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前名词解释背多分系列04｜女娲补天20个前沿热词

元传播的概念是人类学家贝特森在其1951年的论文《一项关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论》中提出的，是指人们为了传播而进行的传播行为，包括对所传递符号的定义及其诠释规则的约定。

他认为，任何一种传播活动同时都在传递着由三个元素构成的信息组合：感官刺激的符号、该符号的指代和区别性指代，以及传受双方围绕该符号产生互动行为的规则。

虽然，这一概念最早用来描述人际互动关系，但是其蕴含的深意对当下网络传播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对于元传播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把握。

第一，元传播本质上是关系传播。传播的内容不再起决定作用，更有意义的是传受者之间的关系。第二，元传播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媒介发展而演进，甚至裂变。可以说，网络传播模式正在经历“元传播”转型。互联网将身体媒介、平面媒介、电讯媒介、数字媒介的属性特征共置于“网络”这一语境中。第三，元传播具有功能性向导意义。元传播是“传播的传播”，它界定着基本的规则和关系，会对传播观念具有本质性影响。

在社会总体文化中，以大众媒介影响人的方式为主要原因而构成的亚文化系统，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

媒介文化的表现形态包括塑造媒介形象、组织社会活动、形成舆论热点。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当代媒介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形态；第二，媒介文化具有很强的聚合力；第三，媒介文化就有扩展性。

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而这类控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用一个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就叫“潜网”。

经过对美国几十家报社的调查，布里德在《编辑部的社会控制》一文中描述了报社内部存在的一张十分微妙又非常强劲的控制网络。

布里德认为“潜网”存在的原因是：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维护秩序和加强凝聚力，尤其是保持价值体系的一致。

暗存在媒介组织中的这种控制网络，实际上是特定社会环境中更大范围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引申到普遍意义上的群体和组织层面，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是群体传播的主要控制机制。

也称为数字化劳动力，指的是以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数字内容生产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繁琐而又卑微，虽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却不被视为“工作”，其主要特征是模糊了“工作”与“玩耍”的界限。

“数字劳工”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沉浸在互联网世界的大量网民表面上看是在消磨时间，实则沦为了互联网企业的“免费内容”生产者。斯密塞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

并由此提出了在常人看来更加惊人的结论：“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是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其不公平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

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罗兰·巴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用以分析广告中的图像说服力，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

相应地，视觉修辞方法主要体现为面向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的修辞分析。由于视觉文本与受众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结构，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视觉修辞方法，也即视觉修辞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不同应用维度。

即非真实人类偶像，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等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包含了技术手段和运营模式两方面的表征。

在技术手段上，利用计算机图形、语音合成等手段人工制造“能说会唱”的虚拟存在；在运营模式上，仿照真实偶像进行演艺活动和开展形象运营。

从2007年诞生在日本的通过音乐合成软件制作而成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到中国版的网络虚拟偶像洛天依、言和等，这类虚拟偶像和真实客观存在的人物实体不同，也区别于小说、漫画中构建出的具有故事叙事色彩的虚拟偶像，而是一种利用数字复制技术和互联网思维建构的网络虚拟偶像。

虚拟偶像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技术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对虚拟偶像的形塑仍在进行中。作为二次元细分领域之一的“虚拟偶像”近几年在国内盛行，资本也渐渐嗅到了虚拟偶像背后年轻群体的经济利益，肯德基、光明、百雀羚纷纷与虚拟歌手“洛天依”进行商业互动，找到她代言，又进一步扩大了虚拟偶像的知晓度。

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的方式的一个比喻。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更低、效率很高的社会治理的。

这种控制形式恰如古罗马人发明的一种金字塔式的监狱：犯人被监禁在不同的牢房中，狱卒则处于最高一层牢房顶端的监视室内，他可以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们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们彼此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和传递信息的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管理者是否到位或者缺位，犯人们都假定它的存在，因而不得不接受外在控制，同时也自觉地规罚自己。在网络时代,人们参与信息的传播力度大大加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与分享者,这就大大削弱了政府掌握信息传播的局势。

