创作时被试处于音乐可触发其自传式记忆的青春期早期两大要素（Bonus，2021）。本文的怀旧歌曲被定义为1985年及以前创作的，由成年人演唱，以美声或民族唱法为主的中国大陆原创歌曲。由于自我认同的形成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最迅速、最频繁地发生，因此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13至14岁时听过的音乐将在人的余生中产生持久的影响（Schubert，2016）。也有学者发现“回忆碰撞”（memory bump）现象在怀旧中的应用，即发生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的事件在后来的生活中特别令人难忘或有影响力（Rubin & Schulkind，1997）。本文关注的人群是1973年及以前出生的群体，在1985年最小的年龄约为12岁，已经或正在经历青少年时期，因此，将怀旧歌曲的最晚创作年代限定在改革开放初期结束时即1985年前后是可行的。

为了选取作为实验材料的歌曲片段，在歌曲的选取上，本文从央视春晚上演唱的歌曲中进行选择，以确保歌曲在吸引力、流传度、歌曲派别、演唱风格上保持相对一致。两位研究者收集了从1983年央视春晚举办以来至2023年登上春晚舞台的全部歌曲，共600余首，在统计完之后，两位研究者通过立意抽样对歌曲进行了进一步筛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中国音乐史的了解，以及对身边临退休群体的访谈与咨询，从歌曲库中尽量选择了各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以突出各阶段歌曲的特征。根据基于被试内重复测量的媒介信息实验设计方法论建议，应当使用一组多则媒介信息之间的系统差异来代表一个实验条件或因素的特征，以减少随机误差，同时避免操纵检验（manipulation check）的使用，以免被试从中猜测实验目的（Reeves & Geiger，1994）。同时，既有研究的结论表明，在所选歌曲特征明确的基础上，不需要测试被试者是否知晓歌曲的确切年代，也能通过实验中听不同年代的音乐唤起他们对地点、过去经历等的特定记忆（Botstein，2000）。综上，作为操纵检验的代替，本文将对怀旧歌曲与非怀旧歌曲唤起的怀旧情绪进行比较，作为研究设计具有内在效度的引导检验（induction check）。

在1983年到2023年的600余首春晚歌曲中，除去年代不明的歌曲和传统民歌以外，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歌曲数量仅11首，所占比例较小。此外，由于本文关注的研究对象是在调查开展期间处于临退休年龄段的代际群体，即出生于1973年及以前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因此，创作年代早于受访者出生时间的少量早期歌曲理应被排除在实验刺激物之外。入选的歌曲被分成三个年代、两种归因焦点和两种内隐理论交叉构成的12类条件组合。其中，革命年代歌曲被操作化为1966~1976年间创作的歌曲，改革开放初期的歌曲则被操作化为1978~1985间创作的歌曲。非怀旧歌曲选择了2022~2023年间由成年人演唱的、包括至少一名流行歌手在内的大陆原创歌曲。

在归因焦点的操作化方面，参照既有研究的建议，将歌词含义强调是自己使革命、改革或变化等事件发生的歌曲归类为内部归因焦点歌曲，而强调其他人和外部因素使事件发生的歌曲则为外部归因焦点歌曲（Haddock，2004）。内隐理论方面，对照理论建议，将歌词认为世界的本质基本独立于外在动力、难以改变的歌曲归类为稳定世界内隐理论歌曲（简称为“稳定理论”，下同），而将强调世界始终具有进步趋势的歌曲归为增长世界内隐理论歌曲（简称为“增长理论”，下同）（Chiu et al.，1997）。由于媒介信息被试内实验关注和检验的并非一组多则媒介信息之间的组内差异，而是聚焦于多则信息平均值构成的不同实验条件或因素的组间比较（Reeves & Geiger，1994），因此，除革命年代无内部归因歌曲外，其他10类条件组合中各包含2首对应的歌曲，共有20首歌入选。为了避免引入不必要的歌曲题材差异，非怀旧歌曲全部来源于近两年的春晚，以保证其在宣传主题上与其他积极向上的“年代金曲”的可比性。所有歌曲材料被剪辑成35秒左右的选段，剪辑时兼顾前奏与高潮两部分。进入正式实验的歌曲名单如表1所示。

