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媒介与情动公众：东航坠机事故中的线上公共哀悼研究

2022年3月21日，在广西梧州藤县发生的东航MU5735航班坠机事故导致机上132名人员全部遇难。这一重大空难事故在引发举国哀悼的同时，也因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引发巨大争议。尤具代表性的是《每日人物》在事发第二天的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因对遇难者亲属的接触与书写而受到了“侵扰悲痛”的质询，并随后引发了业界和学界对新闻伦理与实践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主要从“认知”角度回应了灾难报道中媒体的“知识生产”问题，却缺乏从“情动”角度审思数字时代公众的“情感生产”问题。按照传统新闻生产的认知逻辑，灾难事件发生后，记者作为遇难者家属与受众之间的中介人，所秉承的职业伦理及专业素养是寻找与披露真相。然而，当新闻无法即刻触及真相、挖掘核心认知时，对逝者的报道让“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从玉华，2017：1），对新闻效果的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层面，还应从情动层面关注媒体对公众情感的唤醒（袁光锋，2017）。尤其在数字时代，公共事件中的哀悼因为网络化公众的参与而成为一种集体行动。如果说“对死者的哀悼和纪念、对生者的情感抚慰，也是新闻业发挥其社会公共知识生产的社会功能、凝聚‘想象的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陆晔，2022），那么对社会公众来说，哀悼逝者和抚慰生者则是其在技术可供性的背景下抒发自身情感、融入集体仪式的必要之举。当情动逻辑成为超越认知逻辑的数字实践图谱，“情感转向”在新闻与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呼之欲出（袁光锋，2021；常江，田浩，2021）。

在包卫红（Bao，2015：16）看来，媒介技术是一种现代情动技术。她用“情动媒介”（affective medium）的概念来捕捉情动的直接性、中介化和大众传媒之间的依存关系，并将情动媒介视作一个球形的体验空间和生态环境。以此为基础，周裕琼、张梦园（2022）曾将情动媒介用于对豆瓣平台中数字公墓的研究。但寄托哀悼的媒介并不局限于数字公墓，作为情动的哀悼未必只附着在一个具体的情动载体上。韩炳哲（2019：52-53）认为，数字化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情动媒介。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情动的放大器（amplifiers of affect），不仅强化了情动强度，还极大提升了情动传播速度（Gibbs，2001），促进了全球媒介化情绪的交流和数字情动文化的生成（Döveling，Harju & Sommer，2018）。对灾难事件而言，即便没有特定用来哀悼的数字公墓，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也能让公众情动聚集之处迅速成为哀悼之所。在数字化时代，媒介已然无处不在，如同自然环境（彼得斯，2020），因而实体的哀悼之物（如鲜花）同样被涵容在情动媒介的生态环境中。正如Hepp（2020：176）在描述“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时所言，“单一媒介的影响力并不是深度媒介化现象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媒介环境的多重特征、各种组织和集体的媒介组合以及个体的媒介剧目”。

东航坠机事故所引发的哀悼因微博、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参与具有鲜明的跨平台性质，并因线上和线下各种媒介的联动形成了一个包裹着众多传播主体的“球形空间”（包卫红，2015）和“人造媒介环境”。以哀悼这一强烈的情动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东航坠机事故，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与公众正在发生的转型。

谈及哀悼，它既有在私人层面对亡亲“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绵长哀情，也有在公共层面对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悲壮挽歌。Walter（2015）对二者涉及的哀悼类别进行了区分：私人哀悼通常面向与哀悼者社会关系较为亲密的逝者；公共哀悼则面向社会名流、灾难受害者等受到举国关注的逝者。数字技术让哀悼逐渐从线下走向线上，使情感在私人与公共张力下的运作机制日趋复杂化（Giaxoglou，Döveling & Pitsillides，2017）。我们按照哀悼空间（线下／线上）和哀悼对象（私人／公共）这两个维度区分出四种哀悼类型（见表1），以便进行文献综述与比较。

（一）线下私人哀悼

中国传统的私人哀悼是一种需要身体高度参与的仪式活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柏桦（2019：91-104）将中国的祭拜视为一场行进有序的、通过释放热量实现宇宙循环的仪式过程。仪式中每个阶段（蜡烛-香-食物-纸钱-鞭炮）所运用的物质形式在通过释放热量升华的过程中转化为五种感官体验和知觉效果（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听觉）。这些身体感知会进一步传递进生命的流转中，宇宙物质因此而涨落更迭、生生不息。身体在哀悼中的卷入还体现在“哭祭”的仪式行为。“哭”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丧葬仪式的核心环节，它作为一种文化编排行为，不仅构成了内心翻腾情感的精致表现，更是一个完善的传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Galvany，2012）。

