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到就是赚到系列之「国际传播」那些名词解释！

广义指通过(个人、社会群体、商业公司、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大众媒介或人际交往进行的超越国家界限的信息传播及其过程。狭义指以国家 (政府)或社会组织为行为主体的超越国家界限的大众传播活动。国际传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将国际社会发生变动的信息，传达给本国受众的由外向内的传播;二是将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的由内向外的传播。

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为受众，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传播国家政府信息和国际新闻信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目标的涉外传播活动。对外传播具备以下四个特点：传播对象主要为国际受众；目的性明确；传播方式多样化；技术性较强。

信息主权，是诺顿斯登和席勒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中提岀的概念。即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2)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3)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

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是由于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不被目标地区的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降低的现象。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 和米卢斯(R. Mirus)在1988年发表的《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指出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是“文化折扣”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高-低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 culture vs. low context culture)又称“强-弱语境文化”。爱德华·霍尔 (EdwardT.Hall)提出。低语境文化主要依赖口头表述以及书面信息开展传播活动，即“大量信息编入了显性的代码之中”对语境的依赖最小。因此，低语境文化中的传播活动表意明确直接，标准统一，对含糊不明的包容性很低，面对冲突的时候往往采取直接和对抗的处理方式。与之相反，在高语境文化下，大部分信息是通过情境表现或心领神会，因而对非语言信息的暗示也更加敏感。高语境文化交流不是靠非语言信息表面传递，而是提供一个借此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意义的情景。

以“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 为研究对象，以“文化”(culture)和“交流 /交际/传播” (communication)为双焦点，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织、国家/地区代表在相互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关系，同时关注两个维度，其一，不同文化背景对于交流/交际/传播过程的影响；其二，交流/交际/传播介质的选择对于传播过程以及文化生态的影响。

全球传播广义指自远古以来人类跨越民族国家疆界或文明区域的传播 活动;狭义指通过全球性媒体面向全球受众的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具有多元 性的特征。

世界信息新秩序的论争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围绕建立“均衡、平等”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而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3年的《阿尔及尔宣言》到1978年的《大众传媒宣言》。这一阶段是发展中国家力量集结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78年的《大众传媒宣言》，到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书(《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发表，这是争论不断走向激化的时期;第三阶段：从美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到现在，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实际上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它涉及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论证的过程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由美国人类学学者奥伯格于1955年在分析跨文化客居者的心理过程时提出的。所谓文化休克是指客居者在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和象征时所产生的焦虑（anxiety）。这种焦虑可以在生理上反映为持续不断的身体上的疲劳感、长期的精神压力、对失去熟悉的食物和伙伴的不适、对新环境居民的反感、对自己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混乱而感到不安、对自己应付环境的无能感等等。

是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帝国》（1969）中提出的概念，他在《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一书中对这一概念再次论述。凭借文化优势，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民教育使文化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企图将这种一国的文化优势变成世界性的文化优势就是文化帝国主义。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科罗宁(ChenCronen)。1998年，科罗宁等人考察了文化在信息内涵调整中的作用，并提出信息内涵同位调整的三个目标：(1)“同位调整”寻求对以下问题的解释：我们是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与传播现象有何关联；(2)在承认文化异质的情况下，“同位调整”寻求不同文化的可比性；(3)“同位调整”寻求对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启发性评论。

传媒依附理论是发展传播理论的反命题，其核心观点是：国际传播即媒介信息的跨国传播不仅不能促进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反而会阻碍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传媒依附理论是依附理论（又称“依赖理论”、“附属理论”或“附庸理论”）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和延伸，或者说，是从大众媒介及其信息跨国界传播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交往、“沟通”的作用和效应。

在“进步主义”的现代化话语鼓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竭力主张的跨国信息“自由流通（ｆｌｏｗ，ｆｌｕｘ）”和“自由循环”带来的却是世界传播格局和态势日益加剧的不均衡、不对等，它并没有弥合和消除第三世界同西方世界的二元对立，反而强化了这种二元对立，扩大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其明显的表征是，国际信息垄断日益深化和世界文化生产模式日益单一化。正如美国传播政沟”治经济学者赫伯特·席勒所反思的，信息自由流通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荒诞的神话”。

是对法国著名的信息传播学者、左翼批判理论家阿芒·马特拉关于世界传播思想的一种理论指称。传播世界化理论是相对于以一体化或所谓“全球村”为旨归的传播全球化理论而言的。该理论与同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其他大多数理论形态（如传媒依附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都属于传播学的批判理论，都反对跨国性、全球性的文化“霸权”和西方世界的文化主导权，都主张世界不同文化／文明背景的民族国家在信息传播上的共同参与性，而且其理论工具结构都归属于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概念框架。

是公共领域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和扩展，同时是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跨国公共领域理论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传播全球化背景下关于跨国性市民社会的探讨，而最终成型于新近全球传播语境下跨国性公共领域的主题化研究。跨国公共领域理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最新理论形态。作为跨国公共领域理论的母体和雏形，公共领域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的末代传人——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一种批判理论形态。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并阐发了公共领域理论。