（二）被试构成、实验步骤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于2023年3月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极术云”依托其预注册的在线样本库开展。根据前述研究设计，对采用F检验、每名被试拥有24次独特观察值的重复测量单因素方差分析而言，在设定效应量为0.25、一类误差概率为0.05、统计效力为0.95的情况下，使用G*Power软件进行估算，本研究所需的最小样本量为60人。为避免工作状态和健康状况可能对因变量带来的干扰，研究在调查公司的样本库中指定同时满足（1）出生于1973年及以前，（2）目前尚未退休，和（3）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在一般及以上三个条件的受访者，构成本调查的配额样本，且男女比例需大致均衡。在确认受访者是否尚未退休时，参照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中的标准化测量方式，向其询问“您是否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包括提前退休或内退？退休是指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退休，以及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所办理的退休。开始领取城居保、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不算是办理了退休手续”。受访者选择“否”时，则判定其为“尚未退休”，可进入调查样本。

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590份，其中男性315人（53.4%），女性275人（46.6%）；党员89人（15.1%）。自报告尚未退休的被试出生于1951年到1973年之间，年龄最小者50岁，最大者72岁，平均年龄为56.15（SD = 4.61），平均预期退休年龄为64.08岁（SD = 4.54）。教育水平方面，样本中共包括未读完小学者12人（2.0%），小学毕业84人（14.2%），初中223人（37.8%），高中197人（33.4%），中专（包括中等师范、职高）47人（8.0%），大专及以上27人（4.6%）。个人年收入的中位数为69000元（M = 68860.00, SD = 25370.41）。健康状况“一般”者138人（23.4%），自评为“好”的被试共325人（55.1%），“很好”者127人（21.5%）。职业方面，样本中在党政机关（n = 7，1.2%）、国有或集体企业（n = 72，12.2%）、事业单位（n = 97，16.4%）、社会团体或居/村委会（n = 42，7.1%）和军队（n = 3，2.7%）工作的体制内受访者共计221人（37.5%），另有包括私营企业（n = 272，46.1%）、民办非企业单位（n = 48，8.1%）、无单位/自雇/个体户（n = 33，5.6%）和其他职业（n = 16，2.7%）在内的体制外工作者369人（62.5%）。

线上实验问卷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让参与者填写一份收集人口统计学信息的问卷。该问卷包括出生年份、健康状况（1 = 很不好，5 = 很好）、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类型、个人年收入和预期退休年龄等。其中，预期退休年龄的测量参考了CHARLS的标准化问题，向被试询问“您计划在多大年龄时停止工作，即停止从事一切以挣钱为目的的活动，也不再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将来也不打算从事比消遣性工作更劳累的工作？”研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频率，采用自行编制的五级量表（1 = 从不，5 = 经常），向受访者询问“过去一个月，您上网做以下事情的频率如何？”共包括聊天、看新闻、听音乐、看视频、玩游戏和理财6个题项，将其加总后取均值，作为被试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测度，该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 s α = .84），临退休群体的平均互联网使用频率为3.15，标准差为0.48。

完成上述问卷的填写后，实验参与者将按照随机顺序，聆听事先准备的20个35秒的歌曲片段。每段歌曲片段完全播放完毕后，参与者被要求依次汇报自己针对这一歌曲片段所产生的怀旧情绪以及向上和向下的时间比较程度。考虑到实验的总体持续时长，为防止参与者过度疲劳影响数据质量，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Bonus，2021），前述三个变量均采用单题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在怀旧情绪的测量上，令参与者在五级李克特量表上对“这首歌让我产生怀旧的感觉”这一陈述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Wildschut et al.，2006）；向下的时间比较询问受访者对“这首歌提醒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活变得多么美好”的同意程度，而向上的时间比较则询问“这首歌提醒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活过去是多么美好”的同意程度（Bonus，2021）。受访者完成全部20个歌曲片段的收听和问卷填写后，线上问卷向其致谢，并告知实验结束。接下来，本研究将通过对实验数据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过程条件分析，检验前述研究假设。