在前工业时期，西方社会多以社区（教区）分享的方式进行哀悼，20世纪则出现了隔离和隐藏哀伤的私人哀悼的倾向（Walter，2015）。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大量对路边纪念碑（roadside memorials）的研究表明，私人哀悼正逐渐从个体领域走向公共视野，并将公共场所转化为神圣空间，让被压抑的情感变得更加可见（Hartig & Dunn，1998；Collins & Rhine，2003；Clark & Franzmann，2006；MacConville，2010）。路边纪念碑通常由丧生于交通事故的逝者的亲友建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伤地点中鲜花、蜡烛等哀悼物会被更具持久性的纪念物取代，这让丧亲者与逝者保持持续性联结的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Klaassens，Groote & Vanclay，2013）。

在中国传统民间祭祀活动中，宗庙祭祀、祠堂祭祀等家族祭祖侧重以公开性的集体仪式进行展演，而以小家庭为单位祭祀祖先或亡亲的家庭祭祀则通过“尸”、“主”、“墓所”、“影”等逝者象征物与逝者进行更加私人化的沟通（张放，2023）。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并没有在事故发生地竖立路边纪念碑的传统，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新移民或流动人口在没有其他祭祀渠道的情况下，选择将哀思“街头化”（如街头烧纸），从而促使原本发生在家庭或家族内部的私人祭祀在形式上走向公共化（潘玮琳，2023）。

（二）线下公共哀悼

在中国传统的线下公共哀悼中，以国家祭祀（如祭天、祭祖、祭孔以及祭其他神灵等）为代表的神与凡人的互惠产生了一种作为仪式化身体的自我，它嵌入了一个交换过程，用于维护宇宙（天地、帝国、自然、农田劳作以及家庭和社会中的互动）的正常运行（Wilson，2002）。与传统国家祭祀相比，对灾难罹难者的公祭突出了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但这种关怀存在“祭祀”与“纪念”之间的张力。王晓葵、雷天来（2017）对“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发现，“公祭”仪式内核是更偏向“生者指向”的“纪念”，并无法承担“慰灵”、“祭祖”的情感及信仰等功能。同样，在对唐山大地震死难者的纪念与祭祀中，国家层面所构筑的公共纪念空间和举办的纪念仪式并无法满足哀悼者个性化祭祀的心理需求，因此民间仍保留了在唐山十字路口“烧纸”的传统祭祀方式（王晓葵，2008）。

西方为战争冲突中的丧生者建立纪念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战争纪念馆中描绘的两个主要主题是宗教表达和胜利宣告，同时也存在哀悼和人类精神的重塑（Mayo，1988：1）。Beckstead 等人（2011）对马萨诸塞州的越战纪念碑的研究表明，纪念碑以其物质性的方式与过往路人相互建构，并在文化上引导个体的情感和认知反应。当名人丧生于意外事故，纪念碑则会成为一处“公共的自发圣地”（public spontaneous shrine）。英国戴安娜王妃的车祸地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为逝者建立了临时纪念碑，唤起人们对生命如何或为何逝去的关注；它神圣化了一个悲剧的场所，表达了痛苦，标志着英年早逝；它既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并发表政治评论（Thomas，2006：25）。

尽管“公共的自发圣地”植根于西方，但近年来，在郑州地铁水灾（龙之朱，2021）、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上观新闻，2023）、袁隆平逝世（朱伟辉，2021）、李克强逝世（长城新媒体，2023）等事件中，中国同样出现了以非官方为主体的“临时纪念碑”形式的公共哀悼，具体表现为公众在事故现场或群众悼念厅自发为逝者献花或送上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哀悼物。

（三）线上私人哀悼

在中国民间祭奠传统中，纸钱借助火这一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转化”的媒介恢复了宇宙循环（柏桦，2019：6）。有趣的是，“烧纸”这项传统仪式也延伸到了数字世界。Xu（2022）对中国哀悼网站“00tang.com”的考察发现，哀悼者在购买实物纸钱后可以通过二维码将其作为虚拟礼物同步到数字神龛上，传统和数字纸钱的结合模糊了线上与线下互动的边界，使中国烧纸钱的象征行为和私人哀悼的社会行为日趋复杂化。

线上私人哀悼不仅体现在数字平台对哀悼物质性的改造，还体现在社交媒体对哀悼社会性的再造。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情感从个体心理逐渐延伸至网络空间和集体体验（Garde-Hansen & Gorton，2013：181），通过社交媒体，丧亲者不仅可以与其他丧亲者抱团取暖，还可以同全球哀悼者社区建立联系并分享哀伤（Moore et al.，2019）。周裕琼、张梦园（2022）基于对数字公墓的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技术的情动支持下，豆瓣用户可以自发创建具有社区性质的公墓小组，无数的情动在数字公墓中仪式性地相遇，利用了空间、情动和物质之间的连续性，继续生成新的情动。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提供了以或多或少的公共模式参与私人纪念活动的新语境，形成了面对损失的网络化、情感化的“人群”（crowds），人们可以“独自一起”（alone，together）哀悼（Giaxoglou，2020）。