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全景监狱”理论相对的“共景监狱”理论。“共景监狱”是一种微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个体由之前的“被监视者”转变为“监视者”,舆论监督的权利转变为公众所有。因此,监督主体的扩大可形成对某一对象的被监督和讨论,使这一对象成为公众议题并产生相应的公众舆论。

拉康(Jacques Lacan)的凝视理论认为，自我的完形是通过观看、通过对镜像的凝视完成的。在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不仅有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还有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

前者形成的是理想自我，后者形成的是自我理想；前者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他人形象的看，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自我的凝视，或多或少折射着他者的凝视。

美国人类学家米德所提出了“后喻文化”的概念，即一种前辈向晚辈学习的文化模式。他表示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前辈所信奉的经验，其所具备的价值在当今社会极有可能失去其以往的传承意义。

后喻文化诞生于“时间迁徙”的社会背景，年轻一代在其中具备文化层面的优势，而年长者的经验丧失了传喻的价值,文化的传喻模式通常以年轻一代向他们的长辈传递而展开，表现为文化的反哺，也就是说，其文化权威的来源指向未来，有别于前两者的过去权威与现代权威。

媒介地理学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85年英国一本文化地理学的论文集中；1992年，中国传播学者邵培仁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首先将其引入中国。研究人类与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

既研究人与自然和媒介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经验主义，也注重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方法。是新闻学、传播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但其学科渊源主要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地理学。

1925年美国人索尔出版的《景观的形态》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诞生。索尔通过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

理论由德国当代学者阿斯曼夫妇创建的。在《文化记忆》中，扬·阿斯曼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为基础，强调了记忆的“文化”维度。

所谓文化记忆就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这种记忆的是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有关过去的信息，这段过去构成了该社会或时代的集体记忆，如南京大屠杀、知青、金字塔等。文化记忆关注的通常是凝结成了可供回忆的象征物。

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可以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是仪式和节日——节日和仪式的定期重复，可以保证和巩固集体认同知识的传承，并保证文化认同的再生产。

是当前新闻学术界比较新的一个研究视角，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学术界讨论的一般是指将具身性引入传播与身体研究中的传播类型，身体成为传播媒介的一个部分。

这种类型在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早期传播基本就是靠人力在有限时空内进行，人的动作、表情、讲话等身体语言就是传播的主要形式。而且，这种具身化传播从未消失，即使是在离身传播出现并成为主流后，“市井传闻”这种形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是无法替代的。

具身性作为一种观念被系统论述，最早源自于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并集中体现在其具身的主体性。具身性首先作为一种观念介人主流传播效果研究时，将为我们理解信息流作为一种环境刺激与受众态度的变化或者强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维度。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所谓行动者，“行动者”既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参与者，如法律、技术等。

这些参与者各自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行动者利益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的过程被称为转译，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加以重新界定、安排。同时，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即任何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被看作具有能动性。

转译是指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联结起来，形成行动者网络。卡龙认为转译有五个关键，分别为：明确问题（problematis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zation）及排除异议（dissidence）。

这里的“网络”概念有别于类似互联网等技术意义上的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行动者网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而非单纯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理论。

因此，人们完全可以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诠释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生产——毫无疑问，在真相建构的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不再具有超然的地位，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也不再“另类”和“边缘”。“任何信息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对于同样的新闻事件，主流媒体报道它们认定的真相，事实核查机构查验媒体与政客所宣称的事实，社交媒体就该选择相信哪些事实进行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

信息在事实核查与社交媒体这里发生了转化，这种转化随时间的推移而更新，因而是动态的。因此，在真相建构的网络中，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都是“行动者”，与主流媒体享有平等的“转译”权利。

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是一种先进的内容创意理念，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跨媒介叙事表示这样一个过程，即一个故事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穿越于多个媒介传播渠道，如电影电视、漫画小说、游戏及网络等，系统构建出一种协作合一的娱乐体验。

在理想情况下，每一种媒介对于故事的展开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如美国《黑客帝国》系列主要情节信息由三部电影，九部动画短片，两套漫画，一系列游戏及玩具等传递给观众，这些不同的媒体平台承载的故事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观众从中获得的整体娱乐体验大于个体之和。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的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通常会受到复杂的、模糊的社会情境的影响(Salancik and Pfeffer,1978)。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各种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信息，个体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决定着随后的态度和行为。然而，个体并不是对所有的信息都进行解读，而是选择那些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或者通过挑选与自己相似的人的观点作为信息源进行解读，因为越是相似的人可能对周围的世界持有相似的看法。