对怀旧歌曲与非怀旧歌曲唤起的怀旧情绪进行比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成对比较结果表明，非怀旧歌曲唤起的怀旧情绪（M = 3.04，se = .03）显著低于革命年代怀旧歌曲（M = 3.36，se = .03）（p < .001）和改革年代怀旧歌曲（M = 3.41，se = .03）（p < .001），而怀旧情绪在两类怀旧歌曲之间亦存在显著差异（p = .012），表明引导检验有效，即实验物能够代表和反映不同的歌曲年代，被试可以有效地识别革命年代、改革年代的怀旧歌曲以及非怀旧歌曲之间的区别。

采用被试内重复测量的四阶一般线性模型，检验研究假设H1到H4。由于革命年代歌曲中缺少内部归因的实例（见表1），因此，在这两个条件组合下的增长和稳定理论组构成的不适用情况中，以五级量表的中点对歌曲唤起怀旧情绪、向上和向下时间比较水平进行赋分。在检验研究假设H1到H5时，本文没有选择直接丢弃不适用条件下的缺失值的考虑是，尽管实验中的联合设计（conjoint design）或片段分析（vignette analysis）的思路可以处理包含不可能条件组合的实验数据，但联合分析的结论形式主要用于比较每个成分的平均边际效果以及不同实验因素之间的效应大小，而无法处理本研究关心的实验因素间的交互影响或调节效应（Knudsen & Johannesson，2019）。因此，本研究首先按照被试内因素实验的传统分析方法来评估实验因素的主体内和主体间效应，随后再将实验条件的不可能组合视为缺失值进行补充分析，这种做法也曾经被既有研究所采纳（Bai & Ng，2021；Xiong & Pelger，2023）。主体内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被试在聆听歌曲时，展现出对向下时间比较即“贬低从前”的普遍偏好（F[1，589] = 91.83，p < .001，partial-η2 = .14，M向上比较 = 3.41，SE = .02；M向下比较 = 3.61，SE = .02）。对于研究假设H1而言，时间比较的年代效应总体显著（F[2，588] = 212.53，p < .001，partial-η2 = .27），且革命年代怀旧歌曲（M = 3.30，SE = .02）、改革年代怀旧歌曲（M = 3.66，SE = .03）和非怀旧歌曲（M = 3.58，SE = .03）的估计边际均值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在高低排序上亦验证了假设H1-a的猜测，也就是说，较革命年代而言，拥有更高个体能动空间的改革年代和当前更易激发人们的时间比较倾向；二阶被试内交互效应方面，研究假设H1-b同样被证实，即相较于革命歌曲而言，贬低从前而非美化过去的时间比较模式在聆听改革年代歌曲和非怀旧歌曲时会被进一步放大（F[2，588] = 19.44，p < .001，partial-η2 = .03），假设H1整体上得到验证。

研究假设H2关注歌词的内外归因焦点对被试向上和向下时间比较的影响。根据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归因焦点同样显著地影响了时间比较（F[1，589] = 308.61，p < .001，partial-η2 = .34），但由于革命年代内部归因歌曲的缺失，导致二者的估计边际均值高低与假设H2-a猜测的方向相反（M外部归因 = 3.62，SE = .03；M内部归因 = 3.41，SE = .02），对于这一结果的修正将在后文的数据分析中进一步讨论；与假设H2-b一致，歌词归因焦点与向上或向下的时间比较方向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F[1，589] = 34.67，p < .001，partial-η2 = .06）。假设H3方面，尽管歌词中包含稳定世界理论的歌曲带来了比增长世界更高的时间比较（F[1， 589] = 5.36，p = .021，partial-η2 = .01, M增长理论 = 3.50，SE = .02；M稳定理论 = 3.52，SE = .02），H3-a得到验证，但内隐世界理论与时间比较方向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589] = .90，p = .34，partial-η2 = .002），假设H3-b遭到拒绝，H3仅得到部分验证。

研究假设H4关注不同年代和歌词的歌曲在激发人们产生不同方向的时间比较时如何相互调节。包含主效应以及二阶、三阶和四阶交互效应在内的全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歌曲年代、归因焦点和时间比较方向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三阶交互效应（F[2，588] = 11.88，p < .001， partial-η2 = .02），其估计边际均值在95%置信区间下的误差条形图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尽管革命年代不存在内部归因歌曲，但收听外部归因的革命歌曲仍然引发了临退休人群更多的向下而非向上时间比较（见图1左）；改革歌曲诱发了人们更多贬低而非美化过去的时间比较趋势，尤其是外部归因的改革歌曲（见图1中）；非怀旧歌曲同样有利于向下的时间比较，但比较方向在内外归因的歌曲之间差异不大（见图1右）。