（四）线上公共哀悼

Walter、Littlewood和 Pickering（1995）对“公众人物的死亡”和“私人的公共死亡”进行了区分：前者因逝者的名人身份备受瞩目，后者因事件的轰动性使普通逝者成为关注焦点。本文主要关注“私人的公共死亡”所引发的线上公共哀悼。一方面，公共事件中普通逝者的家属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或自行在社交媒体中进行私人哀悼，丧亲之痛得以被公众旁观。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公共哀悼空间并不局限于线上，“鲜花外卖寄哀思”的媒介实践（祝嘉蔚，2021）有望促进线下“自发圣地”或“临时纪念碑”的形成。然而，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将线上公共哀悼中私人与公共、线上与线下的交互共融予以关照的研究尚付阙如。

既有研究大都从公共性视角关注线上空间的哀悼情况。李红涛、黄顺铭（2017）对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期间线上纪念活动的考察发现，在纪念文化及主导性叙事的影响下，线上公祭空间实质上是线下公祭空间的延伸，最终生成的数字记忆必然被打上民族集体记忆的烙印。除了国难受害者，其他灾难事故的遇难者也因媒体的大量报道而成为线上公共哀悼的重要对象。Klastrup（2015）以跨媒体的视角考察了Facebook中公共“安息”（RIP）纪念页的生成，发现这些社交媒体纪念页已经成为一个虚拟的“自发圣地”，并融入新闻媒体生态：纪念页本身为媒体报道“壮观死亡”（spectacular deaths）提供了素材，媒体报道又进一步为纪念页带来更多流量和陌生哀悼者。Papailias（2016）以2003年希腊发生的一起大型公交车祸为个案，发现YouTube纪念视频下方的评论强调了中介化见证（mediated witnessing）的身体性和传染性特征，具身能量的递归循环产生了一种临场感和连接感，构成了一个充满情感的和主体间的哀悼网络，孕育了一场持续的、集体的和未来的活动。

线上公共哀悼的研究提醒我们关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在灾难事件的传播与哀悼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目前，国内从传播学角度展开的灾难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闻报道的研究，主要通过对主流媒体的内容分析来进行。比如，对“天津港”爆炸、“东方之星”沉船等重大事故中媒介呈现与灾难叙事的研究（闫岩，2016；闫岩，刘子琨，2022），以及对汶川地震、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等国难事件中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研究（徐开彬，徐仁翠，2018；贺建平，王永芬，马灵燕，2015；李红涛，黄顺铭，2014）。然而，新闻媒体在建构灾难事件的同时也受到媒介环境变迁的影响，因此，东航坠机事故中的灾难报道在新媒体语境下呈现出明显的“加速”特征，导致新闻伦理让渡于时效、新闻故事遮蔽了事实（侯燕婷，冯锐，2022）。包卫红（Bao，2015：8-12）将目前学术界对媒介的理解划分为三种概念模型：（1）线性模型，将媒介视作讯息定向传输的工具；（2）中介模型，将媒介视作促进主体和客观世界进行双向交流的界面和中介实体；（3）球形模型，将媒介视作包罗各种媒介并构成一种经验共享空间的直接环境或场域，它消解了中介模型对主客体之间的划分和区隔，并将环境视为一种涵容性和调节性的力量，对应情动媒介的概念。前述围绕新闻媒体的讨论本质上仍停留在对媒介的线性/中介模型的理解中，这些研究止于从传递观的角度关注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且往往预设了媒体与公众的二分，忽略了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生产力。然而，新型媒介生态下的新闻业正呈现出“液态”的特征，“新闻生产体现为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陆晔，周睿鸣，2016）。将媒体与公众共同纳入对灾难事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通过情动媒介“球形模型”的环境隐喻突破既有的研究窠臼，在“液态+情动”的理论背景下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媒介化境况。

数字时代媒介化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力量凸显，并日渐成为网民的一种公共实践（袁光锋，2016）。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来看，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激活了公众之间的纽带，实现了解放个人与集体想象力的表达和信息共享，促进了“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的形成（Papacharissi，2015：9-20）。按照Papacharissi（2015：125-126）的观点，“情动公众”是通过情感表达而被动员、连接或断连的网络公共形态，是经由网络技术改造的公众，暗示了人、技术和实践的互动空间以及从互动中演变出来的想象性集体（imagined collective）。这种在社交媒体“连接可供性”基础上的“互动可供性”让传统意义上作为被动接受者的新闻受众转型为情动公众，并深度介入到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之中（常江，朱思垒，2023）。