总体来说，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通过对特定的社会信息进行加工和解读，进而决定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指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后来，潘忠党从人与技术相结合的层面考查环境对媒介技术的影响，将可供性的概念拓展为媒介可供性。指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与其需求或目标有关）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能力、约束范围的关系。

举例来说，抖音的点赞、评论、转发等技术功能为我们提供了与他人互动交流的“可供性”，而人们感知到这种可供性，并且利用其实现对社会议题的参与，甚至基于“趣缘”而形成传播圈层。媒介可供性主要包括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分支。

生产可供性主要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主要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移动可供性主要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媒介可供性为我们研究媒介的功能和意义提供了分析框架，是我们理解社会、技术、文化等的重要视角，它让我们得以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和媒介自身的属性出发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

该理论是保罗·莱文森伏关于媒介进化论中核心观点，他认为媒介进化中体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是满足人的渴求和幻想，媒介作为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麦克卢汉)，是由于人的自身需求产生的，又是随着技术和社会进步在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中发展演进的。

即“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第二是弥补失去的东西。因此，整个媒介进化的过程都被莱文森看成是补救的过程，广播是对报纸的补救，电视是对广播的补救，互联网则综合了对报纸、书刊、广播、电视、通信等等媒介的改进，被莱文森称为“所有补救性媒介的补救媒介”。

等到手机出现后，莱文森又认为手机是对互联网无意间所造成后果的一种补偿。该理论为媒介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一种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人类决定着媒介的进化方向；提出人类可以精化和控制媒介技术，保存和开发我们喜欢的媒介环境。

是诺顿斯登和席勒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中提出的概念。所谓信息主权，即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信息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2）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3）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信息主权同样是一个与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密切相关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主张，与拥有领土、领空、领海、资源以及社会制度的主权一样，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信息传播资源和传播制度同样应该拥有主权，这是在信息时代保障国家主权完整的重要条件。对信息主权的重视和保护，已经成了世界各国规划和建设本国信息系统的重要指导思想。

元宇宙（metaverse）：是数字技术的扩充，是超越数字技术的新一代技术。元宇宙中的元（meta）具有超越的意思，从动态维度看，元宇宙是三维到四维的超越；从表示能力看，元宇宙可从世界的部分表示逐渐扩大到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表示，直至表示宇宙中的各个部分。

因此，这种新技术称为“元宇宙”。元宇宙是建立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上的，是数字技术与XR技术相融合而产生的新技术，这一技术可以创造出具有比人类现实世界更自由及更具想象力的另一种并行世界。元宇宙是真正的三维表示。

传统技术中，图形所画的三维表示和图像化到所拍摄的三维图片、视频，最终都落实在二维平面上，是三维表示在二维表示上的投影，是一种伪三维。元宇宙中戴上头盔能将伪三维竖立起来，成为真正的三维表示。

元宇宙技术中唯一的物理设备是互联网支持下的头盔，如同传统数字技术中的电脑与手机。头盔的发展趋势是朝着小型化专用眼镜的方向发展。

又叫“莎草纸社会”，唐纳德·肖用古埃及生产的莎草纸作为新型社会的一个比喻。通常我们会把垂直议程理解为公共议题，因为其可以贯穿各个层级人群；把水平议程理解为相对个性化的议题，因此，网络议程设置并不全是传统媒体中那种统合社会大多数人的议程设置，而是由“纵向的”议程和“横向的”议程共同编织的议程“网络”。

“纸草社会”则用来形容垂直议程与水平议程的纵横交织关系，认为这种交织越紧密，社会越稳定，交织关系松散，容易造成议程失衡，影响社会进步。社会需要纵向和横向议程的交织融合，形成基于公民和政府共同利益的议程共享，有利于稳定社会结构的建构。这有助于人们寻找并归属于某些小众群体，又可以促进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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