由于相对于向上的时间比较而言，被试会被激发更多向下时间比较的趋势在不同年代和歌词的歌曲之间均较为稳定，接下来，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Bonus，2021），本研究进一步计算出同一名被试向下与向上时间比较的差值，作为其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的测度，纳入考察时间比较与歌曲激发怀旧间关系的后续分析。如果被试在该变量上的得分为负值，则表明其更偏好向上的时间比较，正值则代表对向下时间比较的偏好。在样本中，被试的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得分在-3.50到4之间，其均值为0.37（SD = .95），偏好向上比较、中立和偏好向下比较的观察值分别占总样本量的24.5%、21.0%和54.5%。基于前文中被试内重复测量四阶交互效应的分析结论，本文以怀旧歌曲年代（X）和归因焦点（W）作为相互调节的二分自变量，考察其如何通过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M）的中介，共同影响人们的怀旧情绪（Y），来检验研究假设H5。由于怀旧歌曲和非怀旧歌曲在激发怀旧情绪时必然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仅将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的怀旧歌曲纳入分析。采用处理过程条件模型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8（Hayes，2018），以95%为置信区间，设定自举抽样次数为5000次，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在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的影响因素方面，与重复测量的一般线性模型分析结果一致，改革年代的怀旧歌曲促进了人们开展向下时间比较的趋势（B = .07，se = .03，p = .004）；相对于外部归因的歌词而言，内部归因怀旧歌曲唤起的向下时间比较程度更低（B = -.15，se = .03，p < .001）；二者在预测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时呈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B = .16，se = .01，p < .001）。上述自变量共同解释了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1.26%的方差，整个模型达到显著性标准（F = 20.12，p < .001）。进一步的条件效应分析显示，怀旧歌曲年代和歌词的归因焦点在影响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时，其显著效应表现为，当聆听内部归因歌曲时，改革年代的怀旧歌曲显著地增加了人们的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effect = .17，se = .04，CI = [.10, .24]，p < .001），而这一效应在聆听外部归因歌曲时不存在（CI = [-.10，.04]，p = .42）。

采用同样的自变量结构，以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为中介变量，对歌曲唤起的怀旧情绪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怀旧情绪同样受到改革年代的促进（B = .40，se = .02，p < .001）和内部归因歌词的削弱（B = -.42，se = .02，p < .001），以及二者交互效应的显著影响（B = .77，se = .05，p < .001）；歌曲唤起的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越高，被试的怀旧情绪也就越强（B = .07，se = .01，p < .001）。这些变量解释了怀旧情绪17.91%的方差，模型亦达显著（F = 257.15，p < .001）。对歌曲年代影响怀旧情绪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进行条件分析，发现聆听改革年代的歌曲对怀旧情绪的直接促进作用同样体现在内部归因（effect = .79，se = .03，CI = [.73, .85]，p < .001）而非外部归因的条件中（CI = [-.04，.08]，p = .56），而聆听怀念改革开放初期的歌曲通过增加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来增进怀旧情绪的中介效应亦在内部归因歌曲中显著（effect = .01，se = .003，CI = [.006，.02]），但在外部归因歌曲中不显著（CI = [-.01，.004]）。前述具有显著影响的系数构成的有调节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结合表2与图2的结论不难发现，歌曲年代、归因焦点及其交互效应在影响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和怀旧情绪时，其有效路径和系数方向基本一致。加之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和怀旧情绪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可以判断，本研究调查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在听老歌时，被唤起的怀旧情绪更多地来自其向下而非向上的时间比较，怀旧更应当被视为一种贬低从前而非美化过去的结果。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内部归因歌曲的主效应对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和怀旧情绪的削弱作用？考虑到这一与自我增强效应的总体解释不一致的情况可能来自于革命年代内部归因歌曲的缺失问题，借鉴既有研究的思路，本研究通过将缺失值所在行、列或条件组合下的数据丢弃的方式，对带有缺失值的面板数据进行调整，从而获得反事实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Bai & Ng，2021；Xiong & Pelger；2023），将革命年代内部归因歌曲条件组设置为缺失值后，采用与表2相似的模型结构，研究进一步比较了革命和改革年代的怀旧歌曲相对于非怀旧歌曲这一基准类，如何通过相对向下时间比较程度的中介作用和归因焦点的调节作用对怀旧情绪产生影响。结果发现，与人们聆听非怀旧歌曲时唤起的怀旧情绪不因歌词归因焦点而异（CI = [-.09，.06]，p = .73）的结论不同，当聆听革命怀旧歌曲时，内部归因的歌词增进怀旧情绪的效应量为0.15（se = .03，CI = [.09，.21]，p < .001），而在将革命年代的内部归因歌曲设置为缺失值后，其反事实估计的相应效应量为0.32（se = .07，CI = [.18, .45]，p < .001）。这表明，如果革命年代曾经出现过内部归因歌曲，则本研究调查的2023年的临退休人群将在聆听此类歌曲时被唤起比改革年代的内部归因歌曲更多的怀旧情绪。也就是说，聆听内部归因歌曲会降低怀旧情绪的“结论”可能是一种在缺乏反事实条件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推断，这种反事实条件的缺失可能进一步将研究者带入认为“听老歌”即是“怀念革命”的迷雾当中。实际上，“老歌”不仅存在于革命年代，有时也涵盖了改革年代的歌曲，而二者并非都完全强调集体主义和领袖的作用，改革年代亦出现过内外部归因歌曲并存的声音景观。因此，对“老歌”所处的年代和歌词彰显的时代精神进行进一步的细致区分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我们将在本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对前述研究发现的启示开展进一步的阐述。