伴随数字时代的快速技术变革而发展起来的“情感转向”让学者们开始关注情感在新闻业发挥的重要作用（Wahl-Jorgensen，2020）。诚然，新闻客观性的传统理念要求记者理性、公正、客观地呈现事实，并拒斥情感对新闻的染指，但事实上，情感从未离开过新闻业（袁光锋，2017）。Richards 和 Rees（2011）考察了记者在创伤性新闻报道中的情感劳动，发现在新闻专业话语中，客观性与情感参与之间存在着广泛、复杂和根本的张力。研究表明，媒体在灾难报道中通过表达哀悼，将愤怒、仇恨等情绪转化为统一的、破坏性较小的哀伤描述，从而创建一个全国性的丧亲社区（Pantti & Wieten，2005），这种基于哀悼的情感叙事有助于构建社会团结（Pantti & Wahl-Jorgensen，2007；Pantti & Sumiala，2009）。

职业记者不仅受到情动公众的影响，还可以与情动公众互相影响，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涉及用户“从新闻受众到情动公众”的身份转型和记者“从认知挖掘到情动中介”的角色转换。当灾难事件发生后，用户在关注媒体报道之际，既可以在媒体报道的评论区留言哀悼，又可以在社交媒体中利用丰富的素材创作哀悼视频，参与公共死亡的集体仪式化过程（Sumiala，2013：105-106）。这种由媒体和用户共同生成的融合了事实、观点和情绪的“情动新闻流”（affective news streams）（Papacharissi，2018）让原本提供认知的新闻媒介成为混合各种主观体验的情动媒介。而记者在进行新闻生产之际，既可以通过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向公众传达情感，也可以作为个体在社交平台开辟私人表达空间，进行夹杂更多观点和情感的“个性化报道”（personalised reporting）（Pantti，2019），成为公众实现情动的中介。

在对线上私人哀悼的研究中，周裕琼、张梦园（2022）已经从技术的情动支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三个维度提出数字公墓作为情动媒介的模型。但如前所述，情动媒介的研究不必拘泥于特定的平台，当微博、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与公众获悉事件进展、表达悲痛情绪以及展开哀悼实践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情动空间，技术的情动支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同样可以成为公众进行线上公共哀悼的三个重要维度。更为重要的是，线上公共哀悼的传播主体不仅涉及情动公众，还必然包含备受公众关注并引发公众情动的新闻媒体。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线上公共哀悼的模型（见图1），试图以数字时代用户的身份转型和记者的角色转换为锚点，窥探公众情动实践与媒体新闻生产如何在情动媒介的包裹下共同形塑中国媒介化社会转型中的媒介逻辑与传播机制。

我们将东航坠机事故作为线上公共哀悼的研究个案，通过文本分析、主题分析（LDA）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分别考察了微博、抖音和网络祭祀平台的哀悼情况。

首先，从发现飞机坠毁到为遇难者哀悼，对东航坠机事故的大量报道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微博平台，并在微博的热搜机制下变得更为可见。本研究按照时间发展顺序，选取微博中与哀悼相关的“发现部分飞机残骸和遗体残骸”等7个代表性热搜话题对应的7篇媒体报道，并对媒体报道下方评论区中的全部可见评论进行文本分析和主题分析。

其次，鉴于东航坠机事故中的哀悼具有跨平台性质，且其本身就是一个画面感极强、易于在短视频平台传播的事件。我们在抖音中选取了与微博的7个热搜话题相对应的7篇用户评论量较大的媒体报道，采集每条报道下约前3000条评论进行文本分析和主题分析。

此外，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后不久，事故发生地的藤县融媒（2022）开通了网络祭祀平台，供网友在线上表达哀思。与微博和抖音相比，网络祭祀平台中的哀悼较少受媒体报道内容的影响，在情动表达上更加纯粹。我们对该平台成立以来半年内（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0月1日）的全部留言（共3567条）进行文本分析和主题分析。

最后，我们还对参与东航坠机事故报道的记者和线上公共哀悼的网友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记者有3名：来自北京某报社的记者1，在空难当天就接到了现场采访的任务；身处广西梧州某报社的记者2，参与了部分采访工作和遇难者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广西藤县某媒体中心的记者3，则是网络祭祀平台的设计者。受访网友有8名，分别来自广西、山西、江苏、安徽、河北等地，他们不但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中悼念逝者，还大多尝试进行了线下哀悼。

（一）技术的情动支持

在网络祭祀平台中，有“我要献花”、“点亮蜡烛”和“我要留言”三个功能。针对“我要留言”区的哀悼文本的LDA主题分析显示，“逝者安息”、“找到家”、“天堂路”和“来世相遇”是最主要的四大主题（见表2）。