从“回归理想化过去的渴望”（Davis，1979），到同时包含“对过去的修复与反思”（Boym，2001：xviii），关于怀旧究竟是一种对过去的美化还是对从前的贬抑一直充满争议，未有定论。这一理论争议的长期存在不仅与记忆研究未能将包括时间比较在内的一系列经典社会心理学理论纳入考量有关，也受制于特定学科和社会能够提供的现实场景的丰富性。在中国，高度浓缩的时代变化节奏为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回望过去提供了更为多样的经验资源。这在本研究中具体体现为人们“听老歌”所唤起的怀旧可能混杂了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而这两个年代的“老歌”又交织着时代精神从集体主义和领袖向普遍个人价值倾斜，在进步主义世界观及其反面之间徘徊不定的复杂现实。以上为本研究进一步剥离歌曲唤起怀旧的年代间效应及其可能指向的时间比较方向的理论机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基于此，本文通过一项被试内设计的四因素重复测量调查实验（N = 590），考察了歌词中包含外部或内部归因焦点、以增长世界观或稳定世界观为内隐理论的三个不同时代的歌曲分别如何唤起了经历过革命和改革年代的人们对不同年代的向上和向下时间比较，以及这些时间比较模式又与其被歌曲唤起的怀旧情绪有何关联。研究发现，人们被歌曲唤起了更多向下而非向上的时间比较，这一模式可以被歌曲年代和归因焦点进一步放大；在排除了革命年代仅存在外部归因歌曲的潜在影响后，向下的时间比较倾向正向中介了改革年代和内部归因对怀旧情绪的促进作用，表明歌曲唤起的怀旧更多与贬低从前而非美化过去的时间自我评价有关，使怀旧和时间比较呈现出一种一致的内在解释机制，即人们倾向于在具有能动性的时空条件下最大化个人成长和成就来达成自我增强的目的。

以上研究发现表明，为“贬低从前”而展开怀旧不仅是人们满足自我增强动机的普遍需要，在发生过剧烈变革的社会当中，歌曲的选择及其唤起的向下时间比较型怀旧也因歌曲在不同年代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和能动空间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相比于歌曲内容高度同质化的革命年代而言，“改革开放的孩子们”通过怀旧开展的向下时间比较或对过去的贬低更多是借助其对改革年代歌曲的偏好完成的，尽管人们通过“老歌”产生的自我评价有赖于复兴的抒情歌曲中蕴含的稳定世界观对革命歌曲中压倒性增长世界观的突破，但怀旧歌曲唤起的时代评价则继承了革命歌曲中外部归因的惯性。上述发现打破了将中国怀旧歌曲等同于“红歌”和“革命性怀旧”的迷思（Li & Yan，2020），为时间比较理论和时间自我评价理论中预设的“同一个过去”或“线性的过去”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