在网络祭祀平台上以小时为单位的留言数量分布图（见图2）则表明，网友的哀悼时间较为分散，并无特别规律。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祭祀平台更像是一个临时性的哀悼通道，网友哀悼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何时知晓或想起网络祭祀平台的存在，而这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看在半年的时间跨度下，网络祭祀平台的留言时间规律（见图3）。2022年4月2日~4月5日是网络祭祀平台的哀悼高峰期，其中，4月3日的留言数量为1370条，达到了哀悼的最高峰。4月3日之后的哀悼数量逐渐减少，并于4月8日开始降至个位数，且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很少有人去网络祭祀平台留言哀悼。

但就在网络祭祀平台逐渐沉寂时，2022年8月24日的留言突然增至48条。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8月24日，网友南忆再次想起东航遇难者，并将网络祭祀平台的哀悼链接分享给了因在抖音中共同哀悼东航遇难者而结识的好友张少。按照南忆的说法，“过了那么久了，只是单纯地分享一下，再祭奠一下”。张少收到分享后，将自己进入平台哀悼的过程拍成视频上传至抖音，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向张少寻问哀悼途径。就这样，时隔4个月，网络祭祀平台再次迎来了一个哀悼的小高峰。

从图3展现的数据起伏来看，8月24日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增加的48条留言似乎不足为道，但它向我们展示了数字哀悼在社交媒体连接可供性下的情动逻辑。归根结底，让众多互不相识的网友突然在同一天共同进入网络祭祀平台为遇难者哀悼，不仅源于网友的“情不知所起”，更依赖于情动公众在平台算法和情动技术支持下的“一往情深”。首先，正是抖音平台的算法推荐功能为哀悼者互相看到彼此并产生进一步的连接提供了可能。其次，短视频作为一种“影像-运动-事件”的媒介知识型（罗成，2020），以情动技术激发了哀悼者内心所潜藏的情动，最终促成了跨平台的哀悼行动。

技术的情动支持不仅体现在跨平台的连接，还体现在同一平台不同哀悼主体之间的连接，后者使公私界限日渐消弭。一些遇难者家属在抖音上发布了哀悼视频表达丧亲之痛。岑月关注了他们的账号，并时常在评论区安慰他们。在一次留言中，遇难者家属回复了岑月：“每次看到你的关心我都忍不住想哭，去年我也有一个这样善良体贴孝顺的宝贝女儿。”此外，遇难者家属也会在网友的哀悼视频中留言。2022年12月21日，岑月在抖音发布了纪念东航MU5735空难9个月的哀悼短视频，一位遇难者家属在评论区中留言“愿132位：永远安好，儿子爱你，妈妈为你祈祷，来世再续母子情缘”。

（二）身体的情动体验

1.为遇难者献花哀悼

东航空难发生后，全国各地网友送出的鲜花涌入坠机现场，并逐渐汇成花海，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深切悼念（杨峰，石伟，2022）。不少受访者通过美团、小红书、地图软件、抖音等平台联系到藤县的花店，委托花店老板将网购鲜花送至坠机现场。这种远程献花实践一方面突出了物的在场所体现的“灵韵”，即“送花到现场更能让逝者感受到”；另一方面也是网友抒发和排解自身情绪的一种方式，如小新提到，“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无法消化这种悲痛，希望能做些什么来化解”。

为遇难者献花哀悼是一个“影响”与“被影响”的过程。2022年3月29日，张少在抖音刷到大量为遇难者献花哀悼的短视频，其中就有当地花店老板发布的视频，于是他也萌生了为逝者献花的想法。联系到花店老板并成功献花后，他将此次经历分享到抖音平台，在无形中影响着更多人，从而实现情动主体性的反馈循环。

郭彤是藤县的一家花店老板，在指挥部确认MU5735航班上人员已全部遇难之前，他在美团和抖音平台就陆续接收到来自各地网友的鲜花订单，整个过程持续到清明节前后。花店老板一般会把鲜花送到事故现场附近的律村路口，并通过拍照和录视频的方式把送花情况反馈给购花网友。

哀悼的身体实践还体现在人们对鲜花卡片这一人工制品的重视。这里的每束鲜花几乎都附有网友献给遇难者的悼词，一些花店老板会选择对悼词进行手写誊抄。郭彤提到，“那时候人比较多，忙也忙不过来，还叫了亲戚过来帮忙写，写卡片都要一天时间，有的网友卡片上写了很多字”。他认为，“打印的话，感觉没有手写那么有人情味”。

柏桦（2019：158-159）将中国传统祭奠活动中的折叠纸钱视为一种“自觉性身体的劳作”，纸钱叠成的元宝由此被客体化为人的身体，体现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与“礼”的恪守，“是对自己即是其中一部分的事物的献身和付出牺牲的劳作”。花店老板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写鲜花卡片，表明这已经不是传统的“计时型的劳动”，而是通过自觉性身体的劳作将哀悼主体的情动“人工”融入哀悼物，让身体实现了象征性在场。

2.到坠机现场哀悼

委托本地人代理献花并非凸显身体在场的唯一途径，还有网友选择亲自到坠机现场哀悼逝者。这种直达现场的哀悼更加注重身体在场的感受与遭遇，即便周遭再无旁人，现场的一草一木也会成为情动的触发器，为哀悼者营造出一种具身的哀悼情境。Anderson（2009）认为，氛围（atmosphere）是一种独特的情感品质，它来自但也超越了构成日常情境的所有身体的集合，并提醒我们“情动体验发生在主体性的形成之外、周遭和旁边”。浸润于现场的情感氛围中，哀悼者由面前的此情此景联想到遇难者在飞机失事当天的惨烈经历，情动体验在现实与想象的对比中起伏振荡。

就像岑月在访谈中所说的：“坠机事故地点的景象太过触目伤怀，让我内心受到无比震撼，百味杂陈。一想到那132名同胞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就心痛得仿佛要窒息。”

在现场的哀悼情境中，情动媒介是包裹着哀悼者的各种元素型媒介所构成的一种情感氛围，包括天空中的那朵“奇云”（彼得斯，2020：410）。岑月返程在去梧州西江机场的路上，看见天空云朵形似孔雀，再次想起了东航MU5735航班的失事飞机，这架飞机因机身涂有橙色的云南孔雀彩绘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金孔雀”（赵孟，2022）。纤云弄巧，幻化成孔雀形状的云朵令她情难自已。

岑月说：“那时候雨停了，天晴了，就恰好看到天空的云朵形似孔雀展翅飞翔，那一刻所有的情绪一并涌上来。当时觉得，其实也一直相信，那片云是机上的132位同胞们乘着小孔雀MU5735回来看望我们，回来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了。或许，也是我们的思念有了回音。” 

3.回归公众体验：线上的身体符号表达

（三）集体的情动仪式

在热搜报道的评论区中，不同的个体基于共同的哀悼对象和表达方式汇聚成了一个哀悼的集合体。我们将“发现部分飞机残骸和遗体残骸”、“MU5735家属带走一罐现场泥土”、“已安排375名旅客家属到现场吊唁”、“MU5735航班上人员已全部遇难”、“MU5735遇难者头七祭”、“MU5735遇难者集体哀悼活动”、“坠机事故现场有黑蝴蝶飘落”这7个热搜话题下的媒体报道评论区视为集体哀悼的情动空间，考察集体的情动仪式何以形成。每个话题下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如表3所示。

热搜报道评论区中的哀悼更像是一种“快闪”性的情动仪式。正如Papailias（2016）所言，“快闪”比“临时”、“自发”等词更能唤起线上公共哀悼活动的视觉性、短暂性、强度和启示力。热搜话题终究会失去热度，“快闪”性的情动仪式却可能在其他地方生根发芽。每个月的21日，张少都会在抖音悼念一次遇难者，并引来大量同样关注东航坠机事故的网友前来评论区哀悼。这种纯粹由网友自发进行的情动仪式在每个月“快闪”一次，通过个体情动的力量，用“记忆的微光”点燃逐渐被遗忘的过往（刘亚秋，2017），让集体的情动仪式不仅存在于官方媒体的引导下，也存在于个体主体的叙事中。

（四）媒体的新闻生产

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后，媒体报道内容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的情动触发器。在微博平台中，引发网友哀悼的报道不像传统媒体那样“一锤定音”，往往处于可编辑的生成状态，体现了社交媒体的可编程性和流行性逻辑。研究发现，在选取的7篇热搜报道中，有5篇报道均处于“已编辑”状态，这表明媒体在发布报道后又对其进行了修改编辑。从编辑记录可以看到，5篇报道中有4篇均与话题（#）的修改有关。

4篇热搜报道的话题修改过程反映了媒体在微博平台的可供性环境下为增加话题流行性做出的4种尝试。其一，重视公众的情感接受度。2022年3月23日，在人民日报最初的热搜报道“发现有部分飞机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的评论区中，不少网友表达了对“人体组织碎片”的难以接受。如有网友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予他们尊重，不要把它们称为碎片”。约半个小时后，人民日报将该话题更改为“发现部分飞机残骸和遗体残骸”（见图4）。其二，及时更正错误信息。2022年3月24日，在中国新闻网主持的热搜话题“MU5735家属带走一罐现场泥土”中，“MU5735”起初被误写为“MU5375”（见图5），但在3分钟后得到更正，凸显出在“加速”报道的新媒体语境下，二次编辑比删除重发更能保证话题热度的持续性。其三，提供情绪出口。202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对热搜报道“MU5735航班上人员已全部遇难”进行二次编辑时又添加了一个话题“为MU5735遇难同胞默哀”（见图6），体现了媒体不单是事实的播报者，也是公众情绪的引导者。其四，链接热搜话题。2022年3月28日，当人民网主持的话题“坠机事故现场有黑蝴蝶飘落”登上热搜时，广西消防在其原视频微博的再次编辑中增添了这一热搜话题（见图7），提高了原视频的可见度，吸引了更多网友前来哀悼。