本调查开展于2023年3月，彼时，“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于2022年末召开，在改革开放前后迈入工作岗位、曾经同时经历过革命年代和改革浪潮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正值重大人生变迁阶段，成为临退休群体，即将面对退休后消费骤降（邹红，喻开志，2015）、心理与身体健康下降（刘生龙，郎晓娟，2017）等威胁。在中国，通常人们的年龄越接近法定退休年龄，其延迟退休意愿越强，而在超过四成的临退休人群都希望自己延迟退休或无休止劳动的情况下（李琴，彭浩然，2015），这部分人群在当下和未来的福祉和身心健康成为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议题。以出生于1973年及以前的临退休人群为调查实验样本，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应前述现实关切：当临退休人群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强时，聆听其青春岁月中可能自由展现个人价值的怀旧歌曲，更有助于人们开展向下而非向上的时间比较，从中重新获得对于时代的自我掌控感（Pavlova，Lechner & Silbereisen，2018），积极应对生命周期中的变迁事件，但承诺集体主义精神能够改善艰苦物质生活条件的革命怀旧歌曲则未必有此效果。

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建议如下：首先，受限于重复测量被试内设计实验的总体调查时长和问卷长度，我们仅使用了单一题项来测量被试在聆听20首怀旧或非怀旧歌曲片段后被唤起的向上和向下时间比较及怀旧情绪，尽管这些题目取自发表于传播学顶级刊物的研究中的成熟测量工具，但仍然导致了量表信效度参数的缺失，未来研究应当在该测量的基础上开展优化，取得实验内部效度和测量效度之间的有效平衡；其次，尽管媒介信息足够复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潜在的致敏效果（Reeves & Geiger，1994），将实验条件交叉构成的多个不同歌曲片段顺序进行随机处理后开展重复测量的做法也常见于检验和比较音乐激发的怀旧和时间比较的其他传播心理实验中（Bonus，2021），但需要承认的是，此类实验仍然可能存在致敏（sensitization）效应，或因被试多次填写歌曲不同但题项相同的问卷而引发积累、记忆或成熟等危害实验内在效度的问题。这些被试内重复测量的实验设计所固有的劣势是本研究的缺陷所在，也需要在使用实验结论进行内部和外部推广时保持谨慎和客观；第三，虽然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将“听老歌”等同于“革命性怀旧”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革命年代歌曲对个人价值的压抑，但更为稳健的反事实推断有赖于未来研究采取更加严谨的设计和更坚实的证据加以证明，例如采用联合设计开展带有不可能条件组合的实验等（Knudsen & Johannesson，2019）；第四，与既有研究相似，自我增强动机在本研究中同样作为一种解释机制而非解释变量出现，尽管自我增强动机方向一致地预测了向下时间比较和怀旧情绪，但未来研究仍应当开发出更为确切的自我增强动机测量，并将其有效地纳入研究设计中；第五，怀旧与向上或向下时间比较之间的特定关系可能对调查执行时间段内的社会情绪氛围和情感结构较为敏感，如果说人们的文化消费与建国以来“均寡”剧烈变化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表现为革命年代的“寡-均”现象、改革年代的“不寡-不均”趋势和当下对于“不寡-均”的渴望（王俊秀，刘洋洋，2023），那么，怀旧更多地展现了人们贬低过去以自我增强的心理动机这一结论是否会在此后的历史周期中依然保持稳定，需要凭借历时性的纵向研究数据予以回应；最后，本研究聚焦于音乐或歌曲唤起的怀旧，但在实际生活中，怀旧虽然可以被媒介内容启动，接触怀旧媒介内容也可能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开展的自主选择。包括临退休人群在内的中国公众向上/向下的时间比较以及时间自我评价如何投射在中国当下媒介市场中的怀旧歌曲选择和收听效果上，仍然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确认其前提条件并探寻作用方向。

（陈婧之 刘于思：《美化过去还是贬低从前？——不同年代怀旧歌曲对时间比较的影响机制探析》，2024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