此外，2022年3月25日，尽管热搜报道“已安排375名旅客家属到现场吊唁”并没有进行话题的修改，但在进行二次编辑时将没有实质内容的“最新消息”配图替换成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视频（见图8）。另外2篇没有进行过修改编辑的热搜报道均发布于2022年3月27日遇难者头七日当天，对应的热搜话题分别是“MU5735遇难者头七祭”和“MU5735遇难者集体哀悼活动”。与其他5篇热搜报道相比，这2篇报道重在对逝者的哀悼与追思，发生在既定的时间和场合，无需持续地补充与更新。

热搜报道的编辑痕迹让我们得以窥见“初始状态-公众情动节点-新闻文本更改”作为数字时代媒体新闻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难以捕捉新闻生产内部，记者作为情动中介在个体情感和公共表达之间的勾连和建构。从记者的视角观照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有助于我们深入现场，理解记者如何在“情感转向”的背景下认识以及适应自身在数字时代的角色转换。

2022年3月21日，东航坠机的消息一经传来，记者1就接到了现场采访的任务。面对灾难报道“吃人血馒头”、“侵扰悲痛”的新闻伦理争议，记者1即便在与遇难者家属充分沟通、反复确认的情况下，也曾一度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道德。但对新闻伦理进行再思考后，她认为，与地震、海啸、洪水等自然灾难不同，空难事故不一定是完全的“天灾”，也可能部分源于“人祸”。因此，遇难者家属可能更难接受丧亲现实，需要一个更集中的情绪宣泄口。而记者如果放弃了对遇难者家属的记录，就更难推动事件走进公众视野。记者1指出，“所以媒体记录在灾难性的报道面前还是很重要的，最后还是坚信了这一点”。

记者1将蕴藏情感的家庭故事与追求理性的社会反思相勾连，为自己的媒体报道赋予了“情动中介”的意涵。即，媒体通过还原每个家庭背后的故事，让民众与社会意识到东航坠机事故背后实际上是100多个家庭的困难，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安抚和帮助遇难者家属以及避免类似悲剧的重现。在她看来，“这是媒体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单纯地引导情绪”。

除了在主流媒体中进行专业新闻生产，记者1也通过自媒体账号分享报道日常，并与网友互动。这种“个性化报道”让记者1得以表露其在专业报道中所隐藏的个人情感。在一则记录采访经历的视频中，记者1表示“听着父亲和舅舅熟悉的湖南口音，真的很难受”。面对网友的评论“刚刷到孩子（遇难者）叔叔的抖音 男孩子才大二呀 ”，记者1回复“是的，我看到爸爸崩溃的时候，也绷不住了”。但二者之间的互动并非总能实现情感共鸣，记者1就曾因采访遇难者家属而遭到“网暴”。记者1的自媒体账号虽是个人日常分享的自留地，却成了部分网民极端情绪的宣泄地。

2022年4月份开始，记者2全程参与了在梧州殡仪馆举行的遇难者遗体告别仪式。由于疫情导致出行受限等原因，一些家庭无法抵达现场时，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观看现场直播，所以身在现场的记者2就像是“奈何桥下忘川河中的摆渡者”。对遇难者家属线下私人哀悼的亲历让记者2倾向于从家庭悲剧的视角看待灾难事件。记者2将网民的公共哀悼与家属的私人哀悼进行了区分：前者注重公众情绪的宣泄，后者则更多考虑丧亲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因为我们也有见到过一家7口人，有5个孩子，就隔着屏幕在那里喊爸爸，他们说出来的对白是‘没有你，我们家怎么办？’”此次经历让记者2对如何做好新闻报道进行了再思考：当事实全貌尚未清晰展现，关注遇难者家属、让不被看见的处境被看见，也是记者承担报道责任、挖掘核心认知的重要一环。

与遇难者家属的私人哀悼几乎同时进行的是网络祭祀平台中的公共哀悼。2022年4月2日，记者3创建的网络祭祀平台正式面向大众。尽管藤县融媒（2022）发布的《倡议书》提到，网络祭祀平台是在大量祭祀鲜花涌入事故现场之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员聚集，减少对当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干扰，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而开通的，但记者作为平台创建者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2022年清明将至，记者3在网上看到清明节网上祭奠的相关信息，加之作为藤县本地人，受到“进去村子的路口都摆满了网友寄过去的鲜花”的触动，于是萌生了让更多哀思有处安放的想法。由此来看，网络祭祀平台首先是记者作为一个情感主体创造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产物又会随着记者对自身在数字时代“液态情动”新闻业的处境认知而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2022年12月，当记者3注意到仍有网友可以在留言区哀悼时，却提出了关闭网络祭祀平台留言功能的打算，他担心“不然有不适宜的内容就麻烦了”。

本文将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的模型拓展至线上公共哀悼，发现数字公墓研究的三个维度对东航坠机事故中的线上公共哀悼同样适用，但两种哀悼类型在具体的情动机制上存在差异（见表4）。其一，技术的情动支持在数字公墓中局限于豆瓣的单一平台，但在线上公共哀悼中则横跨具有不同技术可供性的社交平台，哀悼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进一步使二者在可编程性、流行性、连接性和数据化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其二，身体的情动体验在数字公墓中主要表现在哀悼者自身情感的内在体验，但在线上公共哀悼中则不仅表现在线上的身体符号表达奇观，还表现在线下的哀悼实践，体现了情动媒介勾连线上与线下各种媒介实践和身体体验的潜能。其三，集体的情动仪式在数字公墓中主要表现在哀悼者之间的仪式性互动，但在线上公共哀悼中则主要表现在哀悼者共同对逝者的仪式性致哀。前者倾向于彼此的情感抚慰，强调绵延性的情动碰撞；后者倾向于自身的情感宣泄，强调快闪性的情动聚合。东航坠机事故的线上公共哀悼还表明，技术、身体和集体的作用机制使数字时代的哀悼成为一种跨越私人与公共、贯穿线上与线下、连接生者与逝者的情动实践。

尽管线上私人哀悼与线上公共哀悼各有侧重，但它们共同证明了情动逻辑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用户理解、参与公共事件的基本逻辑，传统新闻媒介向数字情动媒介的转型已然是大势所趋。传统媒体时代的用户通常作为单向传播的受众一方而存在，媒体报道所激发的情动更多表现为受众内心的情感体验，而缺乏外在的情感实践。如今，在数字情动媒介的球形生态中，用户可以对公共性死亡事件进行中介化见证，在技术的情动支持下表达个体的情动体验，参与集体的情动仪式，成为“我哀悼故我在”（Derrida，1995：321）的情动公众。尤其在无法企及真相之时，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承载着大量视频、图片等极易调动感官、激发情动的介质，新闻媒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对报道内容进行多次修改编辑，做出“情感化”调整，记者亦可成为公众实现情动的中介，所有因素汇聚在一起，让公共事件最终演变成以情动而非真相为主导的情动实践。

当哀悼作为一种情动占据公共事件的主导地位，对真相的探寻极易被基于“共情”、“同情”的情动洪流所淹没。值得警惕的是，当新闻媒体在灾难报道中逐渐从真相的挖掘者转变成情绪的引导者，就更难培育出具有公共意识的社会公众。黄月琴（2016）指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包含“悲情”和“英雄”叙事的“感动模式”逐渐在灾难新闻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鸡汤化”的灾难叙事掩盖了媒体新闻生产能力不足的窘境，也带来了媒体专业价值消解的困境。事实上，无论是灾难新闻中泛滥的“鸡汤化”叙事，还是东航坠机事故中备受新闻伦理争议的“侵扰悲痛”报道，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记者在日益逼仄的报道环境下所面临的新闻生产困境。这种困境下的报道又会进一步加剧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割裂，尤其在涉及逝者的报道时，曾经一度将“关注普通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命运遭际”视为骄傲传统的新闻业，如今却时常被网民冠以“消费遇难者”、“吃人血馒头”的糟糕恶名（周海燕，2015）。

由此可见，关于媒体与公共领域的理性主义观点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性（Rosas & Serrano-Puche，2018）。如果说情感视角的引入为我们理解中国“公共领域”的构成特征提供了重要路径（袁光锋，2016），那么情动媒介的视角则进一步提醒我们思考，当中国“数字公共领域”呈现出情动逻辑压倒认知逻辑的复杂图景时，一个健康的媒介环境应当如何实现。正如吴飞、杨龙梦珏（2023）所指出，数字公共领域欢迎新闻专业主义浸染下的严格报道，也欢迎充满情感的主观表达。在围绕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如何让公众既有情动宣泄的可能，又有真相探寻的希望，同时实现与媒体的良性互动，是媒介化社会变迁过程中必须直面的议题。

（张梦园 周裕琼：《情动媒介与情动公众：东航坠机事故中的线上公共哀悼研究》，2024年